邱震海:日本的亚洲观和历史观

  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无疑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按照日方的解释,中日政治关系由于历史问题而恶化,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领导人发动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此凝聚民心和舒缓国内政治压力,而日本则正好成为活靶,被中国民众当作“出气阀”。这一问题以1998年11月江澤民访日时坚持要日方正式就战争问题道歉达到顶峰。日方的解读是,江澤民每到一地必谈历史问题,国民对中国的印象以此为分水岭,前后出现巨大反差。但在中国官方看来,近年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全面右滑,尤其是首相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则是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主要根源。以中方的眼光来看,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清理不彻底,以致右翼思想和势力故态复萌,并有不断加剧之势。双方各执一词,令人莫衷一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这是了解日本神社,尤其是靖国神社至今不衰的基础;日本近年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二、如何评估日本社会的右滑以及日本社会的自我掌控机制?三、中日分歧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

  生死观的灰色区域

  在观察今天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时,必须十分小心地区分几个层面的概念:一、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这是了解靖国神社至今不衰的基础;二、日本的亚洲观,这是了解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依据和今天对这场战争认识的基础;三、战后日本体制的延续和冷战框架;四、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演变。首先,在生死观方面,日本神道强调人不管生前做过什么,一旦死亡便化神而须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神社在日本经久不衰有其文化土壤。问题是:第一,祭奠死者亡灵的同时,必须同时承认死者参与或发动的战争是一场错误乃至罪恶的侵略战争,这是检验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足够道德勇气和思想成熟度的重要标志,而恰恰是这一点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被相当程度地淡化甚至掩盖了;第二,靖国神社资料馆对战争历史的解释和对当年日本军人精神的赞美,以及由此而营造的其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氛围,让人感到日本严重混淆了文化生死观和战争责任的界限;第三,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公开承认是以首相身份,无疑是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出鲜明的政治信号,而小泉所谓“以参拜靖国神社显示日本不再战的决心”的解释,则是一种让邻国十分费解的逻辑。事实上,在笔者接触的日本政府官员、智囊、学者和媒体人士中,几乎没有人赞同小泉的做法,但出于种种原因又都无法完全解释小泉这一做法的深层心理动机和社会根源。

  亚洲观的尴尬之处

  其次,在日本的亚洲观方面,自明治维新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之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便处于十分微妙的状态,其中有日本作为亚洲发达国家对抗西方白人统治的心理因素;当年的军国主义正是利用国民的这一心理因素发动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所谓“东亚解放战争”,而今天的许多日本国民也正因这层心理因素而无法直面当年侵略战争的本质,尤其是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在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心目中,二战后期打败日本的是美国,而非亚洲邻国;而正因日美太平洋战争的强国之战的性质,尤其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在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心目中,战争就是战争,是强国之间的争夺,无所谓对错之分。即便如广岛原子弹纪念馆这样的历史反省之地,也只是将意义局限于反核之上,而没有挖掘反战,尤其是反思不再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更深的含义。如果了解许多日本人心目中对当年不同战线的划分,那便更可以理解今天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当年的战线可分为日美战场、日苏战场、日中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在日美战场和日苏战场上,日本是牺牲者。

  两个思想障碍

  在日中战场,日本虽然陷于泥淖,但实际却无所作为;而在东南亚战场,由于战后日本被俘官兵参加了当地的独立战争,因此还间接为东南亚的独立作出了贡献。在这样的解读下,日本败于美国的意念被强化了,而同时被强化的还有太平洋战争作为强国之战的性质;而日本对亚洲弱国(包括中国)的侵略则被淡化了。如果从更深的角度去挖掘,就会发现日本国民的自我认同是十分微妙和尴尬的:由于长期“脱亚入欧”策略的实施,尤其是战后日本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因此日本国民在内心深处很难完全认同自己是亚洲人;然而从血统和人种的角度,他们又难以完全为西方社会接纳。今日日本在全民族的思想梳理过程中,遇到两个结构性的障碍:一是处理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神道、武士等元素的关系;二是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前者关系到日本如何处理自身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及如何面对自身错误;后者则不但涉及日本与邻国的战争历史和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更涉及以后日本在亚洲的地位。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作者: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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