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隐士:死尸的沉重:他们为什么这样麻木不仁?

  一,三则相似的故事。

  故事一:山间公路上三名持枪歹徙盯上漂亮的女司机,强迫中巴停下,要带女司机下车去玩玩。女司机情急呼救,全车乘客噤若寒蝉。只有一中年瘦弱男子应声奋起,却被打伤在地。男子气极,奋起大呼全车人制止暴行,却无人响应,任凭女司机被拖至山林草丛。半个时辰后,三歹徒与衣衫不整的女司机归来。车又将行,女司机要被打伤流血的瘦弱男子下车。男子不肯下车,僵持起来。这时,满车刚才还对暴行熟视无睹的乘客们.却如刚刚睡醒一般,齐心协力地劝那男子下车:你快下去吧,我们还有事呢,耽搁不起!有几位力大的乘客甚至想上前拖这中年男子下车,三个歹徒咧着嘴得意地笑了。那男子的行李从车窗扔出,他随后被推搡而下。汽车又平稳地行驶在山路上,车快到山顶,拐过弯去就要下山了。车左侧是劈山开的路,右侧是百丈悬崖。汽车悄悄地加速了,歹徒企图扑上去抢方向盘,汽车却像离弦的箭向悬崖冲去……

  可以想象得到,受辱之后的女司机心中悲愤的程度,那种悲壮的结局,完全可以说明问题。很显然,她是一个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眼前的打击超过了她最大的心理承受力,歹徒的怪笑,乘客的麻木,都令她心如刀绞。于是,她选择了报复。并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生尊严的诠释。唯一保全生命的,便是那位仗义执言的人。当初,那些麻木的人所谓的麻木,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那些歹徒手拿着刀;而那位中年男子却没有这样狭隘的心理,于是他挺身而出。想保全生命的,却丧失了生命,仗义执言的人却保全了生命。这样的结局恰好揭示了一个人生的悖论。在现在这种人欲横行,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年代,她的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捍卫人生的尊严足以令人振聋发聩。在这里所有的溢美之词都显得苍白无力。

  故事二:在一列列车上,几个小偷正在掏旅客们的钱包,一只手伸进了一个年轻的姑娘的腰包,对面一个小伙子愤怒地喊了一句,那小偷中止了偷窃,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向小伙子走了过来。这时,几个乘警走了过来,询问情况。那小伙子指指刚偷窃的人又指指被偷的姑娘,说:“他偷她的钱包。”警察问那姑娘:“是这么回事吗?”没想到那姑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没有,没有!”警察又问了周围的人,人们都说没看见。于是,警察走了。在一个站点,那伙人把小伙子从车上拽了下来,拽到一个无人之地揍了个半死。事后,这个小伙子就疯了,每当看到列车的时候,就往车上扔石子,说:“火车上没好人!”围观的人大笑不止。

  这是我几天前在跟一位朋友闲聊时听到的。这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在这种团伙犯罪面前人们本能的恐惧,偏偏有那样一个小伙子站了出来。在乘警询问情况的时候,甚至连受害人也没有勇气向警察说明真相。最令我生气的是,那些乘警竟然那么不负责任,令人纳罕,令人感到那些乘警其实是在包庇纵容那些罪犯。小伙子被强行了下车,打了个半死,最后疯了,不知道那位姑娘知不知道他的结局,如果知道,不知她作何感想。

  故事三:三年前的初秋,在宽阔的公路上,一辆精美的小货车正在飞驰。那是一个生意非常火的老板的车,开车的就是老板本人。这时一辆大货车疾驰而来,与他的车几乎迎面开来。他迅速转着方向盘,不小心连车带人一起翻到了路边的沟里。那里正蕴藏着一沟污水。那车到了沟里,车头已被淹没了大半。他拼命呼救,过路的大车司机一看不好,一加油门疾驰而去了。这时围过来一大群人,却无一个前来相助。那老板只一个头露出水面,那车还在继续下滑。这时,另一辆车停在路边。司机飞出了驾驶仓,一个箭步跳到水中,用一双肩膀顶住了正在下滑的车。他一边吩咐给老板的家人打电话,一边要一位小青年个扳子拿来,用板子几下子把车上的玻璃,连带着驾驶仓,统统砸得稀八烂。众人一道把车厢里的老板和顶着车头的他拽了出来。没想到,一上岸,那老板便翻一直未放手的公文包,又在他那粘满污泥的口袋里翻个不停。然后,冷冷地望着救他的人说:“我的三万块钱不见了。”直到他妻子说在她那里才算了事,然后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说,便扬长而去。

  这则故事反映了现实中人们麻木背后的深层原因,人们往往担心好心没好报。很多被撞伤的人反诬赖救他的司机是肇事者,跟这则故事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有这种担忧,人们总是避之唯恐不及。像这则故事中被救者所表现出的冷漠令人从骨子里感到寒冷,跟反遭诬赖的相比,这个救人者还是幸运的。这似乎告诉人们,在道德普遍低下的中国人受害的时候,本来就应该采取冷漠的态度。

  二,我对这种麻木的一点看法。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国人的麻木这个话题,谈论的时候表情不一。有的很气愤,总是忘不了骂上几句:“这世道!”其语气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接着大谈中国应如何如何,其语气就像救世主一般,但只是限于发发牢骚而已。有的则表现得很平静,好像这种事再自然不过了,他们对那些看到这种事气愤不已的人很蔑视,好像在说,你们太没见识了,为别人的事犯得着吗?如果为这种事生气,还不把人气死。有的则带着玩世不恭,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来看到这种事。他们从不论从心里还是在言行上都抱着一种唯恐世界不乱的态度。更多的人尽管看不惯这种事,心里却很平静,平静中蕴含着无可奈何。一位名为夕阳西照的朋友说:“世间万物,早有定律,世间万物万种事,都有他们的生存规律。作为渺小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对于天下间一切值得怜惜的事,我只能合起双掌,祈祷这一切变得完美。”从他的话里,看出一种无可奈何。这些态度在第一则故事的红袖网上的跟贴中有着很清楚的表现。这种态度多多少少有些普遍性。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毕竟这种事看得太多了,而且人们的心里也很不一致。

  看到这些真实的故事,我的心里很悲哀。尽管我不愿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却同夕阳西照网友一样感到无恶奈何,也不感到意外。的确,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司空见惯了。对于这种被鲁迅先生痛斥不已的麻木,以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麻木,我更倾向于反思自己。反思以后,我对自己很是不满,因为我也是软弱的。我想得更多的是,尽管我有一定的正义感,如果真坐到那个车上,亲眼目睹这件事的始末,我会不会站出来?现在我可以说我能,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在场,只是假设。但如果真的在场呢?我想我十有八九会跟一般人一样什么也不敢说。我在这里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其他时候也总是发表一些颇有些正气凛然的言辞,但真正到了那个紧要场合,却又往往会一言不发,这就是我,也是一般中国人的行事哲学。这样我的这篇文章,以及所有看似正义凛然的言辞,都因为虚假被蒙上了一层很不漂亮的颜色。想起那位敢说话的中年男子,我自愧不如。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们总是会这样想,不干我事,全车人都明哲保身,干嘛我一个人站出来,即便站出来,即使正义感较强的人,也因为感到于事无补而缄口。就像前两个故事中的勇士,不但没有制止住暴行,却被歹徒打了个半死。因此,人们在感慨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后,往往会转到另一个话题中,那就是出门在外,千万不要多管闲事。每一次出门,亲友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惹事,一定要平安回来。因此,我真的不知道该谴责谁,是谴责那几个匪徒的恶行?还是谴责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旅客?我觉得这些话全然不能说。我不愿意说些无关紧要的谴责的话,因为于事无补,非但于事无补,单纯的谴责简直是火上浇油……

  故事三是我听到的最早的,看完这个故事,我总是想,我应该谴责谁?我应该谴责那个老板吗?这样的事并非谴责一下就能了事的,更何况我并不是地府的判官,没有资格评判人的善恶。我应该为那个司机感到不公吗?好心好行为得不到好报的事简直数不胜数,我又该替谁打抱不平?更何况我并不是姜太公,无法因为他的美德封之为神。那么,我应该谴责众人吗?众人的冷漠确实可叹,但的确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我不是孙悟空,无法知道众人心中的小算盘。我的意思是说,谴责应该是站在理性的高度来进行的,没有这种高度,所谓的谴责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宣泄,没有任何益处。

  我想,是先有了这种世界观,才有了那种不敢站出来的行为,所以我不愿意简单地去谴责那些麻木的人们。从道理上讲,人们有愚昧的权利,这是其一。其二,公检法有法不执,他们对这些案件打击不力,而且有时还包庇纵容。其三,改革开放引进了科学,也引进了外来的人文文化,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而且各种文化并存,我们没有一个主流文化。这就使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其辞。这种混乱的局面对于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刑事案件增多便是其一。既然这样,我们又怎能责怪人们不敢仗义执言呢?

  与面对歹徒不敢直言相比较,另一种愚昧在于对苦难的健忘。例如南京大屠殺刚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便忘记了。即便谈起来,也不会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而是在茶余饭后,异常轻松地谈论。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可悲的。而对自己个人的一点仇恨便记忆终身,丝毫不能容忍。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早已深入了骨髓,对国难的健忘与漠不关心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深恶痛绝。那个直接刺激鲁迅,并令他弃医从文,以求医治国人灵魂的录像片真是发人深省。在一个中国人被处决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竟然那样平静地围观。在《傻子聪明人与奴才》中,那个奴才抱怨没有自由没有光明,聪明人总是报以廉价的同情,使奴才大为感动,而傻子却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救助方法,他在墙壁上凿出了一个洞。这一下奴才不再抱怨了,他大声喊主人,把傻子痛打了一顿,并邀功似地说,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其主旨和《药》几乎是一致的,反映了中国人的麻木。更深层的而且更广泛愚昧表现在阿Q 式的精神胜利法。现在有好多人,一提到别人的缺点便振振有词,好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非要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解恨。却从来不反思自己,如果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会怎样?现在很有一些人,动不动就骂鲁迅一回。其实这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

  三,国人麻木的历史原因是反复的社会动乱与残酷的杀戮。

  这种愚昧的世界观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难说清楚。简单说来,我想是五千年的专制统治,以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造成的。频繁的战争,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腐朽的官僚体制教育人们要做一个缩头乌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是一般的行事哲学,也是所谓麻木的深层原因。这种哲学的对与错暂且不论,单看形成这种哲学的原因就让我无法谴责他们。千百年来,他们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就像一株小梅,在缺少水和肥的贫瘠土壤中生长,势必不会长出茁壮的样子,而长成龚自珍所说的病梅。在旧中国,一般贫民老百姓根本受不起教育,而且从心底里他们也不希望儿女接受教育。在他们看来,读书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认为,尽管那些读书人有时八面威风,说不定下场还不如一个老百姓呢。的确,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梅毅在他的历史小说《隐蔽的历史》中谈及北魏末年尔朱荣欲称帝,怕北魏旧臣不服,有人劝他全部剿灭,他笑了笑,答应了,于是“他请庄帝循河西至河阴,引导百官于行宫西北,告之大家说要祭天,不能请假。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捡个高台四处望,立马于上,大声叱责说:‘天下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能辅弼造成。而且朝臣贪虐,个个该杀!’言毕,纵兵大杀。(死难朝臣人数极多,据《北史》、《魏书》记载有一千三百多人,《资治通鉴》记载有两千多,反正是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居丧在家的黄门郎王遵业兄弟,不分良奸,全部刀劈斧砍,杀个精光。)尔朱荣又让军士鼓噪:‘元氏既灭,尔朱氏兴!’”方孝孺没有给推翻他的侄子而登基的明成祖写改朝书,结果被灭十族,除了所有的亲戚之外,还包括了他的朋友和老师。这个故事相当惨烈。这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滥杀无辜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也直接孕育了愚昧的土壤。

  中国文史学家钱理群先生在《说“食人”——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一》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周作人对中国的食人现象的考察,另有自己的角度。他指出,中国人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满清是杀革命党,洪宪是杀民党,现在杀共产党,不管是非曲直,总是杀得很起劲。最奇怪的是,知识階級的吴稚晖等居然担当起‘杀人’运动的始作俑者。把杀人当作目的的现象,除了中国人嗜杀之说无别可解释。而不珍惜人的生命,尽量满足贪淫、残酷的本性,这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至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深。”试想,在这样嗜杀成性的国度里生活的人,又怎么不噤若寒蝉,谨小慎微?小老百姓又怎么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当然要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比黑暗,以及由于知识和学问被肆意凌辱所形成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想。

  四,反省与信仰通向精神觉醒。

  对这种麻木,与谴责相比,我更倾向于自我反省,反省自己身上是否存在这种软弱和麻木,并寻找造成这这种麻木的历史的现实的深层原因。要像鲁迅先生那样,从理性的高度来反思这种愚昧,并且要首先反思自己身上的愚昧,反思自己身上不健康的东西。而文人们总是带着谩骂的口气来进行所谓的谴责,自己身上还那样黑呢,反而骂别人黑,人们应该多一点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从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要首先想到自己能否做到。

  人到中年以后,我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了。那种被一件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情景,似乎早已随着青春的逝去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心灵老化的征兆吗?我有这个顾虑。这种冷漠其实也是一种愚昧。我现在这样说自己,是因为我在反省,每一天都在反省。反省,不是单纯的自己的认识,更有一种赎罪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情怀,一是圣人情怀,二是流氓情怀。圣人情怀是一种救世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而流氓却恰恰相反,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这种情怀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甚至生命之上,除了表现在歹徒身上的流氓情怀之外,漠不关心与麻木不仁是流氓情怀的另一种表现,又极容易唤醒暴徒性的流氓情怀,也极容易为虎作伥。从未反省过的人们,无法明白自己身上的这两种情怀,总是被自己身上的那种流氓性牵着鼻子走。只有反省,才能认识并遏制这种流氓性。

  对我来讲,反省使我认识到这种冷漠的其实也是一种流氓性,并努力寻找令人感动的人和事。难道在现实中真的再也没有令人感动的事了吗?不然!因此我在盼望着,盼望着春雨尽快催开沉睡的种子,让我那沉寂的老化的心灵再次感受一下被感动的滋味。孔子曰:“十室之内,必有仁者。”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看起来,还是应该找一些感人的事,以挽救我日渐冷漠的心。

  于仲达先生把麻木归结于没有信仰,并且同中国文学疲软的现状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国文学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根基,这已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同。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他呼吁要用信仰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经济建设。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十分重视对自我灵魂的思考,他说过,在日本,一些没有做成什么事业的历史学家、文学研究家和掌握了国家艺术机关的作家,晚年常常发表一些忧国言论。他认为,与其发表一些有过言论,不如反省一下自己的灵魂。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无争。”这是不是导致愚昧的根源?我想不是,老子是最明白人的本性的。鲁迅先生曾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情怀来看到中国人的奴性,不过我倒以为,奴才并非不知道反抗,只知道当奴才,他此时甘当奴才,是因为这时的奴才没有势力,只能当奴才,一旦他有了势力,他会反过了把以前的主人骑在屁股底下,或者把原来主人的全家全部杀光。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前面故事中的歹徒属于穷凶极恶的那种,或许他以前也是一个奴才。这说明,奴才和暴徒只有一步之遥,这是一种流氓性,是另一种愚昧。因此,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讲,与其说让全民争,倒不如让全民不争,《圣经》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创世纪》中,耶和华说,要传扬神的名,不要传扬你们的名。而且对企图造塔以传扬己名的外邦人进行了惩罚,并摧毁了他们的塔。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十八世纪,那时中国的伞刚刚传到欧洲,而英国人却拒绝使用,原因是他们认为,雨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是一种淳朴。有了这种纯朴,上帝的道就能发扬光大。孔子多年的奔波就是为了找回这种纯朴,杜甫也说要“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纯”。其实,这种纯朴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样的。老子的“不尚贤,使民无争。”也是出于同一种思想。这种不争正是针对于人性中的流氓性来说的,而纯朴与愚昧是看似相似却实质上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在我看来,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推动历史发展,倒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性的大展示,有人说,在旧中国,一旦知识分子同农民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巨大的反社会的力量。南怀瑾先生认为,这里的农民其实是半农民,在中国真正的农民,永远是纯朴的,只有那些半农民,才是社会最大的隐患。我很赞同。中国农民确实是很纯朴的,在街坊四邻,他们往往互相帮助,毫无私心。但这是一种愚昧色彩很浓的淳朴,同英国人那种不可同日而语。这种高层次的淳朴,只有通过反思(西方人所言的忏悔和救赎其实是一种反省)以及信仰才能达到。

  鲁迅先生说得好:“一个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同样把对民族的耻辱忘得一干二净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我非常希望政府把南京大屠殺开始的这一天定为国难日,每到这一天举国默哀三分钟。这更是一种反省,是全民族的反省。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愚昧源于反复的社会动乱与残酷的杀戮,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充满刀光血影的场面的确令人心寒,一方面令小民内心长生畏惧,从而把视线退缩到茅屋中去,从此越来越麻木,另一方面孕育了太多的政治流氓在中国舞台上张牙舞爪,这两者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至于这种社会动乱与残酷的杀戮的更深层原因,我想同中国的地域,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人思维习惯有直接关系。这个话题待以后再加以研究。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信仰可以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重建有决定性的作用,先让一部分人文明起来,这也是理智之举,但具体实施相当难。然而知识分子尽管有他们的缺陷,相对来讲,知识分子还是有信仰的,当然我说的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关键是他们起不到自己的作用,这要归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麻木,想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文明现状,非要全民全都文明起来才行。想要这样,难哪!只能一点一点地改变。除了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发展教育,改变人口素质;加强信仰建设,增强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意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旧中国的那种残酷的局面,让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要从社会上以及人们的内心深处造成一种和谐的氛围和心态。这大概就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礼,也是治疗愚昧症最好的社会途径。

  作者:山中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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