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节选)

            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

  本世纪30年代美国《华盛顿周刊》的一位著名评论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是国会议员、金融家或将军,甚至你是美国总统,只要你到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去走一趟,认识了那里的农民,那么你将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者和信徒。

  这位评论家并没有危言耸听。30年代后期曾由一批西欧及北美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去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几乎全部皈依了马克思创立的宗教,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犯过一系列错误,但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它的贫困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包藏起来,不使外界一窥庐山真面目。这或许出于中国人传统的家丑不外扬的虚伪,或许出于共产党之报喜不报忧的浮夸自尊,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是中国共产党丧失了获得国际同情、理解和援助的机会。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苦衷。

  一、 农民决定了中国现代政党的成败

  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专家们仍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何以能够统领那支孤立无援的弱小的共产党队伍打败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蒋介石领导的执政的国民党?

  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去分析,蒋和国民党都要强大得多,根本没有失败的必然性依据。首先,蒋是正统的国家元首,在宗法意识浓烈的中国他获得了国民的普遍尊敬和承认,而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土匪”的同义语;其次,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博士是以近代资本主义色彩强烈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宗旨,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性的角度分析,三民主义远比空洞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切合实际;再次,蒋及国民党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共产党却完全孤立无援。最后,这两个党的物质打击力量相差得如此悬殊,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场漂亮的决斗的对手。以蒋为统帅的国家正规军曾达到过800万人的规模,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最庞大的一支国防军。它的共产党对手人数要少得多,且装备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

  自1945年秋季在蒋的统领下国共两党联合打败日本人的入侵以后,两党和两支军队就拉开架势在东亚这块辽阔的大陆上展开了一场争夺全国政权的激战。结果是尽人皆知的,仅仅三年实践,蒋先生就彻底被打败了。他后来待着他的残余军队逃到了台湾岛。

  这个结局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元帅在内的所有政治领袖们都目瞪口呆,但是,凡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奇迹或神话已经上演过多次了。相比较而言,350年前的李自成将军在军事上的成功甚至比共产党的胜利更显得辉煌。这位将军率领中国西北部的一支流寇骑兵部队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推翻了有250年统治历史的明王朝。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这些愚昧、盲目、破坏力极强的农民大军一旦被组织起来与政权对抗,这个政权事实上就已经垮台了,根本没有任何挽回余地。面对流民的组织工作竟是这样简易有效,一个谣言就可以使他们深信不疑,只要竖起一根竹竿就能拉起一长串队伍(指“揭竿而起”这句成语——译者注)

  那么,现代政权或政党的命运仍取决于农民吗?

  奇迹往往能够突出地暴露出本质上的秘密。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农民的支持与参与。

  共产党的理论家经常掩盖这一事实。它们把胜利归结于共产主义的战无不胜,认为共产主义一旦被从苏联引入到中国以后,取得全国政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

  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谣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却一直对这种浅薄的认识加以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他经常用“教条”这个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代指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并对这些教条进行了最严厉的攻击。他甚至说教条是些狗粪不如的东西。“狗粪可以肥田,人的大便可以养狗。但是教条呢?它们既不能用来肥田,也不能用来养狗。

  它们有什么用处?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一向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一结论看来大有疑问。毛泽东在他多病的晚年揭示了取胜的真正秘密。他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因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知识是由这两位教授启蒙并给他以最初影响的。他们是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

  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说,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和不可克服性,社会革命必然到来。人类必然走上社會主義和共产主义道路。因此,城市是斗争的中心,工人階級是主力军。

  李大钊教授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远不那么虔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德和冲动的结合物,而在中国建立社會主義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又是农民。因此,只有完成农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不同观点是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两个思想认识源头。相比之下,李大钊教授的影响要小得多,中共早期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是陈独秀思想的追随者。周恩来即始终致力于城市武装暴动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一生中都没有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当他被蒋的军队赶到山上落草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了李大钊的一件更有现实意义。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正确性是经过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考验以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并因此而成为党的领袖。以后,毛的路线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条路线也把这个党从山沟里带入城市,取得了全国政权。毛不无得意地教导他的同僚们说:“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正确路线,就是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倾全力发动农民支持他的党。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组成统一战线抗击日军。这时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但是毛泽东仍然敢于冒统一战线被瓦解的风险而发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开展“减租、减息”活动。毛说,不这样做,农民就无法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

  1947年秋天,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争取农民的工作中下了一步致胜的棋,他号召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并称这些夺来的土地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要从你们手中把胜利果实夺回去,你们怎么办呢?他问农民。

  农民的回答是:拿起枪支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战场。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那个被共产党击败了的前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公正地说,国民党人及其领袖虽然并非廉政纯洁无可指责,但远不是如共产党所描绘的是一群政治上的庸人、军事上的低能者和卖官鬻爵的贪污犯。当年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和蒋介是网罗了去,毛泽东曾为此称羡不已。

  事实上,当蒋被共产党击败逃到台湾岛上去以后,他及其国民党同僚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毫不逊色于中共的成就。其经济成长方面的成绩使它已摆脱了欠发达状态,成为新兴的工业社会。目前,这个岛屿的国际贸易总量几乎与整个大陆地区相等,而外汇及黄金储备总额在近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的前两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大陆进行的经济革命几乎完全以台湾的发展模式为蓝本,而台湾的资金和管理技术亦开始回流大陆。

  但是,台湾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当蒋氏父子桃向这座海岛的同时,他们也把几亿贫困农民这个大包袱甩给了刚刚夺取了政权的中共。没有这一次摆脱,绝对不会有什么经济成就。事实上,国民党以军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形式把几十万农民带到了台湾,而他在一次表现出对农民的无能,这几十万退伍官兵以后一再给当局制造了许多麻烦,至今仍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负担。

  败亡竟成了命运的转机。从此,中共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跋涉并一再重复性地犯错误;而国民党迅速滑向死亡的势头却神奇地停止了。

  几亿农民这个巨大人群群落的存在,使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决斗中一开始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国共两党激烈斗争发生在1927——1949这22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工业生产上处于原始蒙昧状态而在社会性质上仍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

  农民与土地主两大階級由于利益相互冲突而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由土地主階級脱胎而出的官吏、工厂主和知识分子集团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又控制着思想文化阵地。而政党、政权和军队的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几乎全部由土地主階級的成员所组成(中共在早期阶段亦如此)。国民党在与旧军阀的争斗中是相当自由的,它可以既支持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又支持由地主、工厂主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城市上层社会集团维护秩序的要求。而一旦它夺取全国政权(讨伐军阀武装成功)从而成为执政党以后,它立即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绝无可能似是而非绝不可能保持模糊中立的选择:支持农民反对地主,或是支持地主镇压农民。

  也就是说,国民党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敌人。问题在于究竟选择谁?

  这种选择是既严峻又十分艰难的。安抚农民争取农民的支持,势必要逼迫地主和城市利益集团让利从而造成整个社会上层势力的反叛;支持地主階級和城市利益集团也就会势必逼反农民(中国成语:逼上梁山,即把农民逼成反社会的强盗。毛泽东后来在他的临时首都延安城内极为欣赏一部以“逼上梁山”为名的中国歌剧,他后娶的妻子江青女士就是这出歌剧的女主角出演者)。

  蒋在任北伐军总司令进行讨伐北方军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而且亲眼见到了农民力量的巨大和难以约束。当他在城市上层社会势力和外国资本利益集团的压迫下最终选定把枪口指向农民时,他不仅要经受胆量的考验而且肯定也遭受了道德上的折磨。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不可能走一条调和矛盾的中间道路,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初建时调和階級冲突以取得社会稳定。由大量证据证明蒋曾试图这样做,但30年代的中国已无可能重演历史,现代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已经流入,民主階級正在生成,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共产党的公开存在。

  1927年蒋曾试图以袭击方式将共产党彻底杀绝, 从而为自己从容地治理(或调和)这个破碎的社会创造条件。但是从结果来看,蒋选择的这种方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做不仅把共产党逼近了农民的怀抱,使它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为几亿农民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组织者。走投无路的共产党和同样无出路并急于翻身的中国农民一拍即合,迅速汇成一股足以能够推翻旧有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体性力量。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农民党。国共两党对抗,两个庞大军事集团的超大规模的决战,实质上是农民与地主階級及城市上层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和地主都不是胜利者,因为从以后的结果看,农民并没有从胜利中得到除土地以外的任何好处,而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即以“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名义被新的地主——国家收回了。唯一的胜利者是共产党,真正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是中国的工业建设。这种结果标志着传统的农民与地主的战争由于共产党的参与而具有了现代(资本主义?)性质。

  中共的选择农民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这种联姻一经确立以后他就未再产生大的动摇,直到最终拿到胜利果实。其他階級的成员主要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大量吸收进共产党的队伍并且成为了其中的骨干力量,但这并没有影响党的农民立场和路线。因为这些入伙者必须接受转变立场的教育和洗脑,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必须“把屁股坐到农民的一边去”以后才会受到信任。

  选择农民作为依靠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就是毛所说的正确路线,而对农民进行教育、约束他们的盲目性以及用软的手段瓦解地主的抵抗,这些可以称为“政策和策略”。毛的路线和政策也曾受到过他的同僚们的严重挑战。在中共党史中分别把这种挑战称为“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来说,相地主妥协的右倾路线固然不能容忍,而脱离农民和鄙弃农民的左倾倾向却是更加可恶的,因为这样做“会断送了革命”。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的厌恶,对周恩来的戒备,恐怕都与这些党的领袖主要搞城市工人运动的经历与倾向有关。在毛泽东辞世以后,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毛的错误是左倾,相信他是极左的策动者,这在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学者中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毛泽东从没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克思列宁的教条行事,从没有脱离农民去城市搞工人階級的游行和暴动,这使他挽救了中共并且把这个党引向了成功。

  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农民是决定一切的。那么,当中共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农民还是决定一切的吗?当鄧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和开放的新国策以后,农民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吗?

  二、 中共面临的选择:放弃农民吗?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不仅它自己也处在了农民与其他階級和集团利益冲突的火山口上,而且从自身成功的经验中它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强大与可怕。

  更严重的是,当中共开始进行社會主義方式的工业建设和改造以后,社会很现实地产生出一对新的矛盾,城市工人(也包括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党政军干部)与农民的利益冲突。

  对于旧的矛盾,中共在成为执政党的第一年就以瓜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但是对于工农这一对新矛盾却无法用简单办法解决。由于现代工业生产与手工畜力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劳动效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新中国这个工人农民的家庭中工人与农民两兄弟之间必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如此,当一块蛋糕由两兄弟分吃时,你多吃一口就是对我的剥夺。

  作为家长的中共此时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安抚农民将放慢甚至放弃工业建设,而没有工业建设这个国家将没有进步;加快工业建设就必须剥夺农民。

  中共愿意把农民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去吗?

  值得称道的是,中共高层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暂时放弃农民而在全国发展工业生产。(也有个别例外,如以立场顽固著称的彭德怀元帅因为为农民“请命”而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对抗,被解职。非常奇怪的是,目前中共的理论家们在重新评断这次争吵的是非曲直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毛泽东进行非难和职责,而替彭德怀元帅鸣不平。这是不公正的,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何尝不愿意为农民多争一杯羹?如果有对农民过分剥夺的过失而应受到指责,也应辨清最本质的“路线”是。)中共的这种选择是既痛苦又充满风险的,但又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在以后的20多年里,中共以政权的力量勒紧了农民的肚皮而在国门被紧密封锁的困难处境下独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事过之后我们可以做这种设想,假如中共党史做出相反的选择,那么它的工业化道路将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再转而手工作坊再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中国农民经过两千多年的积聚又办起了几个工厂呢?一个没有工业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觊觎下能够完整的生存吗?

  从理论上说,中共从农民立场转向工业立场,是对农业社會主義的放弃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因为又不得不时时顾及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心怀不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坚硬教条修正自己,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典型。但是,在剥夺民族资本使却做得既典型又漂亮,在敲锣打鼓声中就把小鱼小虾般的工厂主们剥得干干净净。

  国家集权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点,但是也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在国家肌体上留下了深深创痛、累累伤痕和种种極權主义弊端;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受到极大的损伤。这个穷汉还没有学会使用刀叉,饿极了时他的就餐姿态很不优雅。

  但是,历史将记述下这个事实:在中共不优雅或相当粗暴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对付农民?

  三、 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方案:禁锢与解放。

  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对付或治理对社会整体秩序构成破坏、冲击或威胁的人群群落时,无非是采取这两种办法,或限制它在一个范围内活动,或彻底消灭它的特性,使它不再成为威胁。这两种方案当然以后一种更为理想,但由于受条件所限你根本无法同化它,于是只能采取禁锢的办法。由此可见这两种方案本身并无积极与否的区别。美国的欧洲移民们曾将他们的黑奴禁锢了一百多年,《解放黑奴法案》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同化,至今仍在不断发生种族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农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

  同化的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因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为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位置。在这一时期内,任何试图同化的举措都将以整个社会的倒退为代价。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一千几百万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使毛泽东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其结果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进程的中断。80年代以后的农民进城的浪潮所造成的社会道德和秩序问题也是极为严重的,已经对社会造成了许多现实的麻烦与威胁。

  毛泽东的方案: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

  毛泽东的农民治理方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辩证体系。

  这里面既有田园诗般的幻想又有共产主义的空想;既有充满温情的教育和诱导又有严厉冷酷的管制与强迫措施;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硬性原则又有历史遗留的大量统治经验。如此丰富的内容被包罗在一个体系中,不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天才和创造性(我的学生们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是常常被毛的天才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中的一半人愿意接受毛是个神而不是常人这种说法),而且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6亿(以后发展为8亿)贫困而缺乏教育又富造反传统的中国农民竟驯顺地被禁锢在土地上达30年之久,终于为中国的工业建设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㈠合作化运动

  中共自建国伊始即开始在农村开展合作生产的试验,以后便以行政权力(几乎是暴力)强行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改造,直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最终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全部收缴集中以后才告一段落。但从此以后,农业生产合作化或称人民公社化被写入宪法,成为任何人不许擅动的一个铁的原则。

  最初的合作化设想应该是善意的。农民分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后,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还会出现两极分化,共产党绝不远在自己手里又制造出一个新的地主階級。

  而且合作化有利于推广良种和使用新技术,有利于农田基础建设,因此可以说这种设计带有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主观善良动机。

  但是在以后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使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设计发生了预料之外的偏移,转而成为对农民治理的一种最现成的借用模式。

  一是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毛泽东似乎是被他的热情的下属们的工作热情所迷惑,迅速堕入一种奇迹即将发生的神奇预感中。它将中国比作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一旦爆炸,社会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恰好是原子弹爆炸的一个良好组织形式;而且,这似乎也是一个一举解决工农差别从而根本消灭旧式农民的千载一遇的时机。于是,人民公社立即被履行成了一座专事各种生产的兵营(或可称集中营)。与小农生产有关的一切都在一夜中被抛弃,甚至农家厨房也被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取代。公社的成员被分派去进行工业、农业、矿业等各种门类的生产,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钢铁厂,并建立了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这件是真实地暴露了毛的意图,以提高农民的方法消灭农民,而人民公社恰当地为实现这一想法提供了组织形式。毛先生本人对地方各级官员上报的显示大跃进辉煌成就的各种数字并不太相信,也不甚感兴趣,他更注重实现乌托邦幻想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目的。因为在奋斗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将变得美好,心灵趋向纯洁,这种由旧道德迅速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办法很可能是彻底改造农民的一条简捷的道路。此后,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忘掉教育、改造农民这个目标。

  另一件事是大跃进失败后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抬头。作为对虚幻共产主义的一种惩罚,农民以偷窃、流浪、集镇黑市等手段向共产党政权发出了挑战,特别是黑市上高价出售粮食和蔬菜,直接威胁到了城市工人的稳定。这些事实不仅对毛改造农民的热情计划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也在证实着毛头脑中那个可怕的预感,农民这个巨大的群落,是一个不断滋生毒菌的温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从这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不再对他们心存幻想,而且开始产生了潜在的恐惧心理。

  历史将搞清这个谜:农民与毛泽东,究竟谁背弃了谁?

  60年代中晚期,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扫荡。1964年开展的“社會主義教育运动”几乎把公社以下的所有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可疑分子,由城市工人和职员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到乡村,发动农户中的懒汉和赤贫者,对干部逐个进行审查清洗。毛泽东说,我们对付的是国民党。

  1969年开展的第二次运动的目标仍是打击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这一次运动的对象甚至扩大到一般较富裕的农户和手工匠人。这些人仅仅因为比较一般农民有更多的挣钱机会,生活稍显宽裕而被列为“新生的资产階級分子”,运动结束时,这些农民游离土地的谋生方式被严格禁止。

  这两次运动不仅把农民牢牢地钉死在土地上,而且也把农民的思想牢牢地束缚住了。农民对政权的权威深怀恐惧,噤若寒蝉,甘居贫困而不敢口吐怨言。

  中国封建时代历来有在农村实行保甲连坐制度的管治措施,以钳制民口,约束行为。农民跟随共产党取得了对地主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从而彻底解放自己。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这三级农村管理网络所达到的管理效果已经类同甚至超过了旧式保甲制度。因为不仅要限制农民的言论和行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他们发财致富、通过奋斗走进上流社会的妄想。

  事实是,1977年逾1949年相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收入虽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由于农村人口增多,城市用粮急剧上升,农民年均口粮数量几乎没有提高,低粮价政策使农民极少有余钱扩大再生产。农业始终在原有水平上悲惨地徘徊。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共产党政权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旧政府并列或等同看待。同样是对农民的粗暴统治,目的或动机却有着极大差别。毛泽东有难言的苦衷,他必须在敌人的包围和威胁下(这期间,美国人至少有三次准备用核武器袭击中国,苏联则有一次)进行艰苦的工业建设。如果农民用自发资本主义的方式从内部瓦解建设计划和政权,他难道能袖手旁观吗?而且,按毛本人的说法,大道理管小道理,为了大道理(国家工业实力的增长)而对自己的农民兄弟动粗,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毛泽东的方式肯定是错的,他的动机则没有大错。问题是怎样评价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严格管制的效果。假设从1949年开始就实行彻底解放农民、任由其自由发展的政策,这个国家的今天绝不是这般风貌,或许,他早已成为另一个印度了。

  ㈡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并没有由于农民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核销资产階級的贪婪而有所改变,他始终是农民的儿子。1960年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不少农民,他焦虑得夜不成寐,几次失声痛哭,并由此几年不吃肉。他也希望农民能够摆脱饥饿和贫穷,但是这种致富活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a、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以免对城市的工业建设造成威胁;b、平均的共同的富裕,不允许落下一个“階級兄弟”,也不允许产生贫富差别;c、致富的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动员农民的力量。毛泽东说: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定胜天,人多好办事。这为哲学家仍没有放弃通过劳动(尤指不计报酬的列宁式的义务劳动)而提高、改造并消灭农民的设想。

  这几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是,善察毛泽东的意图而又极富智慧的周恩来还是找到了解题的钥匙。他把位于贫瘠山区的山西省大寨大队介绍给了毛泽东。他说,这个大队大灾之年没有减产,农民干劲大,丰衣足食。

  周恩来没有撒谎。大寨的村民在穷山恶水的干旱山区用肩膀和石头垒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石坝,并在坝内填土从而形成有海绵状表土层的“小平原”。干旱山区的这种人工工程对一般性自然灾害有抵抗能力,并且可从新造地块上获得较高的农作物单产。从更长远得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如果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的干旱地区都建成类似的人造工程,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贻害中国几千年的水土流失问题,甚至黄河的水也可以变得清澈见底。民谣说:圣人出,黄河清。中国出了毛泽东,旧貌换新颜。

  面对大寨这个生产典型,毛泽东激动不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寨村的农民拯救了毛泽东。这个在最初意义上进使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的农村典型不仅使苦闷中的毛泽东先生找到了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而且是对他的浪漫理想和英雄意志的一个准确的注解。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相信英雄的意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全国几亿农民和一千多万个生产队都像大寨一样,中国不久可以平地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吗?是的,可以。

  毛泽东在几年以前曾愤怒地斥问他的党内同僚: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

  于是,毛泽东威严地向全党和全体农民发出了命令: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对大寨得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更本质的心理因素去分析他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与大寨之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这种联系即中国农民所能拥有的最辉煌的梦想——田园诗般美妙的、与世隔绝因而也是静谧的、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小康农家生活。毛泽东用诗歌表达他的这种梦境:到处盛开着鲜花的国度里啊,洒满阳光。(芙蓉国里尽朝晖——译者注)。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會主義理论的积极实践者,毛泽东把小康农家的范围扩大为一个生产队。这一扩大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仅是庸俗狭隘的农民理想具有了社會主義的光环,而且使这个“大家庭”还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净化灵魂、提高农民、由穷变富等。更主要的石,或者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大的客观效果是:赋与农民以理想和希望,使他们甘心情愿地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

  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之久,历朝统治者为约束农民设计了不知多少方案(纪元前七世纪在中国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律中,就有了对游荡的农民杀头的规定),但是,任何方案也没有毛泽东设计的大寨方案更完美有效。这一方案刚柔相济、诱惑与强迫交用、理想与现实共存。直到今天,当鄧小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散了全国的生产队以后,毛泽东的大寨方案仍保留着自己的相当神圣的地位(只是理念上的,实践方面的活动早已停止)。无论如何,建设家园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应该是不错的。问题是当新一代领导人发现必须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后我们将提到被解放的农民已经给这些领导人制造了多少麻烦),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了大寨方案这个法宝,他们只能采用当时兑现酬金的办法收买农民的劳动力。

  许多人怀念毛泽东,这在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具有等同与神的权威,所以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没有遭遇到他的同僚们的反对。即使保守派首领周恩来先生在许多问题上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只留下了他心悦诚服并不遗余力推行大寨经验的纪录。邓先生在文革中复出后对学大寨运动也未提出过不满、反对甚至修正性意见。

  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和少数中下层政府官员。这些反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因其方法的恶毒而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反对派传播并散步一个未加证实的谣言:大寨村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政府的大笔现金和物资的援助。另一则谣言则说,由两个师的高炮部队长住大寨的山头上,用炮弹驱散一切有可能挟带着冰雹的黑色云朵。

  他们讥讽地发问:全国有那么多的生产队,他毛泽东能派去那么多的高炮师吗?

  关于高炮师的说法似不可信,因为这样做太过分了。这则谣言虽然很易被识破,但它竟能在知识分子和下级干部中不胫而走,说明这些人并不在乎传言的真实性,只不过借讽刺和侧面攻击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对毛泽东的不满罢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也仅能以此种中国式幽默和谣言发散内心郁闷的情绪。

  物资支援可能确有其事,无非实在数量多寡、是否付款以及是否平价等问题上大寨村民与外界传言之间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即使花高价也卖不到农用化肥和油料,但地方官员却主动给大寨送去了这些物资,这大约就是真相。

  这个镇相继精彩。它形象地表演了中共干部们是怎样打着红旗反红旗,怎样用一点可怜的农用物资夺取了毛泽东膝下爱女的贞洁的。大寨,只要接受了一吨额外的化肥,不管是否以按价付款,它就等于出卖了贞操,丧失了农业样板的真实性。

  大寨人极有可能没有拒绝这些诱惑。

  这一切都是从“爱护”毛亲自树立的“红旗”的善良动机出发的。中国过去和现在有许多英雄和模范以及样板式集体都是这样被毁掉的。这常常使人想起一群恶汉中间的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她极少有可能摆脱诱惑和甜言蜜语。常采用的办法是夸大她的成绩,夸大到极荒唐极不可信的程度从而让她出丑;或者吹捧她并把她说成无所不能的神,像耍猴似的把她放在高位上展示给人们看。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对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非常尊敬。但是,在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周很有可能是出于迎合毛的动机而把大寨村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他的精明是不应该做出既害毛泽东又还了那个农民,同时也使自己玷污的事情的。

  在考察研究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发现中国人实在太不理解太不爱护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了。当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省长和县长们成群结队去大寨朝觐,并顺便带领妻子或女秘书沿途游山玩水时,大寨村这个以实践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而成名的农业生产单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几乎成了怪物。

  真正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有效地破坏了这场运动的是全国的农民。

  在口粮不足又不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仅凭精神刺激(包括表扬、批评和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严厉手段)就动员亿万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并使这种热情持续十年之久,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中共却做到了。虽然农田效益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农民的反抗并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破坏性的积极怠工,卖力气地执行指令并把指令执行到荒唐的程度。山西省北部的农民在执行深翻土地(也是为了有一个海绵状的表土层)的指令时,将农田深翻到一米,结果是生土层压住了熟土层,第二年几乎颗粒无收。而内蒙古的肥沃草原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许多草场在十几年以后已退化成沙漠。中国南部则大搞围湖造田,使那些著名的湖泊几乎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极悲惨的,因为一旦这些起调节水量作用的天然水利工程不再起作用,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处在了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了。

  对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出讽刺性总结的是1975年的河南安徽两省的大洪水。一夜之间,30多万人死于非命。那一年的降雨量并非十分超常,而即使发生了涝灾也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失。问题发生在修建在丘陵地区的十几座质量极成问题的小水库上。这些连成一串的水库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一座水库的堤坝决口而发生连续倒塌,水量越聚越多,冲击量越来越大,十几座水库的蓄水在人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倾泻而下,许多人在梦中就已经死了。

  应该指出的是,造成上述事物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于地方领导的无知或无能,许多事情是农民自觉自愿并且非常积极主动去做的。比如挖掘草场种植农作物,比如围湖造地,著名的云南八百里滇池几乎丢失了一半面积,这些违反常识的破坏性行为常常是农民在夜暗的掩护下偷偷完成的。当然,农民的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干部们的赞许的。而这些可以称之为犯罪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进行的。谁敢反对毛泽东呢?

  毛泽东又一次被自己的农民兄弟出卖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短视,可以把他为他们设计的美好蓝图施工成一场灾难。但是更公正地说,挡你决心要把几亿并不驯顺的富有反抗和破坏传统的中国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时,他们能不玩出一些恶作剧让你难堪吗?当宁夏的回民聚居区的农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养猪积肥时,毛泽东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都丢尽了脸。

  哈佛大学的德哈特·H·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劳动力动员(指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20年作为整体的话(1957——1977),化肥、杀虫剂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几乎占2/3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劳动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劳动力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积的扩大,是剩余的增产部分的增产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资料全部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为粮食增产所作的贡献不足20%。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计算结果太令人寒心,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要知道几亿农民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应该有更大的价值,那么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即假定相当一部分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守旧的农民扔进了大海而并没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那么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就相应地增加多少。

  但是,这样计算不是对中国农民是一个更大的侮辱吗?

  平心而论,我们在这里还不忍心把另一个事实计算进去。十几年无效益的劳动,十几年在红旗的引导下毫无报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终会形成逆反心理,诱发一种舍弃土地厌恶劳动的懒惰倾向。从目前发生的许多情况看,这种倾向已经在向社会进行报复。它不仅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硕果仅存的一些农田设施废弃毁坏了,而且也将毁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劳动、务实、勤俭的优秀传统。在许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国农田设施已转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为了他们的财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则乐于袖手看着政府官员们左右为难。逆向农民征收资金维护或扩建这些设施吗?农民将向中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层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支持农民,他们不愿看到因为“增加了农民负担”而最终使得全部农民都逃离土地。

  离开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的中国竟有大面积农田因无人经营而闲置,这难道就是对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惩罚吗?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他为中国农村到处盛开鲜花洒满阳光而付出的心血,难道一点儿也得不到回报吗?

  这又一次证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㈢文化大革命

  发动“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而动员几亿农民也参加到这种无政府的狂热中去,则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之所以是不可饶恕的,是因为他本人甚至中国农民的狭隘和半文盲状态,甚至任由这样状态下的超大规模的人群去造反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不顾刘少奇和鄧小平的劝阻(这两个人以及彭真企图炮制一个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学术界的范围之内,这被认为是一个阴谋),一意孤行地号召农民去造政府各级官吏的反,于是,1967——1968年底的两年间中国农村几乎变成了一个屠场。

  毛泽东的错误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负责,因为毛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翻过类似的错误而中央委员会不仅未能就这些错误做出正确的清算结论反而作为毛的功绩而大家赞扬。这不是为尊者讳的问题,而是由肯定领袖的功绩进而发展到迷信进而形成新的教条,错误的东西也变成了正确的教条被认真执行。这说明这个党虽然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并获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成熟。(中共得中央委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权利和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而那些“议员”

  的选拔方式则完全是军队或家庭式的,由长官或家长指定。因此,循规蹈矩的委员们很难真正民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个“议会”也就不可能起到监督和制约政府及领袖的作用)。

  1923年湖南农民(请记住,是湖南农民)在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军阀的战争中,曾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建立起许多委员会,开展对乡绅和地主的斗争。斗争是过火的,杀人、放火、戴高帽子进行人身侮辱。毛泽东为此些了文章,兴高采烈地欢呼:流氓懒汉运动好得很!(指“痞子运动好得很”——译者著)。

  农民反对地主以及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进行斗争,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仅从斗争的策略来看,流氓懒汉的胡闹(事实上真正老实做田的农民并没有参与闹事)毕竟激怒并吓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在共产党人毫无戒备,仍在到处放火玩闹的情况下,蒋在愤怒的地主和军人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一网打尽的袭击。

  在这场袭击中,共产党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6万多名共产党员中的90%被屠殺。

  这段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和总结,因为每人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如果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第死去而能或到今天的话,他或许会提出一些更清醒的意见来,因为他在当时和以后都对毛的农民運动持保留态度。

  我们仍然说毛泽东动员农民参加文化革命有善良的动机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各级政府官吏瞒上欺下的作风使农民吃尽了苦头,甚至造成60年代初期大范围内饿死人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对这些官吏已忍无可忍,急欲发动农民对他们进行清算;

  其次,农民种的“自发资本主义实力”一再向毛的路线发动进攻,并已实际造成威胁,毛对此亦不再愿意忍受,急欲发动一场一劳永逸的战役,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第三、仍然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文化革命的公开目标是清楚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旧习俗。毛认为放弃使农民从道德意识上快速步入共产主义的企图;

  第四、 在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鄧小平的决战中,毛神经紧张并缺乏必胜的信心,而他坚信农民会战在自己的一边,因此才把农民动员了起来;

  最后,发动农民参加文化革命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设计并不矛盾。因为毛深信精神成果势必会转化为物质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这些口号和实际做法证实了这一点。

  毛没有估计到的只有一点,几亿处于半文盲状态的农民凭借什么武器去清除旧的道德和思想文化呢?他们又根据什么去区别好干部和坏干部呢?

  很闲谈,中国农民在这里同样是贫穷的,几乎一无所有。因为农民固有的传统思想意识本身就在被批判和清洗的范围之内,而他们在学习记载着毛思想的小红书时,除了死背硬记一些条文外,其基本内容往往用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加以了彻底的改造。应该被清除的东西披上了毛思想的战袍,从而光芒四射,这大约就是文化革命在农村的一种成果。农民们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为武器加入毛的战线投入战斗的。

  于是,他们只能给毛帮倒忙。(自从毛在建国以后决定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并在工业建设与农民之间最终选择放弃农民以后,农民似乎从未在一件事上真正帮了毛泽东)。

  关于农民在文化革命中的可笑、可耻、愚昧、罪恶以及破坏等行为,西方国家的报纸曾做过大量披露。而中国即使在鄧小平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仍坚持对此秘而不宣。这样作为以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行为实在太黑暗太丑恶,以至于一旦为人所知将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蒙受太大的损失,尽管主要责任应由过世的毛泽东承担。

  由于得不到中国官方的准确数字,我们无法确知在文化革命初期那几个月里湖南省南部各县一共有多少名“五类分子”(地主、富农以及其他可随意加之与任何人的身份)被屠殺了。因为中共在土地改革是为了准确辨明階級阵线,曾给每个家庭都划定了成分。所以,屠殺的对象全市以家庭所有成员为目标的,妇孺皆不免。

  屠殺全家还因为农民传统的“斩草除根”意识和毛思想中“防止階級敌人复辟”思想在起作用(这是对毛思想加以改造的一例)。这股屠殺之风像野火一般瞬间挂遍几个县的乡村集镇,枪击、活埋、集体焚杀,至少有上百个家庭和几千人被杀掉了。

  当大批军队被派来制止住屠殺以后,一位解放军的下级军官说:“这种悲惨情景令人感到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

  稍后一些时候类似的屠殺也发生在了内蒙古草原甚至是北京的郊县。与湖南的情况不同,内蒙古屠殺的对象几乎全是牧民中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而屠殺的目的却是要保卫党!起因是一则谣言。有人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谣言称,内蒙古地区存在一个秘密的党,该党的宗旨是争取内蒙独立。于是开始清查并对受审者施用私刑,许多人受刑不过而胡乱招供,这样一连串的“坏人”就被找了出来。这些“坏人”全部受到酷刑,其中一部分在刑讯中死亡。

  公允地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质动机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政治机制。如果不承认毛的这个动机,就无法解释他对工人和农民无政府行为的放任鼓励以及为什么他在一夜之间将全国各级官吏全部罢免。事实上,毛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由于“人祸”而发生的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以后,对中共的中下级官员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愤恨情绪。同时,由于处在这些人的包围中而不能接触到基层的人民,也使他孤独并有被人阴谋架空的猜测和潜意识。有材料说,毛泽东曾秘密派出身边的保镖去一些省份的农村“访贫问苦”,但因这些人一出门就被下面的官员收买了,发生了多吃多拿的问题,毛不仅未获得渴望知道的真实材料发而更加觉得情形的严重与可怕。(毛自己出钱为这些人做了退赔)。

  中国的决策体制必须民主化,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说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

  但是他自己身居在一个宗法性极强的官僚体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长,这是他根本无法由上而下地推行他的设想,只好转而发动民众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级官吏达到,希望由这个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类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权力机构和民主作风。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乱和破坏使他的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坚持要实行“三结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农民跨入权力的大门。他自己也把上海的一个青年工人吸引到身边来,亲自鼓动中央委员会把这名工人选为党的副主席,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一时期见过毛泽东的外国领导人大多都在毛身边见过这位相貌英俊、循规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农民深深地伤害了。这些人或者原来就是破皮无赖、品行不端者,仅凭着能言善辩敢于出人头地而爬上了高位(担任副主席的青年即属此类),或者很快地被权力所腐蚀,成为以权谋私的霸王。少数真正纯朴本分的一般民众即使当上了官员也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既没有文化也缺少政治阅历和官场斗争经验。那位当了副总理的大寨农民在国务院会议上几乎一言不发,度日如年。

  毛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1975年12月26日),他在中南海的家里会见了一位旧相识的农妇。农妇向他哭诉的仍然是吃不饱肚子。这与他在1960年听到的情况完全相反。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经过一场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文化革命,农民景况依旧、官员照样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一个健康的民主的领导机构仍然未能建立起来,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沮丧而无奈的心境中溘然长逝的。他无法瞑目。

  西方公众和政治家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狂热的极端专权的共产党皇帝,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这个任何中国的大多数人以及西方的公众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公正的政治秩序,而且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制约的政治体制上。但是,毛泽东在中国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

  以毛泽东的威信、权力和政治经验,都无法做到,这大约说明在中国尚不具备建立这种政治体制的自然条件。没有条件而又要强行去做,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去碰撞,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悲剧,也使他个人的不幸。

  毛泽东尚且做不到(指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体系——译者注),美国人的干预能起作用吗?

  毛泽东用暴政的办法把农民稳定了30年,即使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即使文化革命杀了不少人,农民毕竟始终被禁锢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没有对艰难成长的中国工业社会造成破坏性冲击。这是毛的功绩呢,还是一个难以原谅的过失?

  下面该轮到鄧小平了,他怎样对待中国的农民?

  鄧小平的方案:释放农民的力量

  中共前总书记趙紫陽在1989年北京事件中因言行不当而被赶下了台,但他给中央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鄧小平的封号“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却一直被沿用下来。西方公众对邓头上的这顶桂冠颇不以为然,因为它与毛泽东的那顶“舵手”的帽子一样,都有阿谀奉承之嫌。而且,从政治决策的角度看,把某种带有绝对权威性质的东西加之于一个人身上,既不科学也不明智。邓是个英明的政治领袖,但也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

  实际上。鄧小平在1979年决定实行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系产量的承包制时,他的改革思想是非常朴实和本分的。他的思想是:

  a.守住毛泽东的遗产, 只对那些必须改变的东西加以认识并改革, 也就是“不冲击毛泽东所作的一切”;

  b.中国的改革不是来自政治家的恩赐,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智慧良知,而是被饥饿逼迫的;(也即毛思想的穷则思变)

  c.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不被马克思、列宁或毛规定的原则或教条束缚纠缠。

  邓的这几条改革“宣言”几乎可以成为人类一切有志于改革者的盛典。同时,有时所有政治家可以借鉴参照的最充满智慧因而又是最狡猾最强硬的政治谋略佳作。

  邓绝不妥协,他公然宣布要改变毛泽东的一些东西;但是又绝不伤害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感(中国整整两代人固有的毛泽东情结),不是改革处在大多数人的攻击下而遭致失败。而改革的起步点或突破口,又选定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饥饿”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借口,但以次为口实则改革的确可以在人民的拥护下在反对派哑口的情况下开始。

  对于西方各国的政治家来说,邓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的真正唯物主义策略,避开“主义”和“階級”的争论,让事实最终选定社会应有的主义,选定真正的主人。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可选用的道路,也是西方日夜盼望的,中国最终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决策体制的一个中间站或台阶。

  农民的力量无疑是一把双刃宝剑,它技能用来击中目标,也会伤害到自己。鄧小平的“被饥饿逼迫”出来的改革政策,显然对此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预想中的在坚持毛的大部分政策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虽然充满着智慧但却并不实际。毛的中国农村政策完全是一个紧密联结着的整体,一根钢筋的抽动都会引发整体结构的松垮。企图由毛的一部分政策以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发展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完全把问题简单化了。毛泽东留下的是一座完整的大厦,而不是一座用枝条搭就的小屋。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这一步,使邓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痛苦的选择: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彻底否定。似乎没有从两盘菜里挑捡出一些的余地。

  邓非常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是毛泽东的同代人。”同代人之间在基本方面是共通的,推翻毛泽东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代人去做了。但是,他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着找出第三条路来。

  邓的两名最倚重的部下趙紫陽和万里率先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和东部的安徽省进行了未经中央讨论批准的反饥饿试验。虽然未经批准,但相距两千公里的这两个省份的试验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法进行。暗示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后台或幕后策划者,这个人物后来被证实是“设计师”鄧小平。

  邓是政治家中那种顽石办坚硬的厉害角色。你既无法拉拢他,又不能压服他。

  在中共党内,默不作声、先斩后奏、不过多进行理论争辩和是非争吵以及胆大妄为,使邓一向的工作作风。他在挑选宠物猫时从不注意猫的皮毛颜色及血统,而只重视猫的嗅觉和牙齿的尖利程度。对于邓的这种务实、功利、强横作风,已故毛泽东常常感到无可奈何,只是深知其人地感叹说:“他历来如此,总是老一套。”

  四川和安徽的试验获得了预想的成功,但是也引起了农民和城市阶层在认识上的对立。

  中国农民的反应迅速、强烈并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立即把鄧小平认作了自己的政治领袖,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邓青天。这个绰号的政治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只有邓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的天空才会阳光普照。(这个绰号与毛泽东是“红太阳”的美誉在汉语的意义上完全相同,但是后者是农民在建国初始时对毛的称誉,以后农民并不真心地这样看待毛泽东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意味深远的政治性民谣迅速在全国农村传播:“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民谣如果翻译成美国式的竞选语言就是:你们要吃饱肚子吗?请投趙紫陽和万里的票!

  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任何王朝在崩溃前都有民谣去显示征兆。民谣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等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结果。农民强烈要求邓和趙紫陽、万里这一批试行动摇旧体制的人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为农民的解放开辟道路。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压迫最深,反抗最烈。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只是由于30年的饥饿政策,使农民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始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农民的呼吁,完全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一种原始萌动。

  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却对此忧心忡忡。他们一方面承认农村的新制度的确是粮食有了增长,另一方面又很敏感地看到这种试验对既定秩序的破坏性冲击。一位老资格的退役将军流着眼泪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九死一生,就为的是社會主義。我知道社會主義这面大旗上只写着两行字:公有制、共同富裕!”另有许多人指斥邓“不要社會主義”,攻击趙紫陽是“自毁万里长城”。

  邓立即进行了反击,他说,应该允许一部分人现富裕起来。他并且解释说,这样做实际上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步骤,可以带动整体的富裕。

  邓在此是绝不会想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理论,恰恰是整座长城倒塌的开始。邓是否将过共产党员应带头富裕的话,我们无从查证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对农村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怀疑,面对改革过程中农村基层党员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则是肯定的。

  农村自全面实行了承包制以后,被释放出来的农民的力量开始分流,从两个方面开始了对“长城”的冲击。

  破坏生产力。

  农民在改革初始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如同当年分地主的土地是一样兴高采烈。

  但是他们同时也存在着很深的顾虑:共产党的这种政策能持续很久吗?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也为了迅速拿到现实的利益,许多地区的农民连夜对公有财产进行了毁灭性的瓜分。其中最严重的是对山林的砍伐。农民将分配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卖掉,当钱票子揣进自己的衣兜里以后才放下心来。

  原始的平均主义公正观念和短见浅识随处可见。官方通讯社的一位记者曾描述他亲眼看到的一幕:一个生产队的耕牛太少无法平均分配,引起争吵。队长接受了村民的建议,将耕牛杀死,把肉煮熟后平均分配给全体村民,又把牛皮和内脏换来酒。当夜,全生产队的人欢宴庆贺旧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例子更壮烈更荒唐。为了不让村干部获得有利可图的机械磨房的承包权,几个青年农民趁夜暗用炸药将磨房连同设备炸得粉碎。他们在村民中成为有正义感的英雄。

  在新政策被强制推行的过程中,受损害最大的是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和水利设施。

  由于田地被分割成无数块界线分明的小地块,耕作和收割机械完全失去了作用,全中国在20多年里建立起的几万个机耕站在一两年内全部瘫痪,其中属国家所有的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和收割机几乎全数锈蚀成废铁。灌溉与排水设施也因没有必要的劳力投放而损失惨重。1990年华东地区的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排水系统的人为性损坏而加大了灾害的损失的。

  一般认为,中国农村从1978年开始的这场为吃饱肚子而进行的革命使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平倒退了10年左右。这种倒退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状况使得农业技术装备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事实上,经过改革,农业的粮食总产有了提高,农民的吃粮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更重要的事,生产队解体,使农民获得了劳动自由和人身自由。

  这种倒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有效管理却是致命的。

  80年代中期,当中国政府着手建设第二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时,预算的总投资额已比80年代初期高出近3倍。而到了90年代初这条铁路开工施工时,总概算又提高了2倍多,而到3年后铁路通车时,实际投入的资金总量肯定还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建设费用急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原材料涨价;二是征用农民的承包土地是农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费用增长的农业因素和工业因素加以比较的话,尽管工业因素的变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会给政府造成摧毁性后果;而农民漫无节制地提高地价则象一个无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项对全民有利可图的建设计划都将因农民的难以对付而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举步。仅此一个因素计算的结果是,该条铁路线如果早开工10年,费用仅为现在的25%。这笔钱,原本可以修4条同样的铁路!

  另一个例子更有趣。中国农村中有首富村出现在深圳附近。这个村的农民将土地出卖以后又将地款进行了获利极丰的金融投机,目前人均拥有的资金量早已超过法国农民的富裕水平。

  土地承包改革,市政府迅速丧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设的条件。农民已经坐在了谈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数字的地价;他们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树枝,想你要赔偿“森林被毁”的款项。

  因此,有了另一个思路:如果让农民再饥饿几年呢?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以为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书记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的农民纯朴、本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吃饱肚子和耕作自由。

  他错了,因为他不了解农民。中国的农民虽然老实驯顺(被毛泽东禁锢在土地上达30年之久而居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亡和起义,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当他们的肚子吃饱以后,他们肯定会不停顿地提出下一个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已经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它将是发展的欲望。发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经济学上称为创造财富的本能;社会学则称之为人的完善和价值实现;心理学上的原因是贪婪)。

  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北京的一位大学教授说,生存问题是一个瓶颈,当为生存而奋斗挣扎时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现在,瓶颈以被突破,魔鬼已经放了出来,你还能让它回去吗?

  魔鬼指的是什么?是农民还是农民的贪婪和创造财富的欲望?

  另一位干部的警告要具体一些。他说:农村实行承包制,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了。

  他们的忧虑和警告绝不是多余的。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以及政府不得已而实行的低粮价政策,使农民在获得简单温饱以后立即就冲向了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已经不在农田上了,它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那就是金钱和机会。而走出农田的也不仅仅是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而是农村全体成员的整体倾向,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都被用来向社会讨索财富。这些资源包括:农田、劳动力、由愚昧和不懂法律而形成的胆大妄为、人口及女人的身体。

  发财致富的可能性广泛地存在,各种邪恶的职业都有可能使人迅速发财。从四川拐带一名少女到河南、河北和山东出售,可获利500多美元,一个男童的售价则高达600多美元。在广东从事性交易的未婚女子,一天收入即可抵家乡同龄女子一年的劳作报酬。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城市中发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分邀请农民进城承包。是因为农民的经营能力高于城里人吗?不,农民胆大而愚莽,只有他们才敢于放手行贿、走私、造假、贪污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中国的报纸曾一度装傻充愣地讨论这一问题:农民承包企业为什么成功率高?

  原因在哪里?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传统的毛泽东思想哺育而形成的意识开始被打破, 政府固守的防线也一步一步后退。 地方政府不断向中央伸手要新的“政策”,中央则不得不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这样搞起来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毛泽东的遗产到底还剩下一些什么呢?剩下了多少?鄧小平一再强调的要在四个方面坚持不退,究竟坚持住了多少呢?

  这或许就是邓的用经济问题的解决来带动政治问题的解决?

  令人忧虑的政治。

  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带来了政治上的重重忧患,中国今天的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较之毛泽东的时代,更具有危机感和爆炸性。

  A.流民潮

  一亿多农民冲出农田,但真正在城市社会站稳脚跟并发了财的毕竟是极少数的幸运者,绝大多数农民仍在不断流动寻找机遇。

  1990年春节后《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因外出寻求做工挣钱的机会而滞留在广州和上海火车站的农民各达数十万。报纸配发了一帧照片:青年农民、他的妻子、老母亲及一个幼儿露宿于上海火车站的露天广场。天下着雨,全家缩在一柄雨伞下。其情其境令人不胜唏嘘。

  这家中共中央机关报号召农民:不要盲目外出做工!

  这种号召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无理。不外出做工,去哪里挣钱呢?

  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筒。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种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强烈的被疟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有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性运动。在此时,任何一个低级谣言都能指引这支盲动的巨大力量冲向一个无辜的目标。所以此时,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教的、反权威的思想和信念都极易植根于人的意识深处,一个极端的反社会的党派往往在这时才能抓获它的基本群众。而在这以后,反社会的心理将长久地影响曾一度处于流民潮的每一个人。

  谁发财谁光荣一度成为中共地方党的分支机构的口号。在这一思想的号召和支配下,以及在其他经济因素的促成和推动下,流民潮的现象在中国将比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事实上,各大中城市流动的农民人口常年保持在数十万人左右。一旦他们在城市的临时工作因为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失去时,无业的几十万人及不断涌入的后续者将使城市不堪重负。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均有一个农民大规模入城问题,而且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诸多麻烦和事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无法医治的后遗症。中国的流民问题由于以下三个因素而变得格外凶险,或者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如果再一次发生大的动荡,无业的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

  这些因素是: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除个别城市外,现在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使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经济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体现物的,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极其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极大反差。

  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政府目前仍未能拿出解决流民问题的良策。堵又堵不住,疏导又无方。而对于外出做工的农民的管理和教育完全是空白式的放任自流。剩下的唯一的措施就是一旦闹事(指爆发社会运动)即动用军警予以镇压。但是,这些闹事者届时肯定会喊出些纯政治或纯经济的口号,会以政治目标形成骚动的凝聚点,(因为中国还有几百万青年知识分子)。政府对他们的镇压,不怕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和抗议吗?

  B.犯罪潮

  目前全世界都处在一个犯罪高发期。犯罪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由于它的类别不同而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运作状态。有些犯罪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有些犯罪是社会经济发生阶段性变迁时的标志物;有些犯罪则明确表示了社会内部存在着尖锐而无解的矛盾。

  由于中国官方没有公开过有关的统计数字,现在很难确定农民犯罪在中国全部刑事犯罪案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在对北京街市上公开销售的10种法制报刊在一个月内所登载的全部案例进行统计,罪犯的职业为农民者竟占全部罪犯人数的70%以上。据此可以认为,农民犯罪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在出现农民进城热的初期和中期阶段,从未发生过农民将犯罪意识和行为大规模带入城市的现象,他们往往是犯罪活动的针对者和受害者。以犯罪为进城活动的方式和目的,这是中国农民进城热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事实。

  从类别上区分犯罪,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凡是通过加强警力和治安措施即可使发案率降低并且不具有舆论支持背景的犯罪,可归入普通型犯罪。这类犯罪无论其惨酷程度或危害程度如何,都可看作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难以避免的伴生物,它并不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例如,中国湖南已开始出现受雇佣杀人的职业杀手,情况虽然让人心惊肉跳但仍可看作正常社会现象。当然,如果操此业者日多且已成为一种信息畅通生意繁忙的行当,则会对社会造成相当大的恐怖。但这只是说明警方工作不力并不能说明其他。

  中国农民犯罪中劫持人质勒索财物的罪例明显偏高。这类犯罪往往不具有底案记录并且经验不足,无论受害者家属是否报警,罪犯通常是将被劫持人质杀死甚至是杀死以后再轻松地勒索财物。这种非职业犯罪手法反映出这种犯罪目前在中国仍属初起阶段。华人注重家庭亲情,随着一个比较富裕的企业主阶层的出现,针对他们的绑架勒索案还将逐渐增多。但是,这类犯罪也可看作是正常的社会问题。

  拐骗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在中国农村地区有泛滥成灾的趋势,甚至有城市大学女生被骗至偏僻农村强逼成婚并怀孕生子才被解救的案例。这类罪行虽然令人发指,猖獗泛滥,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警方力量不足,社会治安网络疏宽所致。

  有些农村的乡村干部协助看守被拐骗来的妇女并且以武力阻止警方的解救行动,也可看作是旧的社会风俗及落后道德的反映,对社会文明的威胁虽然很大,但与社会的政治性动荡无关。

  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类型的犯罪,即有一定的人群基础和相当程度的道德舆论支持的成年性职业犯罪。西方的社会学界将这种类型犯罪称为心动式社会犯罪,哪怕仅出现一例也反映了社会的心脏杂音,非进行社会政策的调整无法根除。当这类犯罪活动能够在一定的自然结构的人群中自由地无顾忌地谈论时,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即可以认为是达到了危机点。

  中国西南各省铁路沿线已出现专搞抢劫铁路货运物资为生的群体性农民。在一次对某村庄搜查时,几乎家家都储存着被抢的物资。如果按照中国法律对那些有赃证的农民家庭的成年男性进行起诉,该村将成为“寡妇村”。

  抢劫铁路者自称“游击队”,他们与法律的对抗也采取游击方式。当军警加强控制时,活动次数减少,铁路运输相对安全;风头一过,抢势猛涨,有些货物每行驶1000公里损失率高达5%。

  对另一些犯罪,法律似乎根本无能为力。在农民企业家群体中行贿、逃税、贪污、走私及造售假货等重大犯罪行为不仅极为普遍,而且也被道德所认可、支持。

  他们甚至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上述犯罪行为而不在乎会被指控和检举,事实上法律对这些人也很少能够依法制裁。极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报竟能够公开讨论“能否对犯罪的农民企业家免于起诉使其戴罪立功”的问题。中共在经济刚起步时有急于见成效的功利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贿者而却能容忍这些社会敌人的存在并公开活动,却是非常令人不解的。这或许由于他们的短视,或许他们认为这些犯罪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当一个执政党把社会犯罪看作是发展经济的环节和工具时,这个党就正在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国社会中,上述犯罪行为已有蔓延趋势。

  《中国旅游报》有一片介绍“京城温州村”的消息。消息说南方温州的农民到北京市经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区的几个居民点里,因这些人多为农民,故京城人将这些聚居区称为“温州村”。消息说,在温州村针对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发生两起。

  抢劫者也是来自温州的农民,他们结成帮伙,并制订出明确的“生产计划”——不抢够100万元不回家去。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镖保护自己或结伙自保,家家备有木棍铁器。“階級斗争”在这样一些农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为京城的一个景观。

  在改革初始时,鄧小平曾轻松地说:门窗打开了,流进新鲜空气,进来一两支苍蝇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国犯罪潮的出现,不是外来的苍蝇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点小点缀。当土匪公开在火车客车厢内公开洗劫时,当武装农民将长途车乘客洗劫一空时,当通讯电缆和民用变压器被公然盗走时,这个国家的社会性大危机已经显露出了端倪。

  C.农村基层政权的瓦解趋势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由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村长)这两根支柱共同支撑。因为已不再实行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在农村以言论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审判活动也已中止,所以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权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许多地区,这些支部已名存实亡,很难再起到管束农民的作用。

  村委会(村长)因为一方面负责公粮和杂项税费的征集,一方面又负责政府方面对紧缺农用物资的发放,所以曾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权力。各种力量争夺的结果,往往采取轮流担任或选举诚实厚道者担任。随着农用物资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场化,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减少,村长的职位和权力已显得无关紧要。农民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为超自由状态,村长赖以强制农民服从的唯一手段即凭借乡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的支持对农民进行经济处罚。在农村,村民集体武装对抗上级处罚的事件屡屡发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庄农民私设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包围村庄追索凶犯,而农民则与军警发生对立。

  最危险的情况则是,农民一旦离开田土进入市场,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中国尚不存在(对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离开胡基地的农民除了在发生犯罪行为被追缉的情况下不再与政府和政权机构发生关联。这种情况,既是农民或农民企业家无视法律轻易犯罪的一个原因,又是在社会动荡时农民卷入大规模骚动的一个潜在原因。

  无联系、无管束即无恐惧。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致各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8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当这种制度随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渐丧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须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没有被及时设计出来。对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

  在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社会的各种力量都不会自然地合谐与合作。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评常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谁都未能有效实行的制度强加于中国身上,而中国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负担,这等于进行一场谁都不必负责任的社会空想试验。我们说中国农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况下的这个群体的盲目激动状态。

  1989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还会出现的类似事件,在一个代表自由经济的真正的反对党出现以前,其性质和阵线讲师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结果将是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和无政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北京事件中与军警激烈对抗的市民联合阵线的组成成分是极端多样化的。既有要求进行激进改革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青年领袖;又有害怕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旧秩序的工人和国家干部;还有根本没有政治目标,只要求打烂一切秩序并借机发泄无名的愤世之火的游荡农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权威运动的天然参加者——青年学生。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状态的力量却在这个夏季形成合力与政府为难,准确地表明在这个12亿人口的国家存在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个无政府、无权威因而是无秩序的中国,将把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场灾难。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管理和权威是这个系统得以维系并生存运转下去的基本环节。对这个复杂系统的管理,不是技术或技巧经验的问题,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交换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双方的给予、回报、放弃之间的整体均衡。

  我给予你自主地创造财富的自由,你必须以财富的形式回报国家;我放弃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须放弃无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

  鄧小平在1978年复出以后,出于对自己两次被独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经历和感受,在一段时间内不遗余力地鼓吹必须进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设。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

  为此,他连续挑选了两位力主实行政治宽松政策的官员担任中共总书记。但是,随着改革的实际进行,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塌,经济管理权的放弃终于引来了政治的自由化呼声,中央权威受到削弱,邓的态度不得不变得严厉起来。在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法制建设和民主制度的尝试,其管理目标都明确地指向了一点,即国家生活的稳定的秩序。发自中央政府的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层管理网络的削弱而变得强硬起来。至于这种补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实现了管理平衡,中国社会的方方面的现实都在做出证实:一方面是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度增长;一方面是针对经济的和针对社会的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同时,通货膨胀、泡沫经济、技术停滞等恶性经济肿痛也在生成。

  这些事实预测者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两个决策动向:一,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鼓励,继续实行以下放中央管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二,在受到社会秩序瓦解和财政崩溃的威胁时,将重新拾起被过去年代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包括共产党传统的思想威慑和意识形态专政。现任党的总书记江澤民的施政纲领——1990年的“7·1讲话”即表明了这种倾向。

  西方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比较倾向于预测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将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开始向右转向。这不是对外国干预的一种机械式反馈,而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病态现象的一种积极对应措施。美国《时代》发表了经济学家詹姆斯·沃尔什的文章说:中国“新的繁荣现象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信贷、物价和货币供应量都已失控”(1993.2.22《时代》)。而日本的专家则分析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元资本投入了中国是受到了那里的法外暴利的吸引。当中国政府终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义、官员的贪图贿赂和初始泡沫经济也成了投资环境的“有利”成份时,当它预感到经济过热、失控以及高速度掩盖下的低效益时,当这种虚假繁荣最终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时,它除了拿起过去的旧武器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邓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下降还因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社会自把农民释放出田土的禁区以后发生了一个非常简单然而是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建国30年来,由于实行毛泽东的禁锢农民的政策,中国社会实际上分成了两部分——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城市社会和闭塞、贫困、半文盲的农民群体。如果抛开农民不计,仅从中国的城市社会的经济、教育、生活质量和文化意识等几方面考察,这个社会已初步具备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条件。如果仅在工业和商业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在几年之内酒会培养出一个工厂管理者和商人的阶层。

  那么,社会的开明程度将由于这个阶层对政治权利的争取而被推动并发展到另一个高层次。

  这时,邓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进行他所热衷的“制度”的改造和建设。

  但是,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他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同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群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

  在社会分隔被打破以后,原来针对单独城市人群设计的政治方案立即就暴露出它的不合时宜和脱离实际的色彩。这就如同在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里你可以整夜地演奏贝多芬和柴柯夫斯基,而在体育馆里举行的音乐会上你必须声嘶力竭地唱那些低级的流行歌曲。凡是不能适时改变自己演唱曲目的那些政治家,如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趙紫陽,他们都不是合适的歌手,只好下台去了。

  中国的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家,领导或干预中国,对必须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农民。

摘自[黄金书屋]

  作者:洛伊宁格尔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中国观察 »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节选)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