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经济过热还是地方政府投资“过热”?

  2004年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由于对需求预测失误,对钢铁行业过热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采用激烈的行政手段关闭正在建设的钢铁投资项目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一旦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势必将风险集中到银行,增大金融系统遭遇风险的概率。金融危机是当前心腹大患,宏观调控应当发挥市场机制,避免过度夸张政府作用,以一个错误掩盖另外一个错误。

  一,第四次是否过热的争论

  在1986、1988和1993年曾经三次讨论经济过热的问题,自2004年4月以来,经济是否过热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已经过热,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过热。他们的依据是,在2003年上半年钢铁投资猛增150%,经过压缩之后全年投资增长了87%。钢铁行业总投资由2002年的710亿元上升为1329亿元。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电力、煤炭、石油和原材料紧缺,运输紧张,物价开始上扬。

  为此,官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防范经济过热的措施。央行连续三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减少资金流通量2600多亿元。通过发行银行票券对冲回笼货币3000亿元,提高了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2003年11月,发改委提出《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从市场准入、土地管理和信贷管理上加强对钢铁行业投资的控制。从2004年4月开始,发改委多次组织力量对钢铁、电解铝、汽车、水泥、纺织、房地产等行业进行调查,严格控制市场准入。2004年4月20日下达《经济运行要点》,加强调控力度。在2004年4月28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责成有关部门处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是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民营钢铁联合企业,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钢铁840万吨。铁本公司的基建项目被勒令停产,并且一口气处罚了包括常州市委书记、人大副主任、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在内的一批官员。对铁本公司的处罚被认为是政府整治经济过热的标志。

  如果铁本公司确实存在违规操作,当然应该遭到查处。据说,铁本公司曾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贷、违规将项目拆分报批、违规征地拆迁、违反环保法开工等,这些行为都应当严加禁止。但是,有没有必要勒令停产?采取停产措施的成本和效益如何?有人说,由于铁本是民营企业,所以才会如此痛下杀手。其实,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中国人的企业。铁本的5个高炉已经基本竣工,如果不继续建设下去,对政府、银行、被征用地的农民和建设单位都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更何况铁本公司自有资金才3亿元,向5家银行贷款37亿元,如果铁本关门的话,除了铁本老厂用于流动资金的10多亿元尚且有追回的希望之外,其余的20多亿元有可能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至于说勒令复耕,更是无稽之谈。地基打了20米深,道路,管道都已经铺了下去,还要挖出来不成?

  二,判断经济过热的标准

  看起来,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是否经济过热。如果钢铁行业果真到了过热的程度,为了减少未来更大的损失,两害相较取其轻,那么只好忍受当前的损失。如果并不存在过热,如此处理岂不是犯了一个新的错误?

  “经济过热”只不过是一个比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否则,各说各的,岂不成了鸡和鸭对话?

  在经济文献中“经济过热”(overheated)指的是“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过度投资的第一层含义是:如果在投资的项目完工之后,发现预期的市场需求没有了,生产出来东西没人买,投入的资金不能回收,造成严重的浪费和产品积压。因此,度量经济是否过热,既不取决于投资的数量,也不取决于投资的部门,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如果市场需求还很旺盛,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卖出去,企业能够盈利,那么就谈不上经济过热。

  过度投资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投资规模超出了财力负担,最终导致投资未能形成预期的生产能力。例如,没有等到投资项目完工资金链就断了,成了半拉子工程,盖的房子成了烂尾楼。结果投资没有得到回报,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难以收场。如果项目是合理的,只不过是资金上出现了短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对症下药,解决资金流问题,而不是把这个项目停下来。砍掉这个项目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解决不了资金短缺,那么宁肯让这些投资项目停下来也不能盲目扩大信贷规模,绝对不能把风险集中到银行。

  有人认为,如果投资急剧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其实,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即使投资不变,只要增加货币供给量也一样可以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对于有效投资来说,增加投资必然要求相应增加货币供给量,却未必出现通货膨胀。

  还有人认为,经济过热意味着投资增长过快,造成电力、能源和运输跟不上。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准确。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个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制造业高速增长之后必然会增加对电力、能源和运输的需求,使得这些部门出现紧张。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这些基础部门的建设,由不均衡走向新的均衡。而短缺以及价格上涨恰恰给这些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就是哲学中常说的“波浪式前进”。

  当前,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说“经济过热”。

  首先,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当沿海经济已经很热的时候,内地经济发展刚刚开始加温。新增银行贷款越来越向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集中,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全面紧缩。投资到西部的比例上升得很慢,以至于有人说“西部大开发”只不过是“西部大开会”,中西部各省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好处。

  其次,各个部门之间的差别也很大。起码农业、服务业并没有出现过热现象。在2002年中国服务业总产值只占GDP 的34%,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在2004年第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40%,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76%,可是服务业只增加了27%,农林牧业只增加了0. 4% 。在2003年全年农业投资只增加了3. 7% 。

  第三,在2003年,投资集中于大企业和政府项目,而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得到多少投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事实上,许多部门非但没有过热,而是迫切需要解除政策、法规对他们的束缚,打通融资渠道,加快他们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刹车措施,很可能伤害那些急切需要扶植和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农业和服务业部门以及广大的中小企业。

  三,中国钢铁市场需求预测的失误

  对铁本事件的处理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对中国钢铁市场需求的估计是否正确。如果中国钢铁市场将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现象,那么勒令铁本钢铁公司关门还有几分道理。如果中国钢材需求持续增长,市场还有相当大的缺口,那么要铁本公司关门就缺乏理论上的依据。

  2004年4月16日,美钢联在美国匹兹堡召开了一次高层研讨会,与会者有北美、欧洲、拉丁美洲、日本的钢铁巨头们和中国钢铁协会。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世界各国钢铁巨头们在讨论全球化的课题下对中国钢铁市场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与中国共舞”。

  2003年,中国钢铁业的总产出是2. 2亿吨,此外还进口了3700万吨。库存增加量并不大。也就是说,在此期间总共消耗掉了2. 57亿吨钢铁。超强的需求推动国内的钢材价格上升了大约40% 。中国钢铁需求冲击到国际市场,把钢材价格拉高了48% 。国家发改委依据现有的和在建的钢铁企业生产能力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约为3. 2亿吨,而钢材的总需求只有2. 8亿吨。这两个数字好像给世界钢铁行业丢了一颗重磅“炸弹”。照此估计,中国在三年之后将从进口3700万吨钢的进口国摇身一变成为钢铁出口大国。倘若中国把多出来的钢铁投入世界市场,还不把国际钢铁市场砸趴下?美国、欧盟的钢铁巨头被搞晕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中国的大起大落。

  产生这一切疑惑的根源在于国家发改委的预测。中国2006年的钢铁需求真的是2. 8亿吨吗?发改委的这个估计值得商榷。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历史数据用线性回归法来估计中国的钢材需求。线性回归可以解释过去钢铁市场需求的变化,然而在使用这种线性模型做预测的时候,必须假设钢铁市场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北美和欧洲市场来说,确实看不出钢铁市场的外部环境有什么变化。他们的市场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决定钢材需求的各种要素已经相当稳定了。可是,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经济结构也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我们既不能笼统地使用综合数据(AggregateData) 来进行预测,更不能假定钢铁市场外部环境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分部门研究,从而找出钢铁需求的变化规律。

  在中国钢铁市场上建筑业是第一大用户。在2003年建筑业消费了的56% 的钢材。在西方各国推动建筑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率。而在发展中国家决定建筑业发展速度的不仅有人口增长率还离不开人均居住面积的变化。后者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前者更为重要。非常清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人均居住面积也将相应增加。人均居住面积和人均GDP 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人均居住面积也将上升,但这种上升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凹后凸。中间有一个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龙抬头”。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时候,人们要解决温饱,没有钱盖房子。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手头的积蓄达到一定水平,他们将致力于改善居住条件。等到国民平均居住面积达到相当水平之后,人们不会无止境地继续增加住房面积,而从其他方面改善生活质量。决定新增住房面积的主要因素将让位于人口增长率。

  中国住房发展规律和美国、加拿大不一样。美国和加拿大人少地多,而中国人多地少。特别是在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很高。考虑到土地的稀缺性,人们必然会像日本、香港、台湾那样发展高层建筑,而对建筑钢材的需求迅速增加。根据韩国、日本等国的经验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规律,那就是当人均GDP在3000- 7000美元这一区间时,人均居住面积将迅速上升。建筑业需要的钢材数量也将随之猛增。等到人均GDP 超过7000美元,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0平方米以后,人均居住面积上升趋势减缓。建筑业对钢材的需求量逐步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人均GDP 为3400美元。这表明中国对于住房的需求正处于高速上升阶段。1995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是14. 8平方米,到2003年时上升为23平方米。高速上升的住房需求意味着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必然高速上升。这些新增住宅集中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对钢铁的需求十分巨大。毫无疑问,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内在居民住房上欠债甚多,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离开增长曲线的拐点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在三、五年内绝对不可能达到亚洲邻国的居住标准。因此,随着人均GDP 上升,建筑业对钢材的需求将继续呈现高速上升的凹曲线特征。

  推动钢材需求的另一个动力是汽车产业。目前中国汽车行业所消耗的钢铁不到总产量的4% ,而美国汽车业消耗了钢材总量的22% 。同住房相似,根据世界各国统计数据,在人均GDP 同人均拥有汽车量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先凹后凸。中间存在着一个高速增长的“龙抬头”阶段。对应于汽车的消费曲线高速上升区间的人均GDP 更高。曲线上升显得更陡。由于各国人口密度、道路状况和文化背景不同,汽车需求出现高速增长的区间也各不相同。尽管我们在预测中国汽车需求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但是,可以断定,中国汽车需求正处在上升阶段。要不了多久就有可能出现对汽车需求高速增长的态势。

  究竟中国汽车市场有多大?尽管要判断中国汽车需求曲线尚需定量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些估计。西方各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相当稳定。以美国为例,一个四口之家,平均拥有二台汽车,即使他们的收入再高也很少添置第三台了。美国平均每100个人拥有55台汽车,加拿大49台,日本39台。而中国目前每100个人还只有1台左右。差距非常显著。从西方各国数据来看,大约人均GDP 达到20000美元之后,人均汽车需求就已经稳定在当前水平上了。对汽车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报废旧车,更换新车。换言之,当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的时候,人们就具有足够的财力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购买汽车。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均GDP 只有3400美元,看起来,似乎中国人根本买不起汽车。但是千万别忘了中国的贫富差距相当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 427。按此推算,起码有5% 左右的富人超过了20000美元这个标准。这个5% 的富人群体就是6000多万。大约是加拿大人口的两倍。加拿大人口3000万,汽车保有量1500万台,而中国目前的汽车保有量仅1300万台。可见中国的汽车市场远未达到饱和。这个富人群体拥有购买汽车的能力。一旦他们要买车,谁都挡不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生产别克汽车,顾客交了钱之后还要等一个月才能提货,这样旺盛的汽车市场在全世界独一无二。这也就是世界六大汽车集团为何在中国不断疯狂扩张的原因所在。2003年,德国大众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本土的产量。美钢联主席开玩笑说,德国大众应当把它的总部搬到上海来。

  中国在2004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外贸逆差84亿美元,这是近十年来所没有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李德水提供的数据,2004年4月中国出口471亿美元,进口494亿美元,外贸再度出现23亿美元逆差。为什么会出现外贸逆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六大汽车集团大量进口钢板。譬如,美国通用公司为了保证别克车的质量,直接从美国运来钢板。在财务上属于外国直接投资,可是钢板运到上海港就只能算进口。在2003年进口的3700万吨钢材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汽车钢板以及中国尚且不能生产的优质钢材。这些都是外资企业的业务,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想管也管不了。

  除了建筑和汽车这两大需求之外,其他制造业对钢材的需求也以不同速度增长。此外,政府的公共设施建设,例如桥梁、高速公路、机场等也正处于建设高峰期中。中国钢材总需求应当是这些部门需求的综合。很明显,由于在建筑和汽车业钢材需求出现了“龙抬头”,合成的钢材总需求并非线性,而是一条向上凹的曲线,按照这条需求曲线,2007年对钢铁的需求很可能超过3. 3- 3.4亿吨,产能完全没有饱和。发改委的2. 8亿吨估计主要来自对往年数字的线性回归分析,明显低估了钢材总需求。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钢铁业并未过热。使得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依据就是中国钢铁市场的需求很旺,并且处在持续高速上升阶段。因此,铁本公司扩大产能是没有错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可能在建筑钢材,例如钢筋、钢梁等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将继续进口优质钢材和某些专用钢材。对于中国的钢铁行业,我们不能只看到钢铁生产数量,还要考虑行业的升级换代。显然,要考虑规模效益,优先发展规模在500万吨钢以上的大钢铁联合企业。淘汰那些耗电高、效率低的小钢厂。鼓励在新厂中生产高质量的钢材。铁本公司还在建设过程中,如果他们能够引进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国内急需的高级汽车钢板等产品,那么铁本公司能够填补我国的产业缺口,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

  四,政府行为过热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确实过热了。热就热在2003年新增的3万亿元贷款上。如此高速增长的信贷令人担忧。特别是那些股份制银行充当了新增贷款的先锋。在此期间,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增长了27. 5% ,城市商业银行增长25. 4% ,农村商业银行增长25. 9% 。尽管这些金融机构补充了一些自有资本,但是都低于贷款增长率。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呈现不同的下降趋势。招商、浦发、民生三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都在25%以上。严重地削弱了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

  关键问题在于,2003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30000亿元都去了哪里?在2003年投资到钢铁行业的资金只不过是1300亿元,仅仅占新增贷款4% 。新增贷款当中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仅仅2004年4月,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各级地方财政的贷款约666亿元,占当月新增财政存款的65% 。为什么地方政府需要如此巨额贷款?

  在许多城市的“十五计划”当中,前三位“支柱产业”都是电子、信息工程、汽车、生物医药等。全国在2003年新开工项目总投资16921亿元,比去年增长70. 5% 。在计划中投资额超过一亿元的项目有13028个,占项目总数的22. 6% 。一些地方政府靠土地经营筹集到部分资金,再从银行贷到部分资金,大搞市政建设,投资了许多“政绩工程”。一大批市政项目、政府办公大楼、广场、超宽的马路、豪华的国际会议中心和体育运动场所正在建设。许多高速公路、机场、桥梁、开发区纷纷上马。在2003年上半年,省、市二级正在兴建的展览场馆有122个,兴建的亚洲之最或者世界之最的场馆、大厦有45个。仅这些预算资金就高达2500亿元。由于后续资金没有落实,其中许多工程很可能成为烂尾楼,半拉子工程。截止2003年底,省会城市正在新建的购物中心超过600家,总投资超过了3000亿元。仅此一项就超过钢铁行业投资的二倍多。

  全国开工或者计划开工的地铁项目有54个。每一个都要好几十个亿。世界上除了香港之外没有一个地铁不赔钱的。众所周知,地铁是为公众服务的基础交通设施,拥有便利交通,节省时间,疏通运输的外部性。地铁票价低廉,对于低收入阶层是一种转移支付。由于这些项目提供公共服务,肯定不能得到很高的市场回报。虽然兴建地铁是一件好事,但是要量力而行。

  当前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中长期贷款。这些由政府主导或者担保的投资项目有多少能够实现收支平衡的?既然这些项目谈不上市场需求,更谈不上利润回报,如果草率上马,过度依靠银行贷款,将来即使建成了也没有能力归还银行贷款,那么,最终还不是把风险都集中到了银行?

  整治经济过热的关键在于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制度创新,尽快实现政银分开,让银行成为独立运作的金融机构,摆脱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

  五,不良贷款是金融系统的心腹大患

  贷款猛增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商业银行在推,通过扩大贷款余额,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各级地方政府在拉,只要能拿到贷款,多多宜善。这一推一拉,30000多亿元贷款就出去了,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罕见的记录。30000亿元贷款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宏观经济调控导致大起大落,其中不知道有多少将成为不良贷款。在某个行业出现供大于求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全国处于监测下的700多种产品,有78%供过于求,22%处于供求平衡。再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机制会作出调节。可是,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行为都很难对付银行的不良贷款。

  为了防范金融危机,我们必须知道,不良贷款的极限是什么?也就是说,一旦不良贷款超过了这个水平,银行的全部收益就不足以支付储户利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银行将丧失继续运作的能力。

  众所周知,一个商业银行要持续运转下去,必须按期给储户支付利息。支付利息的财源必定来自于银行的收益。一旦发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必然减少下期发放贷款数量,降低银行的利润。随着不良贷款的累积,银行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最终有可能丧失支付储户利息的能力。

  假定有一家银行,完全没有不良贷款,资产总额为100亿元,其中存款余额90亿元,10亿元自有资本。按照金融市场运行一般规律,将其中20% 作为存款准备金,存于中央银行,利率为1% 。购买政府债券5% ,回报率4% 。将其余75% 全部贷出去。由于存款和贷款利息之差为5个百分点,如果贷款能够如期回收的话,可以获得5% 的利息。银行自身管理费和运行成本1% 。假定在未来5年内所有银行利润都用来冲销坏帐,不良贷款回收率为2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每年的不良贷款率为12. 71% ,那么经过5年之后,累积的不良贷款30. 28亿元,占贷款余额的44. 22%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没有能力来支付利息了。换言之,如果一家完全没有不良贷款历史负担的银行,假若每年有12. 71% 不良贷款,那么,这家银行只能维持运行5年。假定某新建的银行行长任期是5年,那么为了在他任内不至于破产,每年的不良贷款率绝对不能超过12. 71% 。

  如果这家银行已经有了历史包袱,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20% 。按照同样的假设:将其中5% 作为存款准备金,存于中央银行,利率为1% 。购买政府债券5% ,回报率4% 。真正能够贷出的只有60亿元。假定存贷利差仍然为5% ,如果在未来5年内所有银行利润都用来冲销坏帐,不良贷款回收率为20%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希望银行起码还能维持5年运行,那么不良贷款率就不能高于0. 94%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 94% ,那么经过5年之后,不良贷款将累积为3. 73亿元,占贷款余额5. 18%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全部利润刚刚能够还本付息。如果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于0. 94% ,那么不到第5年结束就失去了支付利息的能力,不能维持正常运行。说白一点,如果某个银行行长接班的时候已经有了20% 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为了在他5年任期内不至于破产关门,那么他就要非常注意,每年的不良贷款率绝对不能超过0. 94% 。

  按照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3年10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提供的数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4. 13% ,2003年3月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7. 92万亿元,那么,不良贷款的绝对值是1. 91万亿元。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当中,中国银行的业绩名列前茅。可是,中国银行自2000年以后4年内新发放贷款的不良率为1. 67% 左右,显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新增不良贷款的极限。

  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以走二条路:动用内部、外部资源来冲销坏帐,或者增加银行贷款余额来稀释不良贷款率。

  在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动用了1127亿元冲销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绝对值比年初减少782亿元。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新产生不良贷款只有345亿元。新增不良贷款率不到0. 43% 。如果以上数据属实,这个记录是很不错的。不过,面对将近2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即使每年投入1000亿元银行利润冲销坏帐,需要十几年时间才能将不良贷款率降低到能够和世界各国银行平等竞争的水平。在中国加入WTO 五年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将在2006年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距今只有2年时间了。显然,国有商业银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依靠自身力量摆脱不良贷款的重负。

  除了大量动用银行收益冲销不良贷款之外,贷款总量大幅度增加,稀释了不良贷款率。在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3. 51个百分点,主要因素在于扩大贷款规模。

  贷款猛增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当前要特别注意,在调动一切手段冲销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同时,千方百计把新增不良贷款降下来。

  六,国有商业银行面临严峻的考验

  2004年2月,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得到了国家汇金投资公司的注资之后,显著地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他们将部分自有资本调出来冲销坏帐,降低不良贷款率。争取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海外上市,将筹集到的资金进一步冲销不良贷款,提高银行资产质量,从而使得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和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我们必须了解在注资、上市过程中银行的资产机构会发生什么变化?注资力度是否足够?下一步还要干些什么?

  为了模拟国有商业银行在注资、上市过程中资产结构的变化,假定某家银行总资产19200亿元,不良贷款率20% ,资本充足率6. 25% 。不良贷款净值3200亿元,自有资本1200亿元。

  如果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这家银行注入2000亿元人民币。银行总资产上升为21200亿元。资本充足率上升为15% 。不良贷款率下降至15% 。在注资之后,这家银行将原有的自有资本( 所有者权益) 1200亿元转为专项准备金,全部用于核销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于是,总资产下降为20000亿元,此时资本充足率为10% 。不良贷款由3200亿元下降为2000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为10% 。

  假定该银行拿出20% 的股权上市。IPO 总值400亿元。假定上市放大倍数2. 5,筹资总额1000亿元,那么银行在上市过程中的资本收益为600亿元。上市之后银行总资产上升为20600亿元。如果该银行可以动用上市过程中的资本收益来冲销不良贷款,将上市收益600亿元全部投入冲销坏帐,那么不良贷款将下降为140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 。资本充足率为10% 。这是通过注资和资本运作所能得到的最佳状况。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0% 以上,不良贷款率在2% 以下。为了使国有商业银行拥有与之相当的竞争能力,必须进一步降低他们的不良贷款率。鉴于当前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很难指望财政直接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在外汇注资、上市之后要进一步降低不良贷款率就只能靠银行自身的利润了。假定这家银行在支付了营运成本之后的净利润是500亿元。对上市部分的资产支付15% 的股息或红利,也就是300亿元。能够投入冲销不良贷款的部分最多只有200亿元。假定政府不从银行中提取任何费用,那么连续5年,可以冲销坏帐1000亿元,使得帐面不良贷款余额400亿元。此时这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 ,资本充足率10%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1)通过外汇注资可以大大改善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产结构,不良贷款率可以下降到10% 左右,资本充足率可以超过10% 。

  (2)通过海外上市筹集资金,可以进一步改善这二家银行的资产结构。按照比较理想的状况,不良贷款率可以降为7% 左右,资本充足率为10% 。

  (3)如果在银行上市之后只能靠自身利润来冲销不良贷款,大概还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将不良贷款率降低到2% ,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和外资银行相当的竞争条件。

  在这个分析中,假设条件非常苛刻。

  (1)在5年内这家银行不出现任何信息透明度问题,保证上市过程平稳进行。

  (2)在5年内这家银行不遭遇重大市场风险。现有的中长期贷款在若干年期满后不出现大幅度上升的不良贷款。

  (3)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内继续高速增长,同时继续保持35% 以上的储蓄率。

  (4)在2006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依然能够保持相当高的利润率,能够将除了分红之外的全部利润投入冲销坏帐。

  如果这几条中任何一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这次注资改革失败。倘若如此,那么这次注资投入的资源就有可能付诸东流。诸葛亮说:“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金融学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证明,与其让得到注资以后的银行仍然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如干脆加大注资力度将他们彻底解救出来。

  日本在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犹豫不决,采取了8次刺激经济措施,一点一点地向银行系统注资,结果,窟窿越补越大。

  在1992~ 1996年之间日本政府总计动用了60万亿日元来刺激经济,结果全无起色。

  在1997年底再动用30万亿日元,还是没见成效。前后投入金额累积99万亿日元。

  日本经济在泥淖中挣扎了8年之后,在1998年6月日本中央银行一次就动用16万亿日元支持振兴计划。在1998年11月日本参院又通过《金融重建法案》,动用60万亿日元( 相当5170亿美元) 挽救金融体系。其中17万亿日元用来健全存款保险制度,防备由于银行破产而损失储户利益。另外43亿日元向银行提供救援,帮助18家大银行冲销坏帐,结果还是很不理想。

  日本的作法犯了兵家大忌。倘若在1990年前后就采取断然措施,恐怕用不了多少钱就摆平了。日本政府采取“添油”战术,一次加一点,没效果,再加一点。就象大堤决口一样,丢几袋砂石下去,一下子就被大水冲走了。再加几袋下去,又不见踪影。与其如此,就不如下狠心,一次抛下去把决口堵好。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要不然就不要注资,要注资就要一次到位。

  由于在金融市场上存在着相当高的不确定性,要求在5年内不出现任何重大变故的要求似乎过于苛刻。目前不宜再提什么“最后晚餐”。既然已经动手了,就干脆一次到位,再度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彻底将这些国有商业银行拯救出来。在上述案例中,可以考虑让这家银行发行1000亿元金融债券,当年就将不良贷款率降为2% 。

  七,提高危机意识,防范金融危机

  胡錦濤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金融危机可能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之一。金融市场混乱而使不良资产和坏帐积压会因其他因素引发全局性金融危机。

  当前,如果说当前经济过热的话,应当准确地说是政府行为过热。恰恰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导致新增贷款猛增。倘若采用政府行为来整治所谓的过热,很可能出现整治矛头错位,该整的没整,整了不该整的。在整治过热中,政府行为扩张,必然破坏市场机制,甚至用一种错误掩盖另外一种错误。

  银行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心脏,同时也是最薄弱的环节。就像有人发烧一样,发烧本身并不要紧,如果一见发烧就滥用虎狼之药,一旦心肌梗死事情就麻烦了。投资过热固然不好,但是倘若由于处理经济过热失误,把毛病弄到银行去了,有可能导发全局性的危机。中国最担心的就是金融危机。

  动用外汇储备来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和增发货币仅隔一步之遥。务必在今后管好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一旦由于超发货币而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信誉将严重受损,很可能出现全面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并没有在本质上消除金融风险,只不过是将商业银行的风险集中起来。中国金融体系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系统风险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继续增加。

  到了2006年,外资银行将在中国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存款分流将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危机。优质客户的分流和金融人才的跳槽将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利润下降。一旦国有商业银行发生危机必将影响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如果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前后遭遇风险,必然再度要求外部救援。靠他们自身的能力是无法度过危机的。那个时候,可能出现非常难以处理的局面。如果不动用国家力量来救援国有商业银行,他们已经无力支付储户利息,面临破产。如果动用国家力量救援,只不过暂时推迟危机的爆发,孕育着以后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上市之后,对银行的信息透明度要求更高了。股东们在提取正常水平的红利之余,必定会要求不断改善银行资本结构。如果银行资产规模增加,必然要求相应注资,以保持资本充足率。由于国家财力约束,只能继续通过股市运作来筹集注资资本。国有股权比例将持续下降。市场监督强度将持续增加。这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有益的,但是一旦揭发出来历史上的假帐或者新做的假帐,很可能触发银行的信誉危机。

  外汇注资和海外上市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缺失。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如此困难就在于国有商业银行至今依然保持着垄断地位。迄今为止,还没有开放民营银行试点。在金融领域中缺乏不同体制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使得许多国有银行的弊病被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很难进步。因此,在抓紧治标的同时应当花更大的气力来治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营银行试点,积极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金融业竞争环境,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面对着2006年对外开放银行业的冲击,我们必须提高金融领域的危机意识。可以说,如果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话,就一定是金融危机。在整治经济过热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投资钢铁行业并不会进一步深化危机,而如果对钢铁行业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却有可能加大银行不良贷款,而防范金融危机才是我们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2004年5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总理强调,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既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盲目发展,又要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宏观调控应当做到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切忌“急刹车”,“一刀切”。该市场管的就由市场管。没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去限制企业。经济宏观调控必须走出当年计划经济“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在注意防范金融危机的同时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在金融和投资体制上的制度创新。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

  原载:搜狐财经

  作者:徐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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