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三文:广州火车站整乱肃恶记

         黑势力渗透触目惊心十多年整治难断根源

  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已走到一个新的平台,下一步怎么走,专家说,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火车站,是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重要通道,是城市文明的窗口。而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城市建设的弊端得以集中体现:规划混乱、政出多门、利益纷争、权力买卖,乃至官商一体、警匪勾结、黑社会势力渗透。广州火车站广场的治安问题尤为突出。缺乏城市现代化经验,使政府部门在整治火车站方面显出了被动、无力与无奈,应急之策乃是施以重典。重典治乱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事实也告诉人们,一个城市,一个社会,运动式的管理只能维持一时,而且成本极高,长治久安必须依赖于合理的功能规划和日常的制度建设。这也正是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围地区整治十多年来难断根源的原因所在。为此,我们对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围地区触目惊心的现状与曲折反复的整治历程予以极大的关注,尤其关注广州市本次痛下决心欲彻底整治的行动。      编者

  2000年5月30日上午,烈日炙人,随着重磅铁锤几记沉闷的敲打,立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一排铁栏杆倒了下去。

  以拆除站前30米台阶铁栏杆为开端的对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围地区的又一轮整治开始了。有关部门表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治,将使广州火车站的面貌彻底改变。

  对于大部分广州市民来说,这已不知是第几次听到彻底整治火车站的消息了。这次整治能否彻底地洗清一座火车站给他们的城市带来的肮脏、混乱、恐怖和耻辱?

  十多年的伤心之地

  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围地区到底有多可怕?

  任先生,一名军人,在给媒体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一名军人,在广州生活了30多年,每一次经过流花地区(广州火车站及附近地区)时,我都提心吊胆。全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广州流花地区这样乱的。”

  一个让一名军人“提心吊胆”的地方!

  “我在北京学习了5年,也去过全国不少城市,从来没有发现过像广州火车站这样乱的地方。”一名经常路过广州的旅客这样说。一名在这里横遭敲诈的旅客甚至仰天长叹:“这是谁的天下?!”

  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广州火车站享有这样的“声誉”已非一年两年了。长期以来,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的流花地区,倒卖火车票、抢劫、电话宰客、行骗、吸毒贩毒、强买强卖、卖假发票、拉客卖“猪仔”等现象横行,成了许多本地人和外地人都闻之色变的伤心地。

  1993年3月下旬,“全国内儿科危重、疑难病症诊治经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四天之内,有五六名代表相继在火车站一带被抢、被窃、被殴打或被污辱。有的刚下火车,在公厕内被歹徒强搜腰包。两位代表提前离开了广州。

  1994年8月22日中午,旅客周某之妻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被抢金项链,周妻请求保安捉拿歹徒,保安上前捉住歹徒,嘀咕了几句就放了人。

  1995年11月29日,一名记者乘出租车在广州火车站下车,遇一高一矮两名男子勒索。这时无警察,只有两名城管的执勤人员在不远处。记者最后被勒索200元。城管人员冷眼旁观,称:“我帮了你自己也没命!”

  1998年12月,一个上海人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被敲诈,两个大汉拦住他说:“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广州火车站,乖乖把钱拿出来!”

  2000年春节期间,一个摄影工作者只身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发现这里聚集着一个吸毒部落,数以百计的瘾君子在火车站广场和车站周围的出租屋里游荡,当他们毒资匮乏时,就到车站广场上抢劫。

  除了每天都要发生几十上百宗的抢劫案,广州火车站还有无数危险的陷阱。

  在这里,你可以打到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公用电话:一个市内电话450元!一个没有打通的电话45元!

  通常的电话骗局是这样的:火车站广场前的士多店(小杂货店)摆着一些没有公话标志的电话,顾客拨了电话号码后,不通(有些电话根本没有外线),这时摊主主动帮忙。拨通后,话筒里说要找的人去朋友家了,并说了一个电话号码。拨通这个电话,对方说要找的人刚进了厕所,叫稍等,并不着边际地问这问那,最后顾客才发现上当。

  计费时,摊主会报出一个惊人的价目,如果顾客不服,马上会受到暴力威胁。顾客无奈之下只得给钱。这种电话骗局与敲诈勒索无异。

  每天,在火车站广场上这个当的旅客不计其数。

  1996年3月25日早上8时,来自外地的蒋某在广州流花车站旁“美化羊城”广告牌下的电话档打市内电话,打了三次没打通,竟收费83元。蒋掏出50元,挨了一拳,不得已再拿出50元,方脱身。

  1997年6月,有人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一电话摊上打了25分钟市内电话,收费78元。

  1999年3月10日,从武汉来广州的袁先生,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打一公用电话,4分钟被强收150元。

  1999年10月22日早上,从沈阳来广州参加交易会的赵先生去站前路白马服装城对面马路旁一个方桌上的公用电话给北京的朋友打手机。通了十多分钟,朋友的手机没电,通话中断。他付了13元钱,再打(摊主帮忙重拨),朋友的口音好像变了,发现上当,通话不足4分钟,收了80多元。

  1999年8月底,从重庆来广州建设内环路的梁先生到火车站广场打电话给本公司,但没打通。档主索要24元钱,梁不肯给,立即有四五个人冲上来,梁只得交了。

  除了这些,常见的陷阱还有:介绍旅馆:出站口有无数打着“XX招待所”“XX宾馆”牌子的拉客仔,旅客跟这些人去住宿才发现条件奇差而价钱奇贵。打招牌称一晚只收10元钱的 ××招待所,实际上至少每人要收20元。招牌上写有彩电、卫生间、热水器的房间,但实际上只有木板床位。

  介绍职业:也在出站口一带活动,跟他们去了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交押金然后走人。

  欺骗拉客:1999年1月,大批川籍旅客在广州火车站被拉客仔“大瑶山隧道炸断”的谣言所骗,上了高价长途车。

  寄存物品:1999年,李小姐经过广州火车站广场,把装有1万多元贵重物品的包裹交予火车站一个行李寄托点存放。一个多小时后,她再也找不到收她包裹的人,行李寄托点已经人去楼空。

  广州火车站票贩子的猖狂更是有目共睹,每到客运高峰,在售票窗口排上几天的队根本买不到票,身边却有无数票贩子兜售真假难辨的车票。他们甚至堵住售票口,不准售票,只准以高价买他们的票。而执勤的警察却熟视无睹。

  多样、猖狂、频发的的违法犯罪活动使得流花地区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旅客这样说:“电话宰客只是小儿科,住宿、乘车、饮食、排队买票、遭劫、被骗……黑手几乎伸到火车站周围的每一个空气分子里。”

  十多年的艰难整治

  对流花地区的混乱状况,广东省、广州市以及铁路的有关部门从来没有放弃过整治,但没能彻底扭转这一地区的混乱状况。

  关于流花地区整治的报道每年都要连篇累牍地见诸报端:1993年5月21日,为从严整治广州流花地区的治安秩序,省市整治流花地区治安秩序指挥部,抽调800多名公安、武警进驻流花地区执勤。

  1994年10月12日,为彻底解决广州火车站地区的混乱状况,经协调,广州警备区、流花公安分局和广铁公安处成立广州火车站军警联合指挥部,对流花地区秩序进行统一整治。

  1995年2月11日,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常务副市长陈开枝视察流花地区。黎子流说:“市政府已下了决心,全面整顿流花地区秩序,把这一地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窗口。”“对违反有关法规的人,不管后台是谁,都要依法处理。”

  1995年2月14日,广州地区军警民展开行动,联合整顿流花地区的假军车。

  1995年4月,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开枝检查广州火车站广场时说:“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要负起责任,常抓不懈,将流花地区这一广州市的‘门面’整治好。”

  1995年8月17日,副市长陈开枝、戴治国会同流花管委会各单位成员召开现场办公会,并检查了该地区的整治情况。

  1995年8月,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市公安局、警备区、武警等有关单位联合执勤,重点整顿流花地区的交通工具。流花地区管委会特意组织由军区警备纠察、武警、公安交警组成的联合执勤队,整治该地区交通秩序。

  199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视察流花地区时问:“火车站广场的治安现在怎么样了?”

  1997年6月24日,广州市交委运管处采取行动,清理了流花地区一批非法售票点和车站。

  1998年9月,广州市电信局出台措施:火车站广场公用电话凡乱收费、多收费者,取消承办资格。

  1998年11月18日起,广州火车站广场实行治安包干,整治这个全国闻名的治安“黑三角”。

  1999年5月4日,陈开枝副市长在检查火车站广场后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流花地区的整治,决不能让往日的脏乱反复出现”。

  1999年7月15日起,广州市交委与有关部门联手,清除广州流花地区客运“黑站点”。

  事实证明,历次整治,多是当时收到一点效果,过后又故态萌发,甚至愈演愈烈。有些所谓“整治”完全成了应付领导检查的走过场。

  1999年春节前夕,广州市副市长陈开枝一行到广州火车站西广场检查违例摆摊的清理情况。一处先前违例摆摊之地用长长的塑料布围挡起来,陪同检查的某部门负责人告诉副市长,摊档已经拆除,为免有碍观瞻,所以临时围挡,稍后再作进一步清理。陈开枝一个箭步冲到塑料布前,一手扯开,这时,一个“奇景”出现了:布墙后面,另有乾坤————一个个互相毗连的档口,摆满了色彩斑斓的水果、糖果,根本没有半点被“拆除”的痕迹。

  有关部门多次强调,流花地区之所以难整治,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各方面的力量、利益难以协调。

  这种条块分割最典型的就是对30米台阶的管理。所谓30米台阶,指的是火车站候车楼往前延伸30米的一块地方。1993年8月,有关部门将这一区域与广场隔离作为缓冲地带,区域内划分4个管理区,包括行包房和酒楼门前管理区、有票旅客等候进站区、旅客购票区、旅客出站区。各管理区之间以1·5米高的护栏相隔。

  这一块被铁栏杆围起的地区,成了火车站广场最混乱之地,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抢劫、拎包、打架、斗殴,主要原因就是这一块地方是铁路和地方两家管理的不协调。例如,当地方对火车站广场进行整治时,盲流就涌进30米台阶暂避;铁路严厉打击犯罪时,盲流又一窝蜂逃出30米台阶,市政府一位官员形容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不得已,有关方面于2000年5月将这些铁栏杆拆除。

  除了地方与铁路的关系外,流花地区地处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的结合部,还涉及多个地区、部门的利益。为此,广州市政府于1988年10月成立流花地区管委会,其初衷就是让这一市政府直属机构来协调该地区各部门、单位的关系,整治该地区的社会秩序。

  管委会一直运作了十多年,十多年的管理,流花地区的治安、交通、卫生环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反而呈现日趋恶化的趋势。到2000年,流花管委会被撤销。

  权力寻租形成怪胎

  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使整治形不成合力,利益上的纷争则形成了整治的阻力。

  广州火车站广场绝对面积并不小,但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集散旅客的广场,却成了一个特大停车场,分别被公共汽车站、出租车站和社会停车场占据,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正是这些停车场,挤占了宝贵的候车空间!据一位知情人披露:东广场的社会停车场一年能为个别部门带来上千万的收入!这就是停车场无法挪窝的缘故。设在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总站,公交线路达38条、公交车达400多辆,线路过密,导致如今公交车一窝蜂塞在站外,经常一个小时都进不了站。

  广州火车站每天以十万计的滚滚人流,带来的是数目惊人的现金流,铁路售票、汽车客运、商铺、饮食、住宿、电话、停车,每个行业沾上火车站都是财源滚滚。许多部门都把目光盯上了这些利益。曾有记者看到这样的怪现象:火车站广场的违章售车票点不仅有个体果店、旅行社报名点,竟还有国营流花邮局服务部和广场治安报警亭。铁路部门在候车楼有酒楼、咖啡厅,在广场还有地下商场。火车站附近大商场林立,尤其是服装批发市场成行成市,号称“全国服装批发市场中心”,每天数万人在此“淘金”,车流、客流占了流花地区的1/3,严重干扰交通和治安秩序,这同样是全国罕见的。在协调会上,广州市副市长张广宁不禁质问:“到底是哪个部门规划的?”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部门既是利益的所有者,又是管理者,在利益关系中充当了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的角色,这种角色的错位无疑使它们的管理功能大大弱化。

  这些,还仅仅是合法的、至少是公开的利益;火车站广场还潜藏的巨大的非法利益。为获取这些利益形成的权力寻租网络和利益分配体系,才是导致流花地区管理不力的直接原因。

  这里最典型的是倒卖火车票和电话宰客两个领域。

  广州火车站倒票和电话宰客现象由来已久,而且一年比一年猖狂,票贩子和电话仔后有人操纵是公开的秘密,但直到1999年底2000年初,这两个问题才被揭示得如此充分。

  对这两个问题的揭露是从两封举报信开始的:1999年10月中旬,广州市流花地区公安分局一名民警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封举报信,信中揭出电话宰客的惊人内幕(据举报信,有删节):站南路的电话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已萦绕在我心头几年之久。

  在情况复杂的流花地区,打电话被宰的顾客特别多。大都是“一个市内电话收我48元”,“一个长途电话收我198元”。而我们的处理方式只是劝客人回去再商量,叫档主少收一点,便完事。其实就是去也没用,冯老板的小车就停在那旁边,谁敢动他。

  今年7月起,站南路的电话宰客更疯狂。打一个电话要400元、500元,只要顾客有钱,1000元也敢收。不给便打人,打到给清为止。9月27日,有个东北游客拒付398元电话费。他大声喊道:“就是打到美国也不要这么多。”但最后还是被四五个人围住打断了脚。

  我发现这里的电话打的全是假电话。档主事先在电话贮存键上输入家里的电话,等客人拨完号,便抢过话筒,重新按贮存键,接进家里,接通后家里那头便让打电话的等着,说去叫人。而且我发现这里的电话仔有30多个,专门吃这碗饭。大部分是江西省来的盲流,有几个是广东梅县的。这些电话仔每档每月交老板冯小明7500元,摆在前面的交9000元。我发现最厉害的莫过于电话老板冯小明,此人11岁便来广州,跟流花地区各部门都很熟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0来部电话,有的用化名“冯德鼎”申请,我们已查到8部,其中有5部市政府有关部门曾予撤除,没想到又给他私拉到站南路摆下5个档口。

  据流花公安分局一位老领导讲,流花地区的电话不知害了多少人。很多打工仔本来不够钱回家,给宰客电话一刮,沦为乞讨为生的盲流,但老板冯小明却发达了。此人身家上千万,在南海市××花园连带地皮建了6层楼,有日本凌志车。有警员规劝他改过自新,他竟大言不惭地说:“没有我,谁养活你们这些差佬。”

  广州火车站的电话宰客问题,一直是市领导、市人大和媒体密切关注的问题,经过流花公安分局的整治有所成效,但一直治标不治本,不彻底,打击力度不够。

  我这份报告,已写过几回,不敢交领导,怕给自己、给家人带来不测。但每每接到客人的投诉,看到他们又是哀求,又是流泪,我心里似油煎,像刀割。我希望市政府、市人大、市公安局,还有广州媒体能腾出时间,听听我这小兵的呐喊

  《南方都市报》马上派记者组调查采访,印证了举报信上所说的情况。以这封举报信为由头,《南方都市报》组织了关于火车站电话宰客的系列报道,反响极为强烈。而报道过程中关于电话宰客的更多内幕和细节也被揭露出来。

  无独有偶,几个月后,一个自称“在火车站混了10年的票贩子”又向《南方都市报》写信举报关于火车站倒票的黑幕:    整顿火车站大快人心。首先要整公安内部。

  当班的民警向队长交钱买好岗位。如果让民警当便衣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8万至10万元,如果让民警在票厅上班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5万至6万元。在火车站干我们这一行有个规矩,每个月6日到10日是主动上“税”期。炒票的每人每月向公安交200元,如果炒票的不交,就得被他们整,抓住后关进值勤室,进行敲诈。炒票的没有办法,只好给钱。出来了没有钱只好学公安黑心敲诈旅客的钱,不黑良心敲旅客,交不起公安的“税”。这样以(应为“一”)来,炒票的是公安的兼(应为“赚”)钱工具。炒票的揭发公安敲诈、收“税”,纪委查了,他们有钱找一找关系,一样的没事。

  邹××(指一民警)打着公安的招牌,无(漏“视”字)党纪国法,执法犯法,敲诈勒索。例如:1999年7月25号还是29日晚上6时左右,一个旅客拉着谢××(炒票人)说他卖了一张假火车票,谢××心里害怕马上逃跑,后被×××骑红色的摩托车追获,后在草暖公园用手铐带谢回到羊城售票大厅内楼梯口的小房内,进行敲诈。经讨价还价,谢××给了×××800元,×××后打开手铐放走了谢,谢是湖南省耒阳市永济乡人。又如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 ××(指同一民警)带着马仔,到羊城票务中心的售票大厅,明目张胆地说凡是在东票厅混的人员都得向他交“税”,不交“税”者就得遭打。一次就给××× 现金3000多元。

  我斗胆地问一句,法律是否对执法的公安无效,如果是有效,×××为何这般的目无国法,听说他爸爸是一个科长,谁也告不倒他。他做了坏事,还对我说,你告我×××,我的枪是不长眼睛的。但我相信上级机关是清廉的,会查他个水落石出的。×××在德政路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总之上级只要来查会有更多的问题(被查出)。

  在这封信登在《南方都市报》上的第二天,举报信中说到的那名干警倒票的事实就被查实。

  这两封信道出的火车站广场长期整治不力的根源:非法利益集团已经深深渗透进了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内的个别权力寻租分子甚至主动控制了非法利益集团,使它成为自己的牟利工具。

  一位知情人士称,在火车站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几乎所有的经营:合法的,不合法的,从开粥粉档到倒卖火车票,都有个“市场准入”问题。这个隐形的“市场准入证”就把持在各个部门的管理者那里。倒卖“市场准入证”成了部分管理者发财的捷径。一名曾在流花公安分局任职的警察告诉记者,巡逻时即使是一个水果摊也不能随便动,因为说不定这个水果摊的主人就能很容易地找到他的领导。能在火车站这块地盘上混饭吃的,都不是等闲之辈。

  权力寻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层次的利益分配体系。像那名警察的举报信中提到的冯小明,因为和管理层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便将“市场准入证 ”批发过来,几乎垄断了电话宰客等生意。那些开宰客电话档的电话仔,再从冯小明等人那里直接或间接购买“市场准入证”。

  这种基于权力寻租形成的利益分配体系,是最不合理,最不公平的分配体系。这个体系中最大的获利者是管理部门的权力寻租者和冯小明这样打通了关系的权力批发者,那些票贩子、宰人电话档的经营者则是这个获利阶层的末梢。权力的多重寻租导致的结果是:那些最末端的电话档主,如果守法经营不去敲诈消费者,不但无利可图,还可能要亏本,因为他一个月要上交的费用大大超过合法经营一个电话档的成本。

  这种分配体系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最贫困、最无助的阶层:打工仔、打工妹、外来的农民。《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电话宰客现象时发现,档主总找那些衣着破旧、举止迟钝的外地人下手。他们敲诈的,很可能是这些人身上最后一点回家的路费,寻亲的盘缠。被敲诈后,不少走投无路的人被迫加入抢劫、盗窃、贩毒等犯罪团伙,在火车站一带游荡“觅食”,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

  可怕的是,就是这些恶性犯罪团伙,也被纳入了利益分配体系。1999年11月,记者在安徽合肥采访一个流窜杀人犯,这个杀人犯交待他曾长期在广州流花地区作案,他说,他抢1500元,自己能到手的只有几百元。

  在这样的一种利益分配体系下,怎么能指望社会的监管者能尽职尽责呢?

  本次整治前景如何

  200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三访广州火车站,指出对“越是犯罪突出的治安混乱的地区,越要体现重典治乱”。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部门本次对火车站的整治,规模是空前的,力度也是空前的。

  2000年5月25日,一个彻底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实施方案,终于在广州市市长办公会议上最后敲定。

  这一整治方案是由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方案最大的特点在于加强管理、疏散和减少人流车流,以弥补火车站空间容量严重不足的客观缺陷。此方案一改以前整治每个部门仅限于自己职责范围的局限,涉及到公安、交通、交警、建设、市政、民政、旅游、人防、工商、环卫等部门和铁路、部队及越秀、荔湾、白云三区政府,包括了治安情况根本扭转、人车流疏导、站外广场和候车大厅的改造和完善服务、周边商业秩序及卫生状况整治、重新规划布局火车站广场乃至流花地区的交通网络和交通组织等7个方面。

  具体内容包括:站内整治:拆除30米台阶铁栅栏,除在东广场暂时进入适量的公交车、出租车和允许社会车辆上落客外,火车站广场禁止停放一切车辆,并拆除所有违章建筑及广告,将广场全部作为旅客的缓冲地带。铁路部门在9月30日前拆除30米台阶上所有铁栅栏,并对30米台阶进行改造,新铺地面,使之与广场形成一个整体。6月15日前将车站大楼首层内快餐店和首层大厅内的经营摊档迁至2楼,尽可能腾出更多的空间作候车室。6月1日前允许持当天票的旅客自由进站候车。

  铁路部门年底前完成售票厅的改造,使西票厅售当天票业务和签证业务搬入新址。站前路售票大厅开启预售票、团体票、当天票业务。调整始发终到列车,减轻广州站的压力。广铁集团近期内将6—7对列车分流至广州东站;调整6— 7对列车至广州北站始发终到;调整部分终到列车至广州西站,市交委同市公用事业局负责做好广州北、西站公交、公路客车的衔接(9月30日前完成)。

  公话整治:取消人工代办电话,全部实施IC卡式电话、投币电话,根据需要新建公用电话廊,并会同铁路部门设立零钞兑换点,为旅客服务。

  整治拉客现象:要求旅游服务管理部门6月15日前恢复西广场北面广之旅大厦一楼的旅业介绍所,统一旅业介绍管理。

  长期规划:把北站建成枢纽客运站。

  整治商业网点:不再批建批发市场。对周边商业网点进行整治,减少因此而增加的人流车流。主要包括对红棉酒店、新大地宾馆、金祥大厦等未经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将酒店、办公场地改为商品批发市场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恢复原使用功能。在火车站广场内,只保留西广场北面广之旅大厦一楼的商业摊档,今后严格控制火车站周边地区新建商厦和市场的批建。规划部门原则上不再新批建吸引车流和人流的批发市场和商厦。市规划局会同越秀区政府,提出整治流花火车站周边商业网点的方案,减少因商业网点增加的人流车流。

  调整公交车出租车布局,使公交车、出租车、长途客车分流有序。

  疏导人流,全部撤销地中海商铺,改为地下停车场。

  所有措施目的都是尽量地疏散流花地区的人流,减轻流花地区的交通压力。

  广州市交通研究所在作广州火车站地区交通规划时提出,对广州火车站的规划要突破传统,规划一个新的交通体系已迫在眉睫。

  规划专家提出,目前广州火车站必须从四方面做好交通规划:明确火车站地区交通性质和功能,确定交通设施供给能力;分析枢纽点多种交通方式客流集散量和换乘要求,提出衔接规划方案;结合地铁建设,拓展交通空间,对火车站站前广场的地上、地下空间的交通功能作出科学的规划和安排;建立合理的人车分流交通系统,对交通组织体系作出全方位规划。

  有关人士认为,合理功能规划是首先的,也是必须的,但火车站最终还是要由人来管理,只有从制度上断绝权力寻租的路径,打破把管理者和利益集团纠缠在一起的利益分配体系,管理上的失控才能避免,火车站才能长治久安。

  注:本文材料除本报记者采访之外,还引自《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媒体,谨致谢意。

作者是南方周末记者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方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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