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梁启超的“自觉”

  晚清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都被国人看作是民族耻辱。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咎于腐败的清政府,但决不是汉族人的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可以比较的是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而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是“鞑虏”满族人的中国,因而这种失败具有民族主义悲愤色彩在内。明治维新确定的天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加强了皇权统治,但是试图维护皇权地位的戊戌变法,却惨遭绞杀。假定清王朝不是满族人的王朝,皇帝是一个汉族人,就不会发生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旗号的辛亥革命。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就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梁启超也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大加称颂,这是民族意义所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中说,辛亥革命的意义简单可以归结为两点,“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他把“自觉”解释为:“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梁启超在80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章,其观点的确代表了中国整个民族(汉族)的心态。历史地看问题,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必须的。但是如果按照现代观点来看,甚至如果将当时的民族主义拿到现在使用,那的确是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其中的成分中还含有种族主义。如今的中国,依然没有完全改变这种心态。

  产生于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民族平等精神,并没有被中国人接受。极端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是互为生存条件的,专制统治者利用民族主义强化专制制度,维持专制统治,而民族主义在专制制度下,可以滋生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请读者接下来耐心阅读梁启超文的论述:

  “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糜弱,碰着外来游牧骠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个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如何。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家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跟着什么北魏呢,北齐呢,辽呢,金呢,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州,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吞没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财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样,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傲也罢,总之

  我们断乎不肯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地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州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中国人被满州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州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梁启超整篇文章都是自大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炫耀,充满了对“蛮夷”民族的鄙视。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人类幸福的源泉,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打肿脸充胖子”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惯用的手法,鲁迅描述的阿Q 精神就是如此。明明是亡国了,还要吹嘘“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明明甲午战争败给了日本,却硬埋怨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更可笑的是对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梁启超不以为然,嗤之以鼻,认为“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

  如果一个民族在被侵略、瓜分、欺辱的环境中,依然不去从自己的传统封建文化,自己落后的制度中找答案,甚至把落后失败归咎于外来原因,在文化上孤芳自赏,闭关自守,这个民族真的就难以救药。梁启超嘲笑犹太人、印度人不如汉族人,前者是“整个”不是“国民”,后者既不是“整个”也不是“国民”。但是他没有想到犹太人和印度人现在已经既是“整个”也是“国民”了。

  梁启超的“自觉”观念也一直延续到当代,如“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那么,当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批评时,中国政府就反驳说是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实就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是中国人,所以无权管中国的事情;但实际上中国人也无权管中国的事情。

  (本文是一篇长文的节录)

  2003年6月

  作者电子邮件:zhaodagong@yahoo.com.cn,zhaodagong@hotmail.com

  作者:赵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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