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死亡与崩溃:教育产业化的终极代价

  多少年前,对北航的名字总觉得敬畏有加,皆因其是培养从事飞机、特别是军用飞机工程技术高级人才的摇篮,是许多有志少年梦中的向往,记得当年北航招生对政审要求极严格,一些家庭出身比较“高”的高中生或知青,哪怕考分再高,是无缘选择的。走到哪里,北航毕业的招牌,也都是响当当的。如果不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录制的真实镜头,我们根本不能够相信这样的现实,就是堂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讲师,会像街头的招生骗子、混混、“校托”那样,用如此赤裸裸的语言,勒索考生家长的钱财,且达10万之多,当然,后来爆出的内情表明,这可能是一桩早已达成的交易的变局。顷刻间,在无法形容的迷乱思绪之中,北航在我们心目中一直耸立着的、尽管近年来已经开始有点倾斜的中国空天技术象牙殿堂的影子,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悲哀与茫然。

  一个每年都在国家、省、市各级教育部门、招生机构、新闻媒体的信誓旦旦、喋喋不休之中反复向社会、向考生、向考生家长们构筑起来的,“固若金汤”的高考招生诚信保证体系,就在北航教授高峰教、授庞宏冰、讲师刘天平所构成的录取勒索网面前,被撕开了一个黑色的角落,原来一切都是如此的肮脏、无耻。对每年高考中考场中不断发生的、日益猖獗的作弊、集体作弊案件,人们的视点开始还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的教育当局的腐败和当事人的层面,人们对省级招生机构、特别是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公平、民主形象的校方代表,保持着最后的信任和期盼。北航招生勒索事件的出现,断然撕下了高等教育界表面上那一层冠冕堂皇的、衣冠楚楚的外衣,把一个扭曲的、变态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呈现在广庭大众的面前。

  当然,北航当局摆出了极其“虔诚”的姿势,“‘我要’诚恳地‘向社会表示歉意,这样事件的发生,对北航的声誉和对全国高考录取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昨天下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李未在金融街的一家咖啡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京报》),当然,少不了如今发生丑闻后必然的洗刷,什么“李校长说,其中的高峰是北航汽车工程系教授,2001-2003年任广西招生宣传组组长。北航党委常务副书记赵平告诉记者,被警方传唤的庞宏冰原来确实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师,多年前确实曾被派往广西负责招生工作,但今年此三人均不是学校招生工作人员。由于实施网上远程录取,今年北航录取期间,并未向任何省市派过招生人员,也未委托任何人作为招生联络员。”(《新京报》)呀、什么“北航宣传部周部长称,尽管三人的身份都和北航有联系,但在今年的招生工作中,他们都没有代表北航招生的资格,此次参与招生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北京晚报》)呀,什么…呀。

  等等等等,总之,就像“李校长希望《焦点访谈》所报道的事件是一个孤例”(《新京报》)那样,谁都希望它是一个“孤例”,是一个还能够保持象牙之塔那最后的些许洁净斑点的“孤例”。但是,事实却在无情地向人们展示,这样的事件它根本“孤”不起来,比如,招生指标的设计“今年招生分为三类:统招生、定向生和民族预科生,共计69人。”(《北京晚报》),比如,“不是”今年招生工作人员,却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一个考生的投档、退档运作的事实,比如,“考生的父亲:怎么没有提到北航呢?我交了钱怎么能保证拿到通知书呢?刘天平:现在学校的事情,说那么清楚学校还可以做吗?学校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懂吗?考生的父亲:为了保护自己呀?刘天平:教育部是不允许点招学生的,不允许点招学生,所以采用花钱的这种间接的方式。我发现和你打交道太费劲了,要不你找高老师,从高老师那儿找一个方式把钱想办法安全地弄到学校来,对你对学校都没有什么影响就行。你看怎么样?”(CCTV)的对话,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目前中国高考招生中的舞弊,已经不只是限于在考场作弊那么简单,在众考生家长寄予厚望的最后一关——录取,也已经编织了一个比考场作弊那种十三烂更加精巧的黑网,而这黑网的鱼儿只有一种,就是钱,而参与织网者,除了盼钱若渴的校方、教授们,还包括送钱有“门”的家长们。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一个国家一流大学的教授、讲师,为了钱堕落到类似街头黑社会收取“保护费”的行为为伍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赖以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延续下去的教育这个根基,已经在腐烂死去,我们号称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教育者的大学教授们,其基本的道德基础已经崩溃。死亡与崩溃,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其背后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仔细观察了这次招生勒索案的主角庞宏冰们的背景和校方遮遮掩掩的辩解,“北航调查称,庞宏冰原系计算机学院教师,已经‘下海’多年,1999年其工资人事关系调至北航校办产业,现为北航天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公司’)下属子公司———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公司’)经理,2001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开发了招生网络系统,该系统2002年正式投入使用。天宏公司是天华公司、庞宏冰等六方参股的股份公司,其中庞宏冰本人占有30% 的股份,并由天华公司控股。天宏公司在广西南宁设有分公司,庞宏冰也被聘为南宁市政府电子政务顾问。”(《新京报》),我们顿时释然,这不正是“教育产业化”的现实场景么。从庞宏冰“教授”、“经理”角色的交替出现,从“北航”、“公司”的招牌的相互辉映,教育产业化所培植出来的腐烂铜臭,欣然扑鼻而来。

  至此,站在一个视角更加广阔的高度,把北航事件放到这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教育产业化的推动而不断演绎的过程背景下,北航事件的细节、调查、处理都已经显得十分平常,更加紧迫的是,我们必须正视,教育产业化的指挥棒,究竟要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引向一个什么方向。死亡与崩溃,是现实也是预后,我们将如何抉择呢。关于教育产业化,教育部长周济在2004年1月曾经讲过“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他指出,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新京报》),也许周济部长说的不错,政府并没有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初衷,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打出“教育产业化”的招牌。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百姓所观察到的是,教育产业化却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广开来,步步紧逼。

  第一、知识精英对教育产业化的热烈鼓吹,近年来,许多教育界、知识界精英人物,在各种场合对教育产业化的理念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证”,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有着一长串头衔的冯长根先生(留英博士。欧美同学会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论文《中国教育的投资和教育产业化》,从“提高高等教育效益需要产业化、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需要产业化、经济发展需要高等教育产业化”三个方面,阐述了教育产业化的“重大意义”,冯博士欢呼“教育面对的是三亿一千万在各类学校上学的群体。这样巨大群体的教育需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兴旺,所以说它是一个永恒的朝阳产业。如果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和产业政策,那么它会集聚可观的社会资金。如果很好地发展教育产业,会开辟一个广阔的市场,取得很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冯博士的文章中,处处充满了对欧美私立高等教育的溢美之词,说什么欧美的私立大学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憧憬着“有人测算,广东办得较好的高收费民办学校的投资收益均在16% 以上,数亿元校产的投资回收期在8~ 13年之间,有些学校的盈余甚至在千万元以上。”(《中国教育的投资和教育产业化》)的美好“钱”景。我们不知道欧美的私立大学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只听说许多西方著名私立大学筹款的目的,绝不是为捐款人获得利润,我们也不知道在广东的“办得较好的高收费民办学校”里就读的学生们是否包括有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人群,近年来办学方携款潜逃的案例倒是时有耳闻。中国教育知识精英们对教育产业化的狂热追捧,明显有利益驱动的因素,问题是谁的利益。

  第二、产业化了的收费标准,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的飞速增长,简直成了中国普通百姓头上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大砍刀,“据测算,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已经比1978年上涨100倍以上,实行收费制的高校,学费上涨更加迅猛。特困生、贫困生上学难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CCTV),从1978年到现在,除掉极少数靠不择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富豪大款阶层,我们不知道义务教育学杂费上涨100倍的经济背景是什么。这样高昂的教育收费的直接背景,就是把持学校的知识精英阶层,抓住中国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女上学的传统价值观和最广大劳苦大众只有把接受高等教育作为子女唯一出路的不二选择,再抓住极少数富裕阶层对一切社会资源的占有的贪婪与支付能力,把教育事业直接作为一种紧俏产品进行买卖。

  高校的高收费政策背后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按成本收费”,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成本”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按照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的财富状况,能够真正实现“锦衣玉食”的富豪,只占人口的4‰,中国60% 以上的人口,年平均收入不到2000元,即便是年收入在10000~2000元的城市代表性城市阶层,刨掉衣食住行,还有同样锋利的医疗收费的砍刀的“砍杀”,究竟有多少“余钱剩米”不困难地支付高达1万元左右一年的高校费用。每逢高考,面对无力负担学费而自杀、弃读的新闻比比皆是,往年的帐不算,现在,为学费自杀的行为甚至延伸到了高中“高考前,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突然传出惊人消息,该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欠学校几百元学费,学校说如不交清学费便不让高考,郑清明万般无奈便走上了绝路———卧轨自杀。”(《华西都市报》),为学费弃读的行为甚至波及北大“今年高考,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刘晓强,以634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三姐也考取了吉林师范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学费没有着落。为此,晓强想要复读,先让姐姐上学。”(《城市晚报》)。

  这种不顾绝大多数中国中下层百姓收入水平而设置的高校收费,就是绝对“产业化”了的收费。专家们的眼睛总是盯住银行中10万亿的储蓄余额,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直面一个现实,那10万亿仅仅是属于储户总数的20% ,未必专家们认为受教育的权利,只属于那一小撮富人么,当然,在招生环节,在一定的“潜规则”内,在一定的支付能力范围内,买卖自然就开始了。

  第三、产业学业相映红,中国的高等学校有一个特别刺眼的招牌式的标志,就是学商不分,越是著名的大学,这种现象越明显,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帖文,外国人对中国某名牌大学周围象蚂蚁窝一样多的大大小小的各种“科技有限公司”表示了极大的不屑和嘲笑。中国高校的许多精英,在所谓“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响亮口号下,成为学商不分的“大腕”,有关方面对这种现象的明里暗里的支持,使许多教授专家们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不安分起来,利用大学的品牌效应、利用与政府官员的特殊联系,进行纯商业化的活动。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天大天财、东大阿尔派这样莫名其妙的招牌,举世首创。对此,世界大学教育界对如此的“中国特色”,很不理解“高校该不该办企业?这一问题引发了正在参加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专家们的思考。与中国大学校长积极发展校办企业的表态不同,在许多国外大学校长、专家看来,无论怎样,大学办企业是不合适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家卡诺依说,斯坦福是不会以学校为主体办企业的, …”(《北京现代商报》)

  比如,此次事件的当事人庞宏冰“现为北航天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公司“)下属子公司———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公司“)经理。天宏公司是天华公司、庞宏冰等六方参股的股份公司,其中庞宏冰本人占有30% 的股份,并由天华公司控股。天宏公司在广西南宁设有分公司,庞宏冰也被聘为南宁市政府电子政务顾问。”亦教亦商,说教就教,说商就商,大量的此类“科技公司”、“咨询公司”依附性地存在于全国各个大学周围。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本应该以清苦做学问、教书育后人为根本的知识精英们,抛开所谓清高、洁身自好的“清流”理念,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拼命捞钱,只要可卖之物,均在领导、教授、老师们待价而沽之列,学籍、学位、课题、论文,从大学本科证书,一直卖到博士证书。权贵、富豪们慷慨解囊,大学就投桃报李,一堆堆的学界垃圾,由此而生。笔者还见识过一个奇妙的利益食物链,大学的教授办公司,政府官员在此大学读“在职博士”,为教授的公司拉来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而官员的“论文”再由公司中的“马仔”们拼凑出来。在这些勾当中,知识分子标榜的那点“学术良知”、“淡泊名利”等等,出卖的只剩下铜臭。并且,在这些公司取得的利益中,相当一部份进了学校管理当局的掌握之中,学校对这部分“能人”当然最大限度地放纵,比如北航的教授庞宏冰,在北航甚至广西,都特别“玩得转”。

  第四、利益阶层初长成,据报道“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中新社),这还只是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情况,大学教育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大学相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低收入而如此高的收费,已经远远不是所谓“教育成本”那么简单。当下,一间报读人数众多的重点大学的普通教师和一般教授的收入,肯定已经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若干倍,至于所谓“知名教授”的收入,不算“灰”的、“黑”的,已经十分惊人,比如“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部门逐渐开始的腐败问题。我也参与腐败,我很惭愧,但是内心又很想腐败。这十年工资猛涨,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猛涨,还只是悄悄的涨。去年开始,我们同清华北大接轨,加了岗位津贴,岗位津贴一般比工资要高一点,这样我下就成了一个中产階級了,原来月薪是两千多一点,扣掉四百拿到一千六七,去年加到(月薪)三万,今年加到(月薪)四万,钱哪来的?还有系里面创收有一个,整个教育是一个垄断,靠垄断吃饭,这个教育因为拥有知识而成为中产階級的过程,怎么样从一个臭老九变成一个香老三了。”(曹锦清《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至于入围了顶尖级精英团体的大师、专家教授们,光是为富豪显贵捧场而“演讲”一次的“出场费”,就数以万计。整天就见到他们在全国飞来飞去,乐此不疲。车子、房子、甚至暧昧的女子,已经进入这些学界权贵们“高尚”的生活。在校园内的其他知识分子或者其它校园的知识分子看来,你可以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如此,攀比之下,“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乎,知识分子的才智“充分涌流”,抓钱的活力积极性“充分迸发”,为了自己的好生活,哪里还顾得上穷到每天只吃一个馒头就凉水的、为缴纳高额学费而负债累累的贫困生们。建立在广大低收入者负重不堪的,与富豪贤达勾肩搭背的,以不择手段经营牟利等等基础之上的知识精英们的美好生活,就“中产”了、甚至“资产”了,清高者、不同流合污者、或者无门者,活该眼馋。

  结果是什么?

  第一、师德已死,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生的从师,首先是掌握仁义道德为要,为师者如庞宏冰教授、高峰教授、刘天平讲师们,仁义道德已经让位于金钱买卖,与其叫“师”,不如为“商”或者“奸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庞宏冰教授、高峰教授、刘天平讲师们的堕落,其实是在整个社会疯狂逐利风潮下教育产业化的牺牲品,人人都要为自己创造“好生活”,教授、讲师们同样想住大屋、买汽车、送子女出国,贪官们把手伸向国库、富豪们把手伸向穷人和国有资产、老师们自然把手伸向自己力所能及的资源——学生。

  第二、学生信念已死,前几天CCTV播送纪念鄧小平诞辰100周年的节目,有人回忆鄧小平曾经说过“大学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支柱”。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家境富裕的纨绔子弟,靠缴纳大笔“点招”费用来到大学;一个家境不那么富裕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弟,靠咬牙拼凑起来的“点招”费用或者不“点招”也同样吃力的学费来到大学;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弟,靠拼命借贷、债台高筑缴纳对他们来说无比高额的学费来到大学,面对教授、老师们的“博学”、“优雅”、“自命不凡”,虽然不同阶层的学生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有一点一定是一致的,就是透过“孔方”老兄的背影,去审视他们的老师们,一切道貌岸然的说教,一切冠冕堂皇的道理,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只会激起无比的怀疑与痛苦。

  第三、社会道德信用体系崩溃,只认金钱不认道德在高等学校招生中出现,特别是在高校招生老师中出现,对社会带来的震动是根本性的,几千年来中国普通民众以对读书人“知书识礼”为标准建立起来的道德评价体系,濒于崩溃。奸商谋人钱财,贪官谋国之利,人们痛恨之余,尚可鄙视之、解释之。唯独对曾经大声疾呼是代表了社会“良心”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如此紧密地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与权势、金钱拴在一起,无法接受。当然,社会的拜金浪潮必然影响教育,教育的拜金主义就反馈给社会一个更加深远的内涵。

  死亡与崩溃,教育事实上的产业化已经把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北航的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著名学者的学术剽窃、名牌大学的招生黑幕,官员富豪的买入“学者”行列,都在预示着产业化后果的严峻,教育产业化还要走多远,还可以走多远。

  作者:云淡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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