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好人变傻瓜

  “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看来大家挺关心道德。”茅先生在这样的开场白中开始了讲演。很多人对现今的道德问题有多种看法,有人说好,有人说好。对道德的研究也是千姿百态。首先茅先生指出了三种道德划分:儒家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市场经济道德。接着茅先生又指出了用计算机模拟研究,用计算机模拟道德社会,非道德社会和混和社会,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道德的人控制社会的机会多,那么不道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必将消亡,因为这种社会下,人们互相斗争,没有仁爱。反过来,如果有一种社会,坏人得逞不了,惩罚函数合理发现坏人机会多,社会就能长期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从功利社會主義的角度作解的,道德的功利解释就是对所有人有利,从表面上看,道德与利益是相对的,可是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正如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从都讲道德的社会里一样,我们不希望一个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社会,这是因为对一切人都不利的道德是存在不下去的。

  道德的形成是需要长时间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从动物变成人最困难的便是道德的形成,从猴子到人过程中秩序的破坏与再生是形成缓慢的原因之一,有这样两种状态,稳定的和不稳定的,稳定状态是指所有人都不讲道德,社会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而在不稳定社会,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可是却占极少,讲道德的人不断形成优势,社会在不稳定中达到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状态。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转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接着茅先生讲了几个道德的例子。日本神户地震时,人们秩序井然,没有人抢东西和洛杉矶地震人们相互争抢的例子指出了道德是一个变数,相对于不同地域而言的。第二个例子是抗战时,日本三千骑兵赶得几十万国人争相逃跑,互相算计偷抢东西,说明在国民常统治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平之低,如孙中山指出的一盘散沙,相对于现在集体精神大力弘扬而言,道德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道德的产生是一个漫长过程,现在还没结束,道德还可能跨下去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很多情况下,做好人的变成大傻瓜。比如在红绿灯下,有很多人不顾而闯红灯,那些少数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傻瓜。可正因为这群傻瓜,我们的道德才不至垮掉,不至于一跨到底。道德的不断衍化,取决于每个人,应该让每个人参与到这一过程,整个社会的进步,从制度变化的规律来看,是少数人能不能把整个社会带入一个更高层次,这些人就是鲁迅所说的脊梁骨。

  道德的形成需要权威,来对不道德的人加以制裁,需要特殊的权力来管住道德,每一个社会的进步都是如此。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便有了等级之分,等级是道德维持的需要,至少在那时的社会是如此,现在有了成文法律来约束;从等级社会到平等社会,在人们追求人权、法治的时代,于是有了这样的问题,人和人平等的社会还能治理吗?孔夫子、柏拉图都是不敢相信平等社会该如何治理的,像柏拉图在《理想图》中将人分为金银铜质。

  道德社会里,要求每个别人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把私心看成罪恶的根源,一个讲道德的人必然无私。到了人权社会,市场经济下,允许私心,以此带动物质财富的发展,让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私”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来源于个人对利益的无限追求的。一个人不可能做到无私,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进一步私并非坏的原因,私只有在侵犯了别人的时候才成为坏。真正坏的是侵犯别人的私,把自己的私凌架于别人之上。道德并不否认私心,社会上很多坏现象,并非追求自己的私造成,而是侵犯别人的私的缘故,如某些人用警车开道。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置身于平等之外。所以在平等社会,要达到道德上的治理,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解决“私”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自己的私和别人的私也是平等的,我们要约束自己,同时要看到别人的不是之处。人和人应该平等,人人都有追己的利益的权利,私并非坏东西,应该为私平反。

  在中国这样做很难,中国百姓习惯于等级社会,不清楚平等社会人和人有什么不同,比如农民解决纠纷往往诉诸两种方式,一是找人将别人打一顿,二是找大官(当然是和自己有关系的)教训别人。很少以平等关系来解决问题。告之法院,当然也有因为代价太大,而且没有把握。不想诉之法律是因为每人受法律保护程度不同,如中国的VIP 身份;在中国,人和人权利差别挺大的,比如农民和全国人大代表。有这样一则消息:一个人坐飞机从广州到杭州,他是经济舰的票,由于便急而用头等舱厕所,引起争吵,机上工作人员将起拷了起来,交由杭州公安局,后来告上浙江省法院,法院以侵犯人权要求南方航空公司赔偿,并登报道歉。由此联想文革,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人们是可以而且能够做到用法律手段来保卫自己的。可反过来细想,这只是千千万万事例中的一个,又有几人能像他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呢?更别说那些不用法律手段的人。

  前面说过,要解决平等社会的道德问题必须解决私的问题,解决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有这样一个表:

  Ⅱ是损人利己,Ⅲ是损己利人;Ⅱ是道德败坏,Ⅲ是道德高尚,可是如果放到大社会中,那么Ⅱ、Ⅲ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是Ⅱ,对别人来说就是Ⅲ,否则就做不成一件事。

  一个道德社会是不可能损己利人来获得的,站在全社会的角度,每个人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人,没有必要损己利人,只有人和人不一样时,才有必要,比如富人对穷人的救济,强者对弱者的扶持。当我们进行制度设计时,人和人是一样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总是不一样的,是不对称的,而只有人和人不一样的情况下,道德才成为必要。但这里又有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人人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还要损己利人,回答是肯定的,这就牵涉到公众的问题,所谓公众就是克制自己遵守公共道德,损己得人。如前面提到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人和人一样完全对称,要在公共秩序、环保、守法方面要克制自己,当然我们不必做一件好事,利几十个坏人的。

  儒家道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仁,仁者爱人。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礼,所谓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君臣、父子看成是不同的,是人和人不平等的产物。从礼不当生出了礼教,也就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意识。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错了。”一开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对君开口第一句是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

  到市场经济下,是以交换为特征的,是重礼貌、重尊重的,要求平等、妥协的精神,这种这种妥协不是一种信仰上的原则问题。在人际关系中,尊重、妥协是很重要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儿子的“以直报怨”对我们有着很大的作用。别人对我好,我也要对别人好,这没问题,要别人对我话,我该怎么办呢?以德报怨,用教化来使对方认识到错,站在人性善的角度,觉得别人这样做是由于自己做的不够好,当然这有好处,但有时这种代价很大,似乎是在怂恿做坏事,且不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教化。另一种是以怨报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身,可是这里有个问题,首先对好坏很难判断,如对王海,何况冤冤相报何时了。看起来这两个极端都有道理,可又都不太好。这里一种好的选择便是以直报怨,直就是符合道德。要求社会要有容忍,而不丧失原则,比如对囚犯。要关起来,但还要关心、教育,让他有决心改好,有改正的机会。相对于西方,中国比较缺乏宽容,不能设身处地想,别人这样做的原因。

  儒家道德、市场道德是两种道德形式,在市场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制度,道德前景窨如何?茅先生做了两点预测:第一,将来社会里价格继续存在,价格是度量稀缺性的尺度,而人类永远处在克服稀缺性,克服资源与欲望的矛盾中,而价格能够解决什么稀缺,什么不稀缺的问题。生产是财富和生产,而衡量生产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价格,只有产出价格比投入投入价格才是生产,否则只能是消费。像在计划体制下,为了西部开发,把工厂搬进山窝,从计划经济看他们也生产了,可在市场经济下就只能赔钱。换言之,他们只是生产物质,而非财富。第二,从物质欲望得到的满足越来越少,物质享受饱和后,人的兴趣转移到非交换品,健康、求知欲、友谊等精神享受上来,按照经济学原理,物质亨受是一个收益递减的过程,而精神享受是收益递增的,如音乐、艺术等,会不断激发人的兴趣,给人以更高的享受,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兴趣会逐渐转移到道德享受上来。

  来源:搜狐文化论坛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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