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虐待“歧见”何时休?

  古语云:“海不辞东流,大之至矣。”意思是说,海洋之所以能这样浩大,是因为它能够接纳百川的流水。比如人只有广泛听取“歧见”者的“歧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自己变得加更美好、更加伟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代有些人特别是某些当权者则反其道而行之,竭力“辞东流”,屡屡不择手段地虐待数见不鲜的“歧见”和“歧见”者。结果,自己不仅没有“大之至”,把事情办好,反而将“潘盒”打开,放出“灾祸”连连,让百姓把“苦难”尝个遍。

  有人可能还记得,早在中世纪的早期,据说维也纳有个名叫梅尔斯的外科医生,他提出洗澡可以促进健康的“歧见”,不仅没有被当权者采纳,反而以“歧见”获罪,竟被当局关进疯人院。其实,以“歧见”获罪的人,就像梅尔斯外科医生一样,十有八九都是说真话而又往往含有真理之光并且热望有益于世的人。梁漱溟在建国后的遭遇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53年9月,梁先生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仅仅是指出“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说。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仅仅是指出“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结果就被毛泽东斥为“反动透顶”、“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其下场可想而知。其“歧见”也被严厉的批判摁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如何评论二人的谁是谁非呢?岁月如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显著位置上的社会科学院的有关学者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成为世界之最的社会调查,笔者以为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不正是二人谁是谁非的最佳答案吗?

  其实,在中国,在许多人正在热衷于歌功颂德、歌舞升平的时候,就大声提醒尚存在着还没有充分显现的危机的敏感而又有社会良知的“歧见”者何止梁先生一人?就在我国人口只有五亿多的时候,马寅初教授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在他的“歧见”中就大声疾呼要计划生育,殷殷告诫要节制生育。结果马教授的“歧见”竟“被当成了驴肝肺”,而以后所发生的事实又不幸被马教授的“歧见”所言中,弄得本来可以避免的人口的沉重负担直今仍重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

  无独有偶,就在人们正在为“圣人出,黄河清”大唱赞歌、准备上马让“黄河清”的工程之际,既熟悉水情又了解民瘼的黄万里教授则在他的“歧见”中力排众议,舌战群儒、欲制止让“黄河清”的错误决策的实施;待制止无效让“黄河清”的工程上马后,又再三上书,多方论证,以图减轻灾难的后果。结果收到的“回报”则是一顶“右派”帽子和“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的无限感慨。如此虐待“歧见”和“歧见者”之“曲”,“只应”在中国才“有”,异族他国“哪得几回闻”呢?

  然而,尽管如此,像黄万里这样童心未泯的真率仍后继有人,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1959年在“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初现的情况下,彭德怀这条热血的汉子,唯恐事态进一步恶化,祸及更多的芸芸众生的生命,便坦言真相。但彭德怀不仅没能达到目的,相反自己倒落了个可悲的下场。而伴随他可悲下场则是几千万人生命的悄然逝去的真实,当时又有谁知呢?然而这也并没有使虐待“歧见”和“歧见者”的惯性减缓向前滚动的速度,而“歧见”者也并有因此而偃旗息鼓,“他们”仍“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在“文革”中,从陈毅、徐向前开国元勋、老帅到遇罗克、张志新等平头百姓的“歧见”屡见不鲜地问世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歧见”的“企图”,在虐待“歧见”和“歧见”者的惯性滚动面前又一次被撞得粉碎。结果,“继续革命”沿着“史无前例”的“方向”奋勇向前,直到冲进政治堕落和经济崩溃的深渊,当权者才在“文革浩劫”的市场上,以“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叶剑英语)的“高价”,买来了“改革开放”。

  从上述可知,几十年来,由于几乎没有停顿过的对” 歧见”和“歧见”者的“虐待”,曾经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造成多少生命与物质的损失、消耗;又给多少国人的心灵留下多少何等可怕的创伤和阴影啊!

  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按理说,当权者应该痛定思痛,把虐待“歧见”和“歧见”者的恶习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才对。然而,有些当权者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决心“一条道走到黑”,把虐待“歧见”和“歧见”者的“传统”像搂少女似的搂在怀里不松手。这不,1987年由贵州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叫《山坳上的中国》的书,深深震撼了千百万中国读者。作者何博传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深厚的治学功力,运用翔实的事例和数据,在书中多方位、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潜伏的人口、资源、环境、教育、干部等近二十个方面的危机,提出了“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行动!”以期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当权者的注意与重视,共谋解决问题的良策。

  那么,当时的当权者又是怎样对待何先生所献出的颇值得称道的“歧见”呢?谁也没能料到,竟然是“封杀”。如今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何先生所预料到的危机莫不一一显现。就在笔者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媒体又传来了北京遭受了沙尘暴的袭击的报道。笔者想,当权者当年但凡能稍微听点何先生的“歧见”,也不致于会出现如今这种十分糟糕的情况。而更令笔者不可思议的是,当年封杀《山坳上的中国》的“悲剧”,如今又重新上演。最近不是又传出颇受读者欢迎的《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被“禁”的消息了吗?由此,笔者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某些当权者虐待“歧见”究竟何时才能休止呢?而这种做法符合“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吗?

  《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认为:“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不知某些当权者何时才能够锻造出这种度量和胸怀,给中国的“歧见”和“歧见”者以一点生存和活动的空间,支持和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和辉煌献出一份真诚和真知。

  诚然,一党执政,天固无二日之理。但太阳并不反对月亮;昨天“歧见”者的“歧见”,可能正是今天的真理。取虐待“歧见”的架式,行虐待“歧见”者的政策,当权者下面无智人和贤人,自己最后也必然变成愚人和蠢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把“歧见”者的“歧见”都拿过来变成自己的“高见”,席卷之而尽用之,自己不是比任何“歧见”者的“歧见”都“高见”吗?如此而已,何惧“歧见”者之“歧见”而加以“虐待”又不休止呢?

  2004年3月30日初稿,2004年4日1日修改

  作者电子邮件:ycy55@sohu.com

  作者:于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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