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国家赔偿法》不具备“法格”

  中共十五大召开时,江澤民就曾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要“依法治国”。其实中国制定的“法”也不少了,不过有些法规受中共长期“左”的影响,从制定到执行,问题百出,前后矛盾,以致有法不能依,执行不能果。受害者往往是老百姓。“依法治国”、“执政为民”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众法之中,尤以《国家赔偿法》兑现率最低。2004年8月1日《宁波晚报》报道说:当局要以新的理念修改《国家赔偿法》。而我认为不仅如此,显然,该法甚至连起码的“法格”也不具备,也就没有“法威”,没有“法威”,流弊所及,就是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是“依法治国”之大忌。

  《礼记·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那么,“法”有没有“格”的问题呢?回答是肯定的,“法”也必须有“法格”。什么是“法格”呢?就是制定的法律必须具备“平等”、“公正”的原则,而且必须付诸实施。

  法的古体字是『灋』。《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意思是说:“法像端平的一碗水,故用水字边; 廌是一种独角兽,生性正直,古时断案以被廌角触及一方为败诉。”依法治国“的”法“,必须要求其本身是以平等和公正对待一切人和事。现代国家所提倡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从这种原始的思想脱胎而来的。

  “法”是一种行为规则,他是用来平衡人与人之间,公民和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他的手段是“奖”与“惩”由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实现。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宣言》中有句名言:“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是“法”需要遵循的普遍原则。

  人类从有国家开始就有“法”。但是,所有的“法”,很难具有真正的“法格”。因为国家是人类进入了階級社会才出现的,在階級社会里,“法”是为统治階級服务的,即使有“法格”存在,也只是对统治階級内部而言,例如:奴隶制时代的奴隶,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连人都不算,所以那时代的“法”,本身就规定了种种不平等; 封建时代有着封建领主和农奴的階級对立,在统治階級内部又构成层层的“封君”和“陪臣”的隶属关系,所以,列宁说过:‘封建时代的法是“特权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资产階級从其階級利益出发,要揭去中世纪“脉脉温情的面纱,代之以赤裸裸的现金交易”(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才喊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人们在财富上的不平等,“法”在实践中也很难体现其“法格”。只有到了社會主義社会,消除( 或正在消除) 了階級对立,人民当家作主了,客观上才具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件。尤其是我国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时代,它吸取了前苏联斯大林搞个人专制独裁的教训,又经历过本国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洗礼,深刻认识到“法治”的重要,为我国的“法”具有真正` “法格”的可能性开创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看了1995年我国出台的《国家赔偿法》,深感距离公正的“人人平等”还相当遥远!

  ( 一 )

  记得有位哲学家俏皮地说过:“刑罚对犯罪的人来` 说,是他应享受的权利。”以此推论,凡是冤案,都是让没有犯罪的人却享受了优厚的刑罚权利。那么,他们在获得平反后的神圣义务,就是伸出双手,讨回理所当然的赔偿。法律之需要《赔偿法》,大概源出于此吧。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赔偿法规定赔偿额是很高的,往往是受害人经济损失的数倍。我曾在一份杂志上看到美国一个案例:一个曾经被控强奸的犯人,入狱十七年后,检验出精液不对,宣布无罪释放,法院给了他冤案赔偿费350万美元,平均每坐一年牢获赔20万美元,与当时总统年薪相等。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0倍。有人若对此例质疑,在2000年1月31日的《报刊文摘》上还有一则短文,抄录如下,也可参考:

  收藏一本马克思著作被控入狱台翁无辜被囚今获昭雪

  据《羊城晚报》1月23日报道,台湾一名老人叫柯旗化,现年71岁,是高雄女中的教师。1951年,柯旗化因收藏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一书而被捕。1953年4月16日方获得自由,前后被囚禁20个月,据柯旗化的家人表示,他在监狱里曾惨遭殴打和折磨。

  ( 台湾) 法庭认为,50年代时,柯旗化作为一名英文教师,年轻有为,前途似锦,但由于坐牢,蒙受了精神痛苦,因此法庭判决柯旗化这一次坐牢616天,每天可获( 台币) 5000元,合计308万元,( 约合人民币917,616。51元) 。

  台湾当局为什么要那样作?因为需赔偿的不仅仅是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还有精神损害和浪费掉的青春岁月。更重要的是高额赔偿和追究责任人,能促使公仆们谨慎小心处理案件. ,不得胡作非为,以强化“法制”。以此对照我国的《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按此条文,如受害人原收入超过平均工资“的,得到的赔偿还抵不上所受的经济损失。至于精神损失等,更不在考虑之内。显然,这个赔偿标准是不合理的。根本起不到制约执法机构轻率、徇私枉法的作用。

  ( 二 )

  《国家赔偿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就有:“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的条文。只有七五及七八宪法完全删除了这一直接关系保障公民权利重要内容的条文。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出台的宪法修正稿,带有严重的“左倾”色彩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期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人大代表是指定的,开的是秘密黑会。有张春桥主持修改宪法,完全是暗箱操作。所有条文随心所欲,不伦不类,创世界宪法史丑恶之最。改革开放后,几经修改的宪法又恢复了1954年宪法条文。可见这条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既然如此,《国家赔偿法》就应该有回溯力。解放初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对历史反革命条款,是要追溯当事人解放前曾担任过的反动职务以对号入座。那么,《赔偿法》应该对1954年宪法颁布后已平反的冤案没有给予赔偿的进行追溯。因为:镇压敌人是为了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法律有回溯力是必要的。那么直接保护公民权利的《赔偿法》就更需要回溯力!

  《国家赔偿法》之所以需要回溯力,也是它本身之必然要求。因为从冤案开始到平反这个过程是没法预测的,有的很漫长甚至经历了几代人,尤其是政治性的冤案,古今中外都有案例可证明。远的不说,就以前苏联平反的冤案,都超过了半个世纪。《赔偿法》是紧跟着“有错必纠”的平反而来,它必然应该具有回溯力。按照国际惯例,凡是属于政治迫害的冤案,都有回溯力。德国对二战时期纳粹制造的排犹案件的赔偿,至今还查德国法西斯在瑞士银行侵吞犹太人存款;日本侵华时抓中国人服劳役,现在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赔偿吗?上面列举的“收藏一本马克思著作,竟被控入狱”。冤案发生在1951年,时隔40多年,现在台湾当局昭雪赔偿,他们的赔偿法肯定也有回溯力。我们社會主義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赔偿法,按理应该比他们更进步才对。

  ( 三 )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冤案不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平反的大冤案就有五起. :(

  1) 潘汉年反革命集团;(2) 胡风反革命集团;(3) 反右派[ 对右派平反叫作“改正”,承认是“错划”实际上属于平反];( 4) 反右倾;(5) 文化大革命。这平反的五大冤案除了( 3) 外,经济上是赔偿的( 补发工资) 。那时《国家赔偿法》还没有出台,应该说是“根据宪法”进行赔偿的。如果1995年《国家赔偿法》颁布,对遭受二十一年劳改( 包括被判刑、劳教和强制留场就业期间)冤狱的“改正”右派能拾遗补阙,“法”出“行”随,给予赔偿,肯定能大扬“法威”。遗憾的是———《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以前的赔偿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显然,这一条文是针对“改正”右派们而定的。这条规定使《赔偿法》岂不成了《赖债法》?!

  有人会说,当年对右派分子的最重处分只是开除送劳动教养,那只是最高行政处分,不算刑事判决,不能列入《国家赔偿法》范畴。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赔偿法》第三条及其一、二款该作何解释?“错划右派”们被劳动教养是动用了国家强制力的,理应纳入《国家赔偿法》范畴。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及其一、二款全文如下: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 一) 、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 二) 、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对错划右派们送劳动教养,名义上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最高行政处分,毋需通过司法程序,由单位负责人决定即可。其实它超越了行政处分权力的界限,是动用了国家的强制力,由公安劳改部门来执行的,其严厉和残酷远胜于判刑:

  [ 1] 。服刑犯人一开始就宣布刑期。劳动教养开始没有期限,过了三年才宣布定期。期限有一年至三年。前三年没理由地不算了。好不容易盼到期满,解除教养,又来了一个“强制留场”,实际上这就是无期。仍然享受“亚犯人”的待遇,到“改正”时,足足服满了二十一年的劳役。

  [ 2] 。犯人在监狱里有时间读书学习,医疗卫生方便,伙食管饱。北京半步桥监狱一星期改善生活两次,有肉吃,发的衣服和日用品够用,零花钱有的用不完还寄回家去。( 摘自《原上草》296——304页,聂绀弩:《怀监狱》) 。与之相比,当年由北京送往京山线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一天干12小时以上的原始重体力劳动———挖土方,修筑防洪堤。全靠锹挖、肩抬堆成雄伟如万里长城般的防洪堤坝。( 现留存于清河农场西区,是一个很好的物证。) 1958年后,每人粮食定量,开始时还给平时饭量的一半,后来又任意克扣,每天只给鸡蛋大小的窝窝头2___ 3个,外加一碗连猪都不吃的玉米芯子碾碎熬的稀粥。不知饿死了多少人。( 戴煌:《九死一生》有详尽描述) 。由于体力劳动繁重,衣服、鞋、袜磨损极快,犯人有得发,劳教者却不发,穿的犹如鹑衣百结。( 丛维熙:《走向混沌》中有详尽描写) 。

  ( 四 )

  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法也要有“法格”。由于《赔偿法》的立法参与者们不是` 把根据宪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而是优先考虑维护过时了的“绝对权威”。既然“上有所好”,于是就“下必甚焉”! 到了下面司法执法部门,就把维护自己的“灶王爷颜面”放在首位了———何况中国官场还有“媚于奥,宁媚于灶”( 《论语》) 的古老传统,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下面几则实例,都是信手从刊物上摘录的。

  本不该是零的记录

  ( 甘肃政府赔偿基金无人认领)

  据《法制日报》1999年12月30日报道:《国家赔偿法》颁布后,甘肃省于1997年底,据此制定了《甘肃省赔偿费用管理规定》。根据这个规定,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并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省财政每年专列200万元人民币,用于赔偿法规定的各项赔偿支出。但是从1998年至今,这笔资金无人认领。兰州市没有把国家赔偿费列入财政预算,市财政局预算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为至今尚无这方面的支出。

  但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1998年仅刑事赔偿部分,在省各级法院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63件. ,判决赔偿的有28件,赔偿金额31万余元; 今年上半年,受理23件,判决赔偿的有6件,赔偿金额近12万元。省高院有关人士说,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个赔偿义务机关是省级国家机关。主要原因是大量行政执法工作和一审案件的管理和审判都是由基层执法机关完成的。

  省财政厅税收条法处有关负责人说:从省财政厅统计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全省14个地、州、市尚无一家单位向当地财政部门申领赔偿金。这位负责人认为,明明有需要赔偿的案件发生,却没有单位向各级财政部门申领赔偿金,一是有的单位从自己的行政经费里赔偿了,二是有些部门报喜不报忧,怕个人承担责任,即使有赔偿的案件也不申领。

  ( 摘自2000年1月13日《报刊文摘》)

  上文说的只是瞒上不瞒下,对冤错案多少还是赔偿的,只是不向上申报。更有甚者是蒙上又欺下,明明已确定是冤错案,执法部门就是赖着不赔或少赔偿,请看实例:

  赖着不赔偿———我被关押473天

  法律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河南省济源市公安局竟以荒唐的“逻辑推理”侦破“7。18”凶杀案,致使数百名无辜者蒙冤受屈,惨遭非人折磨。冤案发生至今,不仅受害者的悲惨遭遇骇人听闻,更重要的是真凶仍然逍遥法外。受害的重要人物之一连世龙( 男,现年46岁,市五届政协委员,市工艺美术厂书记兼厂长,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制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的遭遇竟然是:

  # 125天里没洗过脸,理过发,被拘禁在一个2平方米的小屋里,没见过太阳,十几次昏死,被抬到医院抢救;

  # 被关押的473天里,家人从未和他见过面,不知他关押在哪里,不知他是死是活;

  # 为什么被抓?为什么被拘禁?直到无罪释放时,他才知道自己是杀人嫌疑人;

  # 正赶上公、检、法大整顿,他的案子得到处理。被释放后没有工作,没有工资,身心憔悴的他在申冤同时,还在为生计奔忙。

  ( 摘自《法律与生活》1999年12期)

  赖着少赔———少女死亡,公安局赔多少?

  1999年6月21日,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蔡留社( 係卢氏县狮子坪乡派出所副所长) 致李丽死亡一案,作出终审裁定:

  经查,蔡留社在传唤李丽之前,仅凭与熟人闲谈中听到的闲话,未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和履行有关办案程序,即传唤李丽,且李丽在接受讯问过程中的陈述,既不能证实有卖淫行为,有关与他人有性行为陈述,事后查证也不实,系违心承认。在李服毒后的救治过程中,其家属求助于蔡时,蔡见死不救,态度极其冷淡,李丽死亡的发生与蔡留社玩忽职守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999年8月7日,李丽的父亲李来治向卢氏县公安局申请赔偿李丽死亡赔偿金149,580元,抢救费5000元,( 逼死一条人命,这点赔偿金不算多) 卢氏县公安局决定只赔偿20% ,即29,916元。

  1999年11月18日,不善言词的李来治气愤地对笔者说:卢氏县公安局说的咋那么轻巧?俺女儿被逼死了,俺老伴被气疯了,为告状,俺跑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他们知道不知道?为了告状,俺背了十来万元债,整天过着燎焦人的日子,可公安局只赔20% ,也不知道他们是根据啥定的?俺不服,还要告。

  ( 摘自《城市早报》———刘侠文)

  综上所述,亡羊补牢乃当务之急。《国家赔偿法》必须修改。《国家赔偿法》如何修改?已紧迫地摆在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上了,今年八月一日,《宁波晚报》报道:最高法院指出:“要以全新的理念和视野去思考《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完善问题,把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把修改和完善此法作为进一步落实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过程。”这个理念与本文是一致的。谈到具体做法,该报导指出:“由最高法院委托天津高院起草《赔偿法》修改建议。”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失偏颇。我的看法是:

  1.法院的职责是依据法律独立审判。如今参与立法的修改起草,那不是司法、立法不分家吗?自己定规矩,自己来审理,自己` 来赔偿,一包到底,有失体统。

  2.由于我国长期奉行“人治”,“法”在中国的特点是:“法外有法,非法成法,法成非法,法将不法”。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共和国主席,几位元帅,部长们被迫害致死,哪一个经过了司法程序?58年被错划右派,有部分被送劳动教养,失去人身自由,受的劳役折磨超过判刑囚犯,[ 见上文( 三)],经历了二十一年之久,又有哪一个经过了司法程序?那样的大冤案法院没有介入,当然不知情,既然法院不在其位,现在怎能谋其政?

  所以,我认为修改《赔偿法》应由人大常委会组织独立、公正的法学家,广泛听取已平反却没获分文赔偿的冤案受害者的意见,作到共同起草才是上策。首先要解决的是已经平反,但不给赔偿的欠债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取得诚信才能振法威,“依法治国”才算勇敢的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可以借鉴古人———两千年前商鞅在秦国变法,他的第一步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募民能有徙之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史记:商君列转) 那是早期封建社会,古人尚知树诚信以振法威,使整套法治得以推行。商鞅施行的“法治”是以君为本的峻法,恶法; 我们要实行的是以人为本的善法,良法,所以在制定法律时更得动真格的。常言道:“前账未清,免开尊口”。《国家赔偿法》不管怎么修改,如果不理清欠债,仍然要背“赖债法”之恶名,是难振法威的; 仍然是聋子的耳朵,只能当摆设用。只有清理了欠账,才能使“依法治国”的法制至于至善。

  最后,就以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懦怯都无济于事。

  卡尔·马克思 伦敦 1859年1月

  作者: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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