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王子犯法……”之类

  中国人的历史知识,许多是从小说、戏文中得来的。这也难怪,一部二十四史,那么多的书、表、纪、传,文字又难懂,叫整日要为生计奔波的小民百姓从何读起?说书人的讲史演义,戏曲里的历史故事,事本曲折离奇,复经艺人绘声绘形的搬演,自然容易入脑入心。

  但是,戏曲小说,本系虚构,即便取诸史料,也是三真七假,哪里当得了真!靠这些谈谈山海经未尝不可,真要据以论史,就难免贻笑大方了。

  比如,说起古代的法律,很少有人读过历代的律法。前些年逛书店,看到一部《唐律研究》不插在法律类而插在文学类的架上,多了一句嘴,惹得售书小姐直翻白眼,嫌我多事,说 她是按书号上的架,管什么糖律盐律。可见古代的律法于今人是如何的隔膜。但若说“王法条条不容情”或者“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类的戏文,却大抵耳熟能详,很少有不知道的,以致今天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不少人还以为那是中国古已有之的 事,引证的文字正是“王子犯法……”云云。

  然而,这实在是一个误解,一个天大的误解。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从来不曾有过王子与庶 民同罪的时代。小说戏曲中的这些话,不是小民百姓的痴心妄想,便是大人老爷的弥天大谎。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上的贵贱、上下、尊卑之别,和家庭中的亲疏、长幼之分,都是必须严格遵守而不能逾越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其核心与其说是“仁”,毋宁说是“礼”。所谓“礼”,就是维系等级社会的那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按照儒家学者的想法——这个想法随着独尊儒术,也就成了整个统治階級的主流思想——只要牢牢地维持住森严的等级,卑不凌尊,下不犯上,社会便永远保持着稳定,统治也就可以万岁千秋了。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几乎从不讲在所谓“礼”的覆盖下那些繁锁的规定了。

  不少“大师”、“泰斗”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也把儒家的“礼”简单地解释为礼仪或礼节。其实,完全应该让人们知道,我们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等级森严的时代,而儒家的思想,儒家的礼教,从总体上看,正是为了维护和巩固那样一个时代的学说。

  不了解那个时代,就不会懂得为什么“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会激动那样多青年人的心,也就不会懂得鲁迅为什么是难以企及的文化人——尽管现在很有些人以十分轻浮的口气在谈论他或者诋毁他、贬损他。

  时下,拍历史题材的影视片,服装设计大抵只关心视觉效果。可能也很少有导演想到过,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衣服的颜色、质地是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的。汉代,青、绿二色是 民间常服;隋代庶人通用白色;唐人庶人只能穿黄白二色;宋服白;其后则皂白二色成为 士庶通用的服色。紫、朱、绿、青这些颜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官品是不许服用的。 当官的也还要分等,大体是按官阶的高低,依次分用紫朱绿青四色。俗语所谓“红得发紫” 不知是否源出于此。

  衣料的质地,限制也很严格。锦绣绮罗一类质地精细的丝织品,一向被目为上服,许多人是不能穿的。褐衣布服才是贱者之服。上服之中,还有区别,如清代 规定,五品以下的官员不得用蟒缎、妆缎,八品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等等。衣服而外,房 舍、舆马、冠履、佩饰无不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无处不表现等级的差别,无处不显示等级的存在。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讲法律 上的平等,岂非痴人说梦?

  事实上,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也根本不承认人与人是平等的。儒家学者 认为,人有贵贱上下的分野,有智愚贤不肖的差别。贱者劳力,贵者劳心。贵者治人,贱 者治于人。所以,“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儒家的理想社会,只不过是一 个尊卑、贵贱、长幼、亲疏都分别得清清楚楚的社会。而儒家制定的伦常纲纪,也不过是 尊卑、贵贱、长幼、亲疏间应循规矩的纲要罢了。

  先秦的法家,曾试图提出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的主张。商鞅也曾身体 力行过一阵,结果是很悲惨的。自汉以降,中国的法律大都是由儒生制定的。法律条文浸 透了儒家的思想与理想。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下平。”法律也融贯着这样的原则。亲亲长长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恰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在中国历代的律法中,不同 階級之间的平等是根本谈不到的。儒家思想支配了一切古代法典,这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 色。

  儒家讲贵贱上下有别,法律中便有贵贱不同罚的规定。法律承认贵族、官吏、平民、贱民 的不同身份,而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又是不同的。贱民在法律上是受到歧视的。 他们不能应试做官,不能与良民通婚,地位低下。而贵族和官吏则享受法律上的特权。对一定品级的官吏,是不能依照普通司法程序来办案断决的。只有经过指定的大臣讨论,再 经过最高当局的审批,才能处理。而由于儒家重视家族中长幼、亲疏的关系,皇亲国戚的 子女亲属犯了法,也照例是不看僧而看佛面,予以种种优容的。同样,依据贵贱亲疏的原则,子女是不许告父祖的,下属是不许告上司的,妻子是不许告丈夫的。如果告了,且所 告属实,原告依旧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中年改嫁,所适匪人。 当她发现丈夫有贪污军饷的行为时,毅然检举揭发,使之受到了惩处,但李清照自己却也因为告了丈夫遭受了缧绁之灾。

  “刑不上大夫”,是儒家的思想。尽管它初始的意思可能是指大夫们能够遵守礼法,必不 犯辱,无须刑罚。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成了大夫尊贵,不可以刑辱之。为了贯彻“刑不上 大夫”的原则,法律做了许多规定。譬如,汉代有“先请”之制。贵族及六百石以上的官 吏,必须先请示皇帝方得逮捕审问。审问时不受拘系刑讯。审问后也不能依普通司法程序 断决,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又譬如,犯罪官吏判了刑,还可依例减赎和优免,即以罚俸、 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官爵愈高,抵刑愈多,减免的机会也愈多。现任的官职可以抵罪, 过去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也可以抵罪。比如,有一个官,现任六品职事官,兼带六品以下勋 官,犯了流罪。那么,按他的官职,可以例减一等,改为三年徒刑。然后,他又可以以官 抵刑,先以六品职事官抵刑一年,再以勋官抵刑一年。还剩一年怎么办?好说,他先前还 当过一任八品官,又可以拿来抵一年刑。于是,这位犯罪当流的官儿便可以刑尽释放,飘 然回家了。

  如果愿意耐心地翻一翻历代的律法,不难发现,在贵贱之间、主奴之间,无论是杀伤罪还 是奸非罪,量刑都是不同的。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律无正文不得为 罪”的规定,完全取自由裁定主义,有罪无罪之间伸缩性很大。由于执法官吏都是儒家经 典熏陶出来的,儒家思想,特别是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便一跃而为与法理无 异的最高原则了。人与人在身份上和法律上的不平等,就这样成了天经地义的了。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类的话,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为“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真正实行而斗争。如果我们的先人已经能够实现“同罪”, 今天的“平等”也就不会那么艰难了。不过,我先前对于封建社会中,人们在法律面前怎 样地不平等,所知甚少。直到偶然在书店里买到并读了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才觉得豁然开朗,才懂得我们今天司法上的种种弊端,多半还是承袭了那份沉重的 遗产。舞台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戏码还在唱,“五四”以来反封建的任务还远未 完成,而淡化“五四”、否定“五四”的呼声已此起彼应了。儒家思想据说可以安邦定国, 三纲六纪据说有利于稳定,但希望千万不要用来指导法律的制定,也不要影响执法的公正。 这是我读瞿同祖先生这本书的一点感想,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闲时不妨翻翻,只可惜此书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后似乎并未再版,找起来只怕不太容易了。

原载〖读书〗

  作者:陈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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