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1895年之前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两国作为当代东亚地区的两个关键性大国,其相互关系对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同一地区两个相邻的国家,中日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中日关系也是历史上中日关系发展的直接结果。柯林武德曾经过:“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依然存在,它并没有死去。”通过对昔日中日关系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今日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一, 日关系中的地理因素

  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和中国与其它周边国家关系有者巨大的差别。众所周知有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巨大的文化,经济,军事实力的差别使中国和周边国家形成了一种朝贡关系:周边国家承认中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中国也承认这些国家的主权不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事物。也同样由于这种实力上的巨大差别使除北方游牧民族外的周边国家虽然有时和中国发生军事摩擦,但只限于边境地区冲突而决无入主中原,占领中国只野心。但日本和这些国家完全不同,日本虽然中国的地理位置并不遥远,但日本在产生同一的国家政权后就始终不愿承认中国在政治上的优越性,同时不愿意承认中国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企图建立一个日本占优势的东亚国际关系。进一步在16世纪当日本的国家实力刚刚获得一定发展时日本就产生了占领中国,主宰东亚的野心。虽然当时日本的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但三百年后当日本的实力再次得到发展后,迅速又走向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老路。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地理因素几时即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

  日本处于东亚大陆东部的海中,位于中国东北方向,其西南距离中国大陆900公里,其间没有岛屿为跳板;而九州岛距朝鲜半岛仅180公里,其间有对马岛可为中继点。中日间这种特殊的地理对中日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日间900公里的海洋虽不遥远却有效的限制了中国对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能力,使日本无需担心中国军事入侵,以至在近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中日本始终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日本可以自主定位和中国的关系,决定对中国文化制度的吸收和排斥而无需担心中国的干预。

  其次,日本列岛土地狭窄,呈东北走势向北延伸。日本列岛多山而缺乏平原,地理构造复杂,多火山地震等地质灾害。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使日本经常遭到海上风暴的袭击。其北部虽然也和亚洲大陆相望,但纬度高,气候寒冷恶劣不适合人类生存(事实上北海道一直到丰成秀吉时代才为日本所吞并),所以亚洲大陆西部很早就使日本的扩张方向。

  第三,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间地理关系决定了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日矛盾的主要舞台。事实上中国人最初也是从朝鲜半岛才第一次了解到日本的存在,而且在这近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中只有甲午战争以后特殊的五十年日本才有能力直接通过黄海和东海向中国投送军事能力。地理因素决定了除非中国过于衰弱,在正常情况下中由朝鲜半岛到台湾岛这一南北走向地区是中日两国势力的碰撞带。

  二, 元代以前的中日关系

  研究历史上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中国历代的正史,这因为正史的权威性,而且历代正史中的《四夷传》或《外国传》对各国顺序的安排,内容的详疏都是按照当时各国对中国的重要程度确定的。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一个对中国无足轻重的国家随着实力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史记》《汉书》中都没有关于日本和记载,相反却有对和中国万里相遥的西亚各国的记载,可见当时尚处于分裂状态的日本列岛对中国还没有丝毫的影响。《后汉书》中第一次有了对日本记载(但其成书晚于《三国志》),《后汉书》把《倭国传》列为东夷各国的最后一位,位于朝鲜半岛各国之后,这种排列一直保持到《宋史》。其内容无非是当时日本列岛的风土人情,中日间使者的往来情况,这和对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描写基本相同,而和对朝鲜半岛的详细描述完全不同,直到《宋书》以前基本如此。由此可见,直到元以前虽然中日相距并不遥远,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上重要性基本和波斯,大食等国相同,可以说是无足轻重。

  但值得注意是虽然当时中日关系虽然还无足轻重,但日本很早就显示了和其它东亚国家的与众不同。当日本列岛刚刚实现部分统一时,日本就开始显现出向大陆的扩张性。当时日本一方面承认对中国的藩属地位,一方面又企图建立对朝鲜半岛各国的统治地位。《宋书》记载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倭国王“武”就超越中国授予的封号而“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其中百济为其自加。升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又上表自称其父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被九十九国”,又欲讨伐高句丽,“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或一篑……至近欲望练甲治兵,伸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这说明当时羽翼未丰的日本就早已怀有吞并朝鲜半岛的野心。

  到隋代时已经统一的日本不再像其它国家那样满足于从中国获得册封,而是寻求和中国平等的地位。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国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意味着倭王地位不低于中国的“天子”。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倭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再次确定了和中国关系平等的地位。中国皇帝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日本寻求和中国平等地位也意味着日本自认其地位高于其它东亚国家特别是朝鲜半岛各国。

  唐代被认为是历史上中日两国关系密切的时期,然而事实上纵观有唐一代中日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单向的。虽然日本在这段期间内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典章制度,但唐日关系在唐朝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还是无足轻重的。《旧唐书? 日本传》仅380余字,其中三分之一还是专叙朝衡之事。作为比较《旧唐书? 拂菻传》有680余字。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家还处于初创阶段,国力微弱,无力向扩张;而中国当时正处于极盛之时,但受阻于海洋,也无法向日本施加政治影响,故两国可以相安无事。唐初唐朝军队在朝鲜半岛南部白江口(今韩国江口)大败日军,消灭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就是当时两国实力对比的体现。

  宋代中日间没有建立官方外交关系,但《宋史》中对日本的描述有了重大的变化。虽然《宋史》中日本排位仍然很靠后,位于《外国传七》,在本传中又排在流求(指台湾岛),安定国,渤海国之后,但对日本的描述长达3300余字,其中一半用来记录日本的山川地理,政治制度,而且内容详细,绝非泛泛而谈,同时描述的真实度大为提高非常,已非常接近日本的实际情况。这固然是受《宋史》修于元代后期的时代因素影响,但也说明从唐代到宋代中日关系有和较大发展,中日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正逐渐加大,宋代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此之前日本还只是海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对中国的影响很小,但在唐宋之际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有了巨大的发展,开始成为东亚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三, 从元代日本明治维新前的中日关系

  1.忽必列东征

  宋代中日关系重要已经向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而元代使这种发展有了。人为的突然加快。蒙古入主中原后其对外政策和以前中国历朝有了根本变化,忽必列怀并吞四方之心,虽然海洋不能阻挡其野心,但海洋的阻碍是忽必列无法绕过的。元军无法从中国大陆直接进攻日本,只能绕道朝鲜通过朝鲜海峡登陆日本。然而短短的朝鲜海峡仍然给元军造成了无法克服的情况。元军第一次入侵日本出动32000人,先占领对马岛再登陆日本本土。虽然元军在战斗中占有优势,但在日本本土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只能撤退,在海上遇到风暴,损失一万余人。元军第二次投入14万军队,遇到台风,损失10万余人,大败而归。虽然这次战争是蒙古统治者发动的,但任可以算作中日间第一次规模冲突。这次战争充分显示了日本作为一个海上国家对作为陆上大国的优势。海洋对军事投送力量的阻遏使蒙古大军这样罕见的陆上力量也望洋兴叹。这次战争的意义在于:第一证明了日本的实力,确立了日本人心理上的优势。第二,把东亚大陆和日本关系紧密的联系起来,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从此后中国在考虑对外关系时,不得不把日本放在重要地位。

  2.倭寇之祸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通使日本。而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状态,日本南朝统治者挟战胜元军之余威,对明朝使者傲慢无礼,但当了解了明朝的实力后又为之“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恢复了和中国中断三个世纪的官方关系。1392年后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中日的政治关系冷淡,但贸易关系有了巨大发展。当时日本以朝贡名义把自己的产品无代价的献给明朝皇帝,而明朝皇帝则回赐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于贡品的物品,史称“勘合贸易”,因为这种贸易有严格的限制。日本幕府为了中获取中日贸易中的巨大利益,不惜在往来文件中对明朝称臣。直到倭寇猖獗导致勘合贸易停止以前,中日关系就是靠这种不等价的经济关系相维持。

  倭寇在明朝初期就已出现,但此时明朝海防严密,日本的中央政府担心倭寇影响中日贸易,对倭寇采取打击政策,故倭寇没有酿成大祸。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靖年间,明朝海防废弛,而日本处于战国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战乱中不断出现溃兵,败将,武士,浪人成为倭寇前往中国进行烧杀劫掠,而且得到了地方领主的支持。每只倭寇规模不大,但数量多,破坏极大。倭寇由于靠劫掠为业,不需要后勤补给,因此不用绕道朝鲜半岛而直接从日本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因此破坏范围极广,当时中国从山东到今天广西沿海无不受到倭寇蹂躏。倭寇不但袭扰沿海,甚至深入内地,甚至直达南京城下。倭寇不仅袭击沿海乡村,更严重的是攻破沿海城市。倭寇多为日本武士组成,而“杀人,劫财,强盗为日习性” ,因此倭寇异常残暴,不仅杀人越货,还大规模劫掠人口贩往海外牟利,破坏及其严重。总之当时东南前里海滨同时告警,半璧河山几无宁土,广大沿海居民惨遭荼毒。

  倭寇之祸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第一,倭乱改变了中国的海洋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草原,海洋对中国是安全的的,富饶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是中国赋税的主要来源,而此次倭乱严重破坏了东南地区,其对中国的损害毫不逊色于北方的蒙古,明朝几乎是靠举国之力才最后平定了倭乱。后人把倭乱和明朝同蒙古的长期对峙作为明朝衰亡的两大主要原因。倭乱之后中国对海上的威胁极为敏感,闭关锁国成为中国对外主要考虑的政策。

  第二,倭寇的暴行极大影响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在此之前中日间直接交往很少,一般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模糊,而倭乱极其惨烈,几十年间中国广大的沿海地区普遍受到了倭寇的蹂躏,史称“贼帆所指,无不残破”,日本式的野蛮和残暴给广大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晚明小说留下了关于倭祸的大量故事,而中国民间度对日本的称呼也改回唐代以前带有贬意的“倭”,这就是倭祸留下的印记。

  3.万历援朝抗之战

  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丰成秀吉结束了日本一百多年来的分裂战乱情况,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在战争中丰成秀吉建立了一只庞大的军队,当时丰成秀吉核定日本全国田粮2253万石,每万石出兵250人,故动员的兵力达56. 3万余人。日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久经战阵,并装备了一些西式武器。凭借这只强大的武装力量,丰成秀吉不仅把虾夷(今北海道)并入日本版图, 还企图占领朝鲜完成日本历代统治者的夙愿,而且进一步企图征服琉球,菲律宾,中国。早在1577年当丰成秀吉还在织田信长手下时就曾向织田信长进言: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指日本本州西部地方),而君家的宿将老臣未得领土者极多,益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1590年,丰成秀吉在致朝鲜国书中宣称将率军“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贵国先驱入朝”,是远见之举,“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听候调遣。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丰成秀吉动员兵力33万,其中一线兵力20万大举侵朝,20日内占领了从釜山到汉城的大片朝鲜领土,以后继续北京。占领汉城后,丰成秀吉认为胜局已定,开始制定进攻明朝的军事计划,并任命了占领中国的各级官员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做出了援朝的决定,明朝军队举全国之力与日军在朝鲜苦战7年,然而败多胜少,没取得过一次决定性的大胜,直到丰成秀吉病死,日军撤退中朝才赢得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回顾万历年间援朝战争可以更深刻它在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史称“然自关白(丰成秀吉)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中国虽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完全依靠的是中国对日本国力上的巨大优势,依靠拼人力物力的消耗才取得胜利。可以想像如果不是万历初年张据正改革为明朝积累了一些国力和创造了对外比较安定局面,援朝之战结果将不堪设想。万历援朝之战表明古代长期以来中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国虽然占有优势,但优势正在下降,不再具有过去那种绝对优势;日本的实力处于上升势头,开始具有向中国发起实质性挑战的能力,开始争夺东亚霸权。这种力量此消彼涨的趋势虽然被特殊情况冻结了200余年,但一旦两国恢复接触就迅速按原方向发展下去。

  4,闭关锁国和日本的大君外交

  丰成秀吉死后,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德川家康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日本虽然在侵朝中失败,但对外扩张并没有结束。1609年德川家康允许萨摩藩主岛律氏征伐琉球,岛律氏用武力征服琉球后把与论岛以北作为自己直辖领地,以南作为琉球国王的封地。但此后琉球仍然保持了和中国的藩属关系。同时日本派使者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向日本进贡,遭到朝鲜拒绝,但恢复了和日本的外交关系。1610年,(幕府)以德川家康的执政多本纯的名义致书明朝,称“日本国主德川家康”统一了全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入安南,南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塞(柬埔寨)等蛮夷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要求恢复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对这封信明朝没有回复,也没有恢复和日本的外交关系。清朝建立后,日本视清朝为“北狄”,蒙元第二,保持高度戒备,长期不和清朝发展政治关系,但保持了贸易关系。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感受到远道而来的西方势力的巨大压力,日本是小国,因此西方势力在日本造成的冲击比在中国要剧烈的多,因此日本也早于中国于1635年施行锁国政策。82年后清朝也开始施行相同政策,中日联系日益减少。相同的外部压力使中日两个东亚国家的关系暂停了200年。

  中国自明太祖,成祖开始在东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朝贡体系,并一直保持到清代后期。在这种朝贡体系中,中国尊重朝贡国的政治自主权,在经济上对朝贡国也别无索求,这种政策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方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措施(费正清语)。但就在这个体系的核心区域却有一个漏洞,那就是日本。明朝前期日本是这个体系名义上参与国,但从丰成秀吉由于日本实力的上升开始挑战这一体系,企图夺取日本的霸权。侵朝战争的失败证明当时日本的实力尚不足以取代中国,颠覆中国朝贡体系。于是日本转而企图建立一套和中国朝贡体系平行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这就是幕府的“大君外交”。由于日本缺乏中国这样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其思想文化和中国也有本质的区别,日本的大君外交一开始就缺乏中国朝贡体系这样的宽容性,而带有明显的侵略性。但当时日本实力有限,有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竞争,日本只能采取锁国的政策隔绝外来压力,其大君外交有名无实。然而一旦日本拥有足够的实力后日本立刻开始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体系,争夺东亚霸权。日本明治以后的侵略政策并不是无根之水,而是日本传统对外政策的自然延续。

  四, 从明治维新前后到甲午战争

  1868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关键一步,同时也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乃至全球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和国家危机,而其它东亚国家却面对了一个比西方列强更加危险的敌人。

  导致日本明治维新的直接原因是1853年7月的“黑船事件”,即美国用武力强迫打开日本的国门。但事实上日本作为一个小国早在1853年以前就已经感受到了西方的压力。沙俄在17,18世纪已经出现在日本北部边界,引发日本的忧虑。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胜利也使幕府缓了对西方的强硬态度。面对西方强大的压力,日本人很造就开始寻找对策。早在1786年,日本早期的尊王攘夷派林子平就在《三国通览图说》中主张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保虾夷,朝鲜和琉球。1823年另一名早期尊王攘夷鼓吹者佐腾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呈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故能合并世界各国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并提出“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日本被迫开国后,“尊王攘夷”成为明治前日本为摆脱明治危机最响亮的口号。但尊王攘夷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完全自卫的基础上,“尊王”一开始就包含有妄自尊大,侵略其它东亚国家的意味。而“攘夷”虽有联合中国共同对付西方的提议,但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此即为伐谋伐交之计也”,说到底“攘夷”还是为“尊王”所服务的。同时日本还有一部分人如吉田松荫提出:和西方的条约签订即以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今后应当努力自强,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茨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明治以后日本政府显贵如木乎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皆出于吉田松荫门下,吉田松荫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也就成为日本的国策。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尊王”即以成功也就不再“攘夷”,转而开始侵略其它东亚国家。1868年明治天皇颁发《安托万民之亲笔诏书》,强调以后不再攘夷,而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与四方”。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政策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专守防卫,就已经包含有对外侵略扩张的计划。这不仅是对日本传统对外政策的继承,也对西方列强政策的效仿。在此之后日本迅速扩军备战对东亚各国按由弱到强的顺序逐一吞并。1870年日本外务权大臣佐田白茅在茅出访朝鲜后撰写《征韩论》称“满清可交,朝鲜可伐,琉球,吕宋垂手可取也”。1872年日本首先宣布琉球为日本“内藩”,由外务省管理,并于1879年正式并。在侵略朝鲜的原则性问题上日本国内是一致的,只是有西乡隆盛的急征和大久保利隆缓征的区别。1875年日本就开始侵略朝鲜的行动。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东部是所谓“化外之地”在台湾东部登陆,但此时日本实力尚弱,在台湾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但换来了中国对日本吞并琉球的默认。

  这一时期中国国力衰弱,但对日本还保有东亚大国的地位,中国虽无力干预日本吞并琉球,但在朝鲜还是能够遏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1882年在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后,清朝加强了在朝鲜的影响力。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这是控制朝鲜的好,10月31日,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对外务省官员宣称“我政府以决定攻打中国,对朝鲜也要伺机而动。”12月4日在日本的策动下朝鲜的亲日派发动政变,但不得朝鲜人心。在朝鲜大臣痛哭乞师下,清军和朝鲜军队很快平息了政变。1885年1月,日本改进党领导人联名向伊藤博文提出建议书要求“干预朝鲜内政,并设法吞并之”,“今欲以武力对付朝鲜,则不得不考虑同中国发生纠葛,然为国家计,同中国发生纠葛,乃吾等所希望者”。但此时中日间的力量对比并不有利于日本,1885年时日本的海军还相当弱小,而此时正是清朝北洋海军发展的高峰期,定远,镇远等军舰相继引进,中国海军实力远大于日本。在中日这次较量以日本的失败告终。此时清朝的藩属相继飘摇而去,只剩下朝鲜。而朝鲜靠近中国心腹地区,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决心保住这最后一个藩属,因此在此后十年对朝鲜进行了严密控制。

  日本的朝鲜政策是为日本东亚政策服务服务的,而日本的东亚政策的重心是在中国,占领朝鲜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中国。佐腾信渊早就日本开国前就计划“征服中国,必须先取‘满洲’”,因为“泛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开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是国易取易攻之地,无比中国之满洲更为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中国即入版图,其它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鴃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德,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后来日本对外扩张基本按照这一战略,显示出连贯性。1887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过策》,拟定了战略进攻重点和兵力部署,以及战后处置中国的具体方案,并强调要先于欧洲列强占领中国,在1892年之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1890年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宣称“方今介立于列国之间而维持一国之独立,不可仅以守御主权线为满足,必须同时致力于利益线的之保护”。这种侵略思想是当时日本的共识,即使当时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鼓吹者在对外政策上也是支持侵略扩张的。比如副岛种臣在《大陆经略论》中提出“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在这种共同的狂热气氛下,从1885年到1894年十年间日本疯狂扩军备战。1886年日本通过了主要是针对清朝第六次海军扩张案,并强行通过了海军拨款。1890年日本军费占国家预算的30% ,1892年占41% ,自1883年到1895年共开支陆海军军费近2. 7亿日元。但这仍然不能满足日本庞大的扩军计划,1893年2月为解决海军经费问题明治天皇下达了《合衷共同》诏书,再次宣称“兼六合而掩八荒”乃“皇祖遗训”,命令在六年内由内庭经费每年支出30万日元充作军费,并要各级官员捐出十分之一的俸禄建造舰船。当月日本民众就捐款103万日元支援海军。

  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战舰吨位达到37200吨,超过中国北洋海军的33500吨,在性能上更超过了北洋海军。1894年日本又英国订购了派水量超过12000吨的两艘战列舰。虽然这两艘军舰在战后才服役,但说明日本对海军投入之不懈余力和中日海军实力差距的日益扩大。同时为保障大陆作战,日本建立了以7个常备师团为核心的22万近代化陆军(甲午战阵期间投入国外17. 4万人),其装备和人员素质水平远胜于各类清军。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中日本在经济方面并不比中国占优势,当时日本的近代工业以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为主。日本把主要资金用于军事工业和引进武器装备,用山县有朋的话就使“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日本在军事实力,国家战略和政府效率方面远优于中国,这就使日本克服了长期以来在领土人口资源方面对中国的劣势,在总体综合国力上超过了中国。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日间实力的天平终于倾斜到日本一边。1894年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挑起中日战争,日本挑起这次战争不仅是为了控制朝鲜更是为了打击中国。战争的进程也公正的反映了战前十年间中日两国的实力变化。陆上日军在朝鲜击败清朝军队,清军一路狂奔逃回国内。日军进入中国境内后屡溃清军,清政府以淮军屡败,调集六万湘军进入辽东出战,但仍然连续失利,只能布防山海关。在海上日军全歼清朝北洋海军,三十年努力一朝化为乌有。1895年3月间的形式是日本虽也筋疲力尽,但以肃清东北清军主力,入关占领京津是不成问题的。而清政府已经走投无路,只得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由于沙俄的干预,日本没能占领中国的辽东半岛,但其它的目的都达到了:日本控制了朝鲜,获得了在东亚大陆的立足点;日本获得了台湾,打开了通向东亚南部的大门。

  然而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彻底丧失了作为东亚地区大国的地位,从一个地区事物的参与者沦为被宰割的对象,几千年来中国在东亚的优越地位完全丧失,清朝也迅速走向解体。而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地区的头号大国也是唯一强国。日本在甲午战争的发展全力集中与军事力量的发展,本身的经济工业发展并不快,这种发展带有赌博性,是不能长久的。战后日本利用中国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日本4年财政预算)发展了健全的工业体系,此后日本的近代工业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仅仅十年后日本就凭此打败了沙俄成为世界强国。而中日间的国力差别也就日益悬殊,此后五十年间中日关系可谓由甲午一战而定。

  五, 总结

  1, 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关系史可以看做是中日两国实力此消比长的历史,而由此决定两国在东亚竞争结果的历史。宋代以前中日之间中国的实力占绝对优势,日本被排除东亚全力分配之外,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中国的全力也无法直接影响日本。宋代到明清中国实力优势逐渐减弱,万历朝鲜之役说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向中国的大陆优势挑战。其后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间的竞争被冻结了200国多年,但日本依靠本身的实力始终游离于中国建立的东亚国际体系之外。19世纪中期又是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在东亚的竞争恢复,而中日两国选择的不同道路是三十年内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失败。

  2,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是自古形成的,并不是明治以后才有的。还是在日本早期就已经图谋向大陆发展发展,朝鲜半岛是其恒古不变的扩张方向,而中国是其真正的目标。但由于历史上日本和中国-朝鲜实力对比有限,因此长期受阻于朝鲜半岛。由于近代工业科技和军事技术的兴起,日本可以弥补在领土人口上的不足使日本的实力超越中国,日本就立刻实施了其大陆扩张政策。历史证明只要日本拥有了相应的实力就一定会施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即为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进退自如的条件,也产生了日本向外扩张的压力。

  3, 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给我们以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以启迪。当代东亚政治环境已经发生更本性变化。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强大的地区强国,已经不会再成为日本进入大陆的跳板。另一方面在二战前日本已经显现出向海上扩张的势头。今后日本继续实施大陆扩张政策已难以想象。但按照历史传统和当今日本拥有强大的国力的显示可以肯定日本必然还会实施扩张性对外政策。事实上日本在冷战期间就施行的是对东南亚经济扩张的政策,而这种经济扩张是建立在美国对东南亚政治和军事控制的基础上。冷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势力逐渐撤退,日本很可能会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代替美国保护自己在东南亚的利益。而我国的台湾岛是日本通往东南亚的关键所在,而获取东海,南海的制海权也是日本维护在东南亚利益的保障。在未来的岁月里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和在海上海与我国的摩擦必然会加强,我国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作者Email shwangxin@sohu.com

  作者:王鑫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中日关系 » 1895年之前中日关系的发展 浏览数

没有评论 »

  1. 游客 说:,

    2005年06月12日 星期日 @ 22:54:31

    1

    前面长了见识,后面没看

    回复

  2. 小树 说:,

    2006年03月20日 星期一 @ 21:19:35

    2

    第一次明日战争是明军大胜…
    第二次是与个什么城始终没攻下来,影响了全局,才和谈的..
    双方死伤都非常的惨重….. 另外日本以相对强盛的战国后期对中国相对较弱的明朝,打到这份上,体谅矮子的无耻吧

    回复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