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武:死亡麻木症

  虽然许多英雄豪杰视死如归,许多名人大家谈起死来也谈笑风生,但我等小人物对死还是非常恐惧的,不仅自己怕死,而且听说和看见别人死了,也感到心惊肉跳。大哲学家培根说:“人类可以召唤许多伴侣,帮助人克服对死的恐惧,仇忾之心压倒死亡,爱情之心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哀痛之心使人奔赴死亡……”由此看来,我等小人物之所以是“怕死鬼”,大约就是因为没有召唤到这些“伴侣”罢。

  不过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告诉我,怕死人是因为少见多怪。死人虽然可怕,但见得多了,也就不可怕。有些医生由于职业需要,经常与死人保持“零距离”接触,不仅“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还要“亲自”给死人料理后事,必要时还要进行尸体解剖,把死人“大卸八块”,拿着“血淋淋”的器官做病理研究。医生见死不惊,其实也是一种职业病,名字叫做“死亡麻木症”。

  “死亡麻木症”也具有传染性,某些官员“免疫力”低,不幸染上这种病症,而且其严重程度比医生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次陪一个大老板应邀到某县考察投资项目,该地党政“一把手”为我们接风洗尘,席间把盏正酣,书记的电话忽然响起,他的秘书紧急报告说该县一个乡办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已证实有4人死亡,还有几人被困井下,事故抢险正在进行之中……我在旁边听说死人了,心里顿时惶恐不安起来,于是示意同行的老板准备退席,以便让领导们去抢险救灾。可书记和县长颇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仍然稳坐酒席台,招呼我们继续“将喝酒进行到底”。书记满脸红光,泰然自若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不足为奇。这个事故只死了4个人,我已要秘书通知主管副县长去处理了。”县长似乎怕我们不信以为真,赶忙补充说:“我们这里对处理死亡事故有内部规定,死多少人,由哪级领导出面,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只要死人不超过5人,就不需要我们‘一把手’亲自出面。”不是说人命关天么?可在这些官员看来,几条人命还不如陪老板喝酒事大。而且如此把人命“数字化”,岂不是把人不当人么?这种毫无人性的“死亡麻木症”,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据我观察和了解,把人命“数字化”的现象已成为“官场惯例”。在有关部门的规定中,事故的大小就是根据死亡人数确定的。据说一次死亡10人以下,为一般事故;10人以上,为重大事故;100人以上,为特大事故。领导的重视也就是根据事故的大小来确定的,凡是县一级领导出面的,就一定是一般事故;凡是省一级领导出面的,就一定是重大事故;凡是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出面的,就一定是特大事故。而且,各类事故中凡是副职领导出面的,就表明领导“比较重视”;凡是“一把手”亲自出面的,则表明领导“高度重视”。

  不过我从许多事故报道中发现,经常出面的各级领导大多是副职,“一把手”的尊容难得一见,他们一般只是根据事故的严重情况打个电话或写个批示而已。“一把手”为何对人命关天的事故如此“袖手旁观”?也许有人说他们“日理万机”,不可能什么样的事故都要亲自出面。可我注意到,在那些张灯结彩的庆典中,在那些莺歌燕舞的晚会中,在那些推杯把盏的宴席中,他们却频频出现,逢请必到。可见他们之所以在事故中不出面,并非因为没时间,而是因为没心情,对百姓的生命不重视。他们“高度重视”的是什么?是GDP ,是WTO ,是招商引资,是项目开工……因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由此看来,某些“一把手”的“死亡麻木症”最严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带头作用”和“榜样力量”,“死亡麻木症”才得以在官场上蔓延。而且他们的症状与医生截然不同,不是因为见得多了而见死不惊,而是因为轻视人命而见死不怪。医生的“死亡麻木症”是职业病,官员的“死亡麻木症”则是思想病。

  如今非正常死亡事故为何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除了种种客观原因之外,某些官员的“死亡麻木症”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想而知,某些把人命“数字化”的官员,连起码的人性就没有,怎么会对那些在各类事故中死去的一条条生命感到悲伤和内疚?他们连事故发生后的“亡羊补牢”就不愿做,怎么可能使事故在发生前“防患于未然”?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什么,取决于他们在工作指导思想上以什么为本。如果是以经济数字为本,那么区区几条人命与成万上亿的产值相比,当然就显得渺小和轻微了;而如果“以人为本”,人命的价值是不可计量的,哪怕就是一条人命,也比一亿元的产值重要!因此以什么为本,是考量一个官员究竟是否“人民公仆”和是否实践“叁個代表”的最低标准。

  作者:杨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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