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雄:中国式生存

  我今年三十多岁,也就是说,我做一名中国人,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么多年的做中国人的经历中,我对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无尽的困惑,许多矛盾、离奇、完全不合情理的现象充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却被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丰富的成熟的人们视之为当然,他们并且顺应着这样的生活样态,至少在表面上满意于他们的生命过程如果没有大的社会动荡的话。至于其中的识时务的俊杰,他们甚至能够像泥鳅一样游弋在这光怪陆离的世象之中,尽情地汲取自己所需的养料,而使生命非常滋润地存续,同时也使他们那独特的精神品质光大。有一次,我那一辈子做乡镇中学老师的本分的父亲说:“中国人聪明,外国人憨些。”在我们那里的土话中,“憨”的意思与“聪明”正相反。我丝毫不怀疑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他们的机巧和心智是常常超出于一般人的想象的。但这反而更增添了我的困惑:就是这么聪明的中国人,何以导致“社会和政治的腐败”,以至倍受那些“憨”人而不是别的什么聪明人的欺凌?我们的那些俊杰们虽然识时务,却也终于不能在那些不怎么识时务的外国人面前趾高气扬,就像他们在弱势无助的同胞们面前那样。

  我相信出现这样的情形,一定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有直接的关系。而经过体验和观察,我们也真的发现了中国式生存的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中国人所涉身其中的任何事件,都不过是他的某种策略。这里的策略,并不是为了完成事件而采用的谋略,而是,事件本身就是他的策略。更明白地说,他决不会专注于事件本身的目的,在事件本身的目的之外,存在着另外的目的,而这另外的目的往往更被视之为根本,事件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而发生、继续、完成如果它没有妨碍到这个目的的话。鲁迅曾说:“耶酥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 吃教’ 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 精神’ ,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 吃革命饭’ 的老英雄。”(鲁迅:《准风月谈。吃教》)信教的目的本应是为了“信教”,但中国的教徒信教却是为了可以“吃教”。干革命也是如此,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革命本身,而是为了“吃革命饭”。

  作为策略的事件可以繁复多样,但策略所欲达致之目的却很专一,这就是自己的名和利。在中国,名常常体现为“面子”,而“面子”正显示着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态。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中国人》中,对中国人的“面子”有着非常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有三样东西:面子、命运、恩惠,“是正在统治着中国的三位女神”,“过去统治着中国,现在也如是”。而在这三样东西中,“面子”又居于首位,“可以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宪法之上,更不用说什么交通规则、博物馆规定之类。”(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行为都显现着服从与不服从两种样态。作为社会成员,他所应服从的是他身处其中的社会规则,在有的社会,这规则就是法律。但在中国,人们服从的却是面子,它显示着某个人际关系场境中每个人的身份的确立和认定,以便于做服从和不服从的抉择。对有面子的人服从,对没有面子的人不服从,在这样的服从与不服从之间,中国社会组织得以形成。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公理可言。有面子的人能够获得别人的服从,这给他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面子为人们趋之若骛。至于面子在精神的胜利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是在被“胜利”着的人们体验着。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鲁迅:《且介亭杂文。说“面子”》)类似这样的事,在当今的中国,也所在多有。

  再就是利。利是用来活命的,所以必须要来争取,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利的观念在中国却有着十分曲折的表现,由于本文的主旨并不是分析它的表现,所以只能告以一句结论似的言说:对于利,人们表面的态度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际的情形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尤其是,利也往往最终落脚到面子上去,利如果不能带来面子上的满足,差不多就失去了意义。

  总之,名和利,就是中国人存在于所有事件之外的根本的目的,事件都是为着达到这个目的而服务的。这样导致一些立即可以想见的后果。

  首先,由于并不专注于事件本身的目的,事件往往不能臻于至善。这一点,以科学在中国的不能发生最能说明。科学的目的即在于科学(知识)本身,它起于求知,止于求知如果知识有止境的话,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观念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确立,也只有基于这样的观念,才可以发展出科学,并且不断地进步。但是在中国,一切都为着当下的目的,任何有关知识的冲动,也无不止于“用”。于是知识的冲动被消解于无形,但技术却得以发展技术正是最有用的好东西。“科学”两个字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最爱之一,但时至今日,人们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依然是“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来说是太难理解了即便他是一个自命为真理探求者的人。其实,不仅是科学,任何事,一经中国人的手,就会偏离了它的轨道,而止于经手人的“用”。

  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事件之外的目的,往往要对事件加以破坏。前面说过,名利是中国人存在于所有事件之外的根本目的,名利最终又都落脚为面子这一“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说“面子”》)。在很多的时候,事件往往会使人失去面子。敌对的双方互不给面子,或局外的人没有面子等等自不必论,即便身与其事,也会有失去面子的危险,比如说吧,意见的不一致,当最终要“择其一”的时候,那没有被“择”的人一定是失去了面子的。为了要挽回面子,对事件加以破坏,以便于显示“择”的错误、进而使对方失去面子,就是经常的了。还比如说,在事件的进行当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功劳、作用、能力等等的差异逐步显现,这又令人失去了面子,作为补救的措施,对事件加以破坏,以抵消掉那些差异,就顺理成章了。

  不专注于事件本身的目的,而在事件之外另有根本的目的存在,这就是中国式生存的精义。不专注于事件本身,显示出中国人的没有“坚信”和“无特操”(鲁迅:《且介亭杂文。运命》);事件只是为达至根本目的的策略,所以中国人在这上面又生出无穷的机巧和心智,表现得十分“聪明”。由于并不专注于事件本身的目的,并不“坚信”,所以也就可以放心地虚构出许多的“事件”来,“好话不妨说尽”;但目的并不在“好话”本身,“好话”不过是一个策略,在这之外还有另外的目的存在,所以“坏事不妨做绝”。中国历史从儒学被定于“一尊”以来,统治者的道义的高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与之相反的现实也一直在呈现着,即便现在,也依然没有实质的改观。这中间的精妙,盖在于此。由于并不专注于事件本身的目的,所以事件常常免不了招致破坏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皇帝费尽心机地要千秋万世永保江山但最终总不免要被拉下马的原因。

  但这样的中国式生存,却也并不能覆盖了中国人的全部,因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们的总是“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或许说明,在中国,还是这样的中国式生存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人的不被摧残、抹杀、消灭,而是为了所有中国人脱离“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境遇,我们必须抛弃掉这样的生存方式,而回到事件本身的目的。而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生命的权利,生命的尊严,正是最为根本的事件。

  2000、1、28

  作者:曾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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