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

  珠三角整合的困惑

  珠三角一定要整合的呼声,是在1994年珠三角经济区规划不成功之后,面临长三角竞争压力的背景下,而越来越响亮,越来越为官民了解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导致珠三角整合强烈呼声的这两大背景。

  1994年前后,在谢非任广东省委书记、叶选平任广东省省长时,由广东省决定进行的一次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当时主要主持此事的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高丽(后任深圳市委书记、山东省省长,现任山东省委书记),由广东省计委牵头进行研究和论证。

  进行此一规划的原因,一是当时经济区的概念刚刚在国内传播,但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还没有为国人所认知,广东省领导人较早地看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因而在全国率先提出珠三角经济区的概念,并在实体上进行发展规划。当时划定了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江门七市,及惠州、清远、肇庆三市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地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经济意义上的珠三角经济区;二是广东省划出这么一块区域,作为追赶东亚四小龙的样板,带动广东省成为中国现代化先头部队。

  规划方案做了差不多两年之久,除了学术界及规划机构之外,相关各市的地方政府也都参与进来,进行轰轰烈烈的讨论,一直到1996年,才出台一个相互间妥协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力图达到的目标里,至少包括了城市布局、产业分工、交通规划、人口规划等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规划里,总结出了一个后来有人称之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珠三角城市布局,那就是: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两个次中心,以其它若干个中等城市为支点的珠三角城市网。其后由于虎门大桥建成通车,学术界又有人称之为“A 计划”,A 的顶点就是轴心城市广州,广深和广珠为两条边,而虎门大桥则是中间那一杠。

  笔者之所以称这个规划“不成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其一是这个“A ”字并没有清晰地竖起来,原因如下:首先广州并不能起到真正的经济辐射作用,它本身还处在珠三角经济龙头城市香港的辐射之下,其产业基础并没有雄厚到可以带动整个珠三角经济成长的地步,而整个八九十年代,起这个作用的其实是香港;接下来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了,这个规划居然没有将香港和澳门纳入进来,因为当时港澳都还未回归,尽管整个大珠三角在经济上实质是一体化的,但由于政治因素,由广东省做的规划里边当然不能将港澳涵盖进来,这使得这个规划的最大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这个经济区域真正的主角应该是香港!而香港只在这个A 计划的其中一条边的终端!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A 字只存在于决策者的主观臆断里,而不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写照。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话,就应该将身子站在香港中环的中银大厦楼顶往西北看,那样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香港学术界口中的“珠江口湾区”或“香港湾区”;第三点就是,这个A 字的两条边其实是不平衡的,因为左边的那条边明显地暗淡,而右边的那条边却越来越浓重。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东边的基本点深圳在整个九十年代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而西边的基本点珠海则陷入了徘徊,与深圳的高速发展相比,珠海相形见绌。

  到2002年底时,深圳的GDP 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而珠海还在五六百亿左右。如果我们将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并称为西岸、将深圳、东莞、惠州(惠州市只有惠城区、惠阳市、博罗县归入了珠三角经济区)并称为东岸的话,在八十年代两地经济规模还不相上下(当时两边都以家电为主导产业,只不过东边是黑色家电,西边是白色家电,因而有“东黑西白”之说),但到九十年代末期,东岸的IT产业迅猛发展,使得两岸出现了“东强西弱”的严重失衡,如以2002年论,东岸三市的GDP 加起来近3500亿,而西岸四市加起来只有2500亿左右,可是西岸四市的面积加起来可能是东岸的一倍左右。失衡的东西两边使得这个A 字看起来更加不现实。

  笔者说这个计划不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它的产业分工计划差不多都落了空。由于是计委牵头,而计划是管投资和产业的,按理说对产业整合应该有一套,但是,尽管方案已是各个地市妥协的结果,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打算认真去执行这个它们本已认可的方案,尤其是那些实力强劲的大城市。

  在后来人们拿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时,最常拿来说事的主要有几个例子:一个是机场,在大珠三角区域内有香港、广州、深圳、珠海、澳门五个大型机场和佛山、惠州两个军民两用机场,至少有一两个机场被人们认为是重复建设;一个是港口,深圳港据说是对香港港口形成了巨大冲击,而广州在此之后仍不理不睬地启动其“南沙大港”计划,东莞也不甘示弱地要斥巨资建设虎门港,在两侧,珠海港和惠州港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华南大港。

  再有一个例子是高新技术产业,因为所有珠三角城市的主导产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后都定位在了高新技术产业,深圳要搞IC产业,珠海也要搞,东莞、广州也要搞,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大学城,除广州外,深圳、珠海、东莞都有自己的大学城计划。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互不服气,没有合力。”

  让我们先承认这一结果(在后边的论述中,笔者并不太承认“珠三角比长三角缺乏协作精神”这一说法),并先分析其中的原因。

  首先,广东省政府并不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实规划者们在方案做出之后就明确地表示了对规划能否落实的担心,因而许多人建议在珠三角十个城市之上设立一个超行政权力的机构,来监督和促进规划的落实,然而这个建议不可能被采纳,首先它在省和市之间又设了一级行政权力层,这可能是违宪的,估计很难得到中央的批准;其次这十个城市已是广东全省约21个城市的一半左右,如果需要一个超乎十个城市之上的行政机构的话,那么广东省政府正是这个角色呀?为什么省政府不能承担这个角色?提出此建议的人本身就是对广东省政府信心不足。那也正是事情的根本所在。

  广东经济在八九十年代的飞跃本身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的结果,而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正是省里向各市放权的结果。笃信“简政放权”的广东人不太喜欢北方的集权式思维,这也正是广东人自豪的“市场化”的表现。因而在近20年中,广东省政府一直就不太干预各个地市的经济发展,话说回来,就是在确实需要它干预的时候,它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发挥作用,因为它有心无力。

  一般来说,政府最得力的管制手段无非有二,一是管人,也就是管官,二是管钱,也就是财政资源的支配。管官的话,在珠三角经济区十个城市里边,至少有深圳、广州、珠海三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人,是要由中央来直接决定的,广东省的发言权不太大,而这三个城市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端点城市,一般说来,在人们眼里最爱搞重复建设的也是这几个城市。管钱的话,在广东省的投资结构中,财政投资从来都不是主旋律,各个城市眼睛盯着的是吸引外资,所谓“招商引资”是也,其中外资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香港(90年代中期之后加上一个台湾),香港才是它们仰望的大乳头,而省政府并不是。胸部平平的省政府当然也就指挥不动各个城市了。

  “有奶就是娘”的各个城市分别去找自己的奶头,吸到嘴里就是自己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协作了。

  其次,在整个八九十年代,整个珠三角的经济都处在一个腾飞前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直到今天,能够称得上是开始起飞的城市恐怕也只有广州和深圳两个。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在承接过程中,有竞争并不是坏事情,因为有竞争,所以各地都要想方设法提高自己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总体上,整个珠三角的投资环境都得到了改善。举例来说,深圳、东莞、惠州三个城市都拚命吸引IT企业,结果整个珠江口东岸的IT产业蛋糕就做大了,完善了产业链,结果形成了全球最大的IT制造业基地。

  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的产业升级阶段,才更需要协作,而这个阶段其实就是1998年以后的这几年。而这几年珠三角也正在认真地讨论整合的问题,整合毕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而现在就过度地指责珠三角缺乏协作精神其实是不公平的。再次,这个A 计划中的最重大缺陷就是没有考虑香港和澳门因素,可是香港毕竟是这个经济区的发展极,不考虑香港,就注定了这个规划是要失败的。

  在众多“扬长抑珠”的论调中,笔者唯一承认的一点就是,长三角有一个天定的龙头城市上海,因而导致长幼尊卑有序,而珠三角缺乏一个领袖,结果是谁也不服谁。珠三角的龙头之争损害了珠三角的整合进程。(在后边的论述中,笔者要指出,这并不是珠三角自己的错。)

  笔者曾多次指出:“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处在珠三角城市群的领导层,所谓龙头之争,无非是针对这三个城市而言。而此三个城市对龙头之争的心态的微妙之处在于:香港觉得——我们香港再沦落,也不至于连珠三角的龙头城市都当不了吧,我们肯以国际大都市(在当今中国,真正称得上是国际大都市的,也只有香港一个城市罢了)之尊,纡尊降贵来做珠三角的龙头,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你们还有什么异议?但是广州人似乎并不买这个帐,广州觉得自己才是中心,我们是广东省的省会嘛,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嘛,是北京—上海—广州金三角架构中的一角嘛,珠三角只是广东省的一部分,广州当然是珠三角的中心啦;至于深圳嘛,它似乎还没有忘乎所以到以为自己才是珠三角经济区龙头的地步,但让深圳人承认广州就是龙头,似乎却不太情愿,因为深圳觉得只有香港才配做老大。”

  香港当然是珠三角的龙头城市,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除了广州人。说句实在话,导致广州人目前这种心态的,1994年规划是其中一个主因。正是这个A 计划,加重了广州人的老大心态,而且正是这个A 计划对珠三角交通网络的规划,为广州的老大心态提供了资本。

  因为这个交通网的规划是以广州为中心来思考的。因为那时不大考虑香港。1994年规划的失利,使得人们在讨论珠三角整合时,先入为主就有了一种挫折感,尤其是在面临长三角在1998年之后的崛起时,这种挫折感就更被加强了。

  “上海造神运动”与“妖魔化珠三角”运动

  首先我们不否认,至少在国际投资者看来,1998年之后的五年是上海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五年,或者说,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那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个崛起过程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

  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两股动力分别是:其一,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其二,台湾IT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对这两方面,笔者将展开论述。

  对于第一股动力,可以继续分解来说。

  上海比广东到底多了什么?笔者只认可两点:一,三十年代十里洋场及远东最大工商业城市的旧梦;二,计划经济三十年作为中国经济首都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这两者都是城市形象方面的。

  然而在90年代之后,中央政府——在此影响下是全国人民,对上海重新进行了包装,上海被定位中国经济的龙头——中国的商业之都、中国乃至东亚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事实上,在中国及全球展开了一场“上海造神运动”。这一场“造神运动”对整个中国也是有好处的,对于吸引外资(其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重点是台湾资本)进入中国很有帮助,但是不幸的是,与“上海造神运动”同步进行的,还有一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这对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及国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抬此为什么非要抑彼?这正是中国人典型的一极化思维在作怪。

  说句老实话,计划经济30年之所以将上海定位为中国的经济首都,其原因正是二三十年代上海奠定了雄厚的工商业基础。而计划经济更加重了这一基础,因为在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魔手下,集全国之力支援上海,使得上海的龙头形象更为稳固,并且从此在国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笔者从心底里深信,90年代初期鄧小平声称“后悔没有开放上海”正是此一思维的表现,而媒体界所谓“广东开放只是开了一扇窗,而上海开放才是龙抬头”也是此一固定印象的延伸。

  首先笔者并不承认所谓“上海居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是它的天然区位优势”一说,也不相信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比珠江入海口的香港在全国的大棋盘上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能。

  虽然长江才是中国第一大河,而珠江只是第四大河,而且长江流域面积远比珠江流域为大,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在内河航运已越来越不重要的现代,水系并不是形成一个经济区域的核心条件。长江沿江各省一直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但是近五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虽然当局一再催谷,但是并不曾形成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武汉-南昌-长沙经济圈及长三角经济圈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太紧密。无论是珠三角、长三角或环渤海湾经济圈,其形成的要素都不是水系,而是一个大海港和它周边的港口群,以及由港口伸向内陆的高速公路及铁路,在每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圈,都有一个枢纽航空港。最重要的是高速公路和机场!前者是货流的核心件,后者是客流的核心件。

  因此强调“龙抬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中国人太笃信“龙”这个图腾了。

  上海居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个中点就确保了它的经济腹地大过香港吗?说句实在话,经济腹地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虚幻,它就是一个金融辐射区域及物流集散区域。金融辐射区域可能取决于机场,而物流集散区域可能取决于外贸港口,前者对处于海岸线的什么地点并不敏感,而后者,也跟海岸线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该外贸港口距国际海运干线的远近。对于上海来说,有意义的经济腹地其实就是江浙皖赣,而对于香港来说,最有价值的经济腹地也不过是粤闽湘桂赣等几省。

  无论机场还是港口,香港相对于上海来说其优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可见的将来,上海也不见得超过到哪里去。但是现状而言,上海的主要腹地江苏和浙江省都已充分地开发了,并且上海与其腹地之间的高速公路网络已十分发达,而香港的主要腹地却只开发了广东一个省,更要命的是,香港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都没有高速公路联结!因为中国政府发现高速公路网的重要作用,是自1998年朱鎔基主政之后,而从那时起中国构筑高速公路网的进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打通粤省与临省之间断头路的时候,可是深圳到香港的公路,却还有一个关口阻隔着!这些都严重限制了香港作用的发挥。这些还都仅限于制造业而言。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同时批驳前述那两个观点。以美国经济为例,其经济的核心区域及龙头城市,并不在美国最大水系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反而是在其国土东北一隅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而其新经济的基地,也是在其西海岸北端的硅谷地区!

  因而,上海并不因其区位优势就必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经济中心的封诰系人为的成分,1992年以来的十年就是加封的重要历史过程。

  那么我们来分析,在1992年时,中国真的只有一个城市——上海能够承担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这重大历史使命吗?

  在1992年时,香港的经济规模(GDP)已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而上海仅有不足2000亿左右。在当时,是香港为全中国提供投资、融资服务,而不是上海,直到20世纪末,香港资本仍是中国累计吸收外资的第一位来源地。应该说,直到世纪末,香港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发动机,哪怕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受到重创之后。

  有人说,香港经济偏重服务业而制造业较弱,有人说,香港制造业偏重于轻薄短小的轻工业而没有什么重化工业,相反,上海工业门类齐全,基础雄厚。

  好吧,上海重化工业的代表是这些吧:钢铁、石化、汽车、造船……

  钢铁属于原材料工业,其产业链并不是很长,在中国的铁矿石质量较次的情况下,只要有资金实力,在任何一个大海港附近都可以兴建起一个超大的钢铁厂,进口铁矿石,进行冶炼加工。中国的钢铁生产技术和质量,哪怕是最好的宝钢,在国际上也落后了好些年,而国际上最重要的跨国巨头,并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投资设厂,如果允许的话,并不是很难就可以在汕头或惠州兴建一个超大钢铁企业。而国内的钢铁工业布点,除了上海外,都是靠近铁矿石产地的。上海则是中央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产物。

  石化或汽车,我们在国际上也十分落后,以这样落后的产业基础,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有什么可以依恃的呢?我们可以说,以1992年之时上海的那点重化工业基础,说是破铜烂铁也不为过,在国际竞争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说,哪怕那些生产线和厂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这庞大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专才队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吧?诚然这很重要,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流动的啊,要不然,就无法理解中海壳牌为什么要放在惠州了。

  直到今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竞争力的产业,看来看去,还真就是香港和台湾转移到内地的这些轻工制造业及IT制造业,是这些在为中国换取外汇,而不是上海的钢铁或汽车(上海大众或通用都是引进外资的结果)。

  那么,是什么在1992年以来的十年,决定了中央政府主观上确定以上海为中国的龙头城市和经济发动机,而不是香港呢?

  是行政上的那条线!是人们思维上的那条线!1997年之前,那条线是边境线,1997年之后,那条线是边界线,在那条线的两侧,是不同的海关区。虽然香港回归中国了,可是它还是独立的经济体,中国在统计所有的经济数据时,是不会把香港算在内的。朱老板说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把香港那个口袋里的钱当成自己口袋里的钱。

  从行政区划来说这是对的,从关税区来说这是对的,从经济体来说这也是对的。可是,从经济一体化来说,从经济辐射力来说,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说,把香港算出去是不对的。从前者推出后者是人们思维的误区。香港虽然不是中国关税区的一部分,但是它仍可以充当中国经济的龙头城市,而不必重新打造一个。

  然而那条线左右了人们的思维,从中央政府到广东省政府,从知识界到民众。

  即便是要打造上海,也完全可以认定中国有两个发动机而不是一个,也完全可以宣扬说,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双龙头。然而有意无意地,在1992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政府并没有向国际上强调这一点(只强调香港的桥头堡作用而没有强调龙头作用,怕冲淡主题),而是有意无意地为“上海造神”运动推波助澜。

  我们不能否认这十年中央政府是向上海倾斜的。这倾斜体现在,强调上海中国商业中心的角色,强调上海金融中心的角色,强调上海中国航运中心的角色。当没有同时强调香港时,人们就会认为上海是唯一。对于这些“强调”的具体事实,大家随处可见,笔者也就不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在这十年时间里,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介上海,全力塑造了上海——中国未来所寄的形象。这便是这五年“上海造神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根由。

  应该说,这种强调,是一些跨国公司将其地区总部从香港搬往上海的主要诱因,它们被画的饼迷惑了,对上海的美好预期促使它们蜂涌而入上海。

  但是跨国公司还是理性的。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仍然没有在香港的多,如果香港的经济并不会继续溃败下去的话,如果香港的中国经济龙头角色并不会被中央政府进一步淡化的话,可以肯定,香港至少可以确保与上海平分秋色。

  至于实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笔者相信,不论是看好中国内地的庞大市场的全球企业,还是看好中国内地加工厂角色的全球企业,它们都不会只偏爱上海一地,而是会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分别布点,也许先布了东面的点,但早晚会布南面、北面或西面的点。而全球企业往中国大陆集中的步伐才刚刚开始,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步骤迄今为止仍是试探性质的,到现在为止,它们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仍是廖若晨星,这和他们已在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或新加坡进行的投资都无法相比,高潮远未到来。

  当人们截取这刚开始的一段来看时,当然只看到了上海的独占鳌头。因此,只能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序曲成为了国内“上海造神运动”的一个证据而已。

  真正不遗余力地为“上海造神运动”添油加醋的是台湾人。

  我们知道,在1997年之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最闪亮的主角是香港资本,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时间,香港将其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搬到了内地,虽然广东占了六成以上,但其它部分也散布在全国各地。在1992年之后,台湾资本开始慢慢渗入内地,尤其是其最有竞争力的IT产业,在2000年之前,在大陆的投资以广东地区为主,其中东莞最为集中。

  但是台资真正大规模地进入大陆,却是在2000年开始!之后的两三年里,台湾资本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明星,而这次的台资流向却主要是上海和苏州地区,其中以苏州最为集中。

  2000年之前进入广东的IT制造业,主要是台式电脑的整个产业链,而2000年之后的进入上海、苏州的IT制造业,却主要是更高技术含量的笔记本制造业和IC产业,而这些才是台湾IT制造业的精华所在。

  台湾IT制造业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忽然发现了上海?这真是一个千古之谜,对这个谜的剖析有各式各样,但笔者最不相信的是珠三角不比长三角更有前途这一说法,某种程度上也不赞同“在珠三角设厂为外销,在长三角设厂为内销”这种说法。

  可以肯定,台湾人的涌向上海,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大陆“上海造神运动”的影响,2000年以来这三年,正是“上海造神运动”达到高潮的几年,这是大的背景。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影响了台湾人的北进运动的两大主因,一个是文化上的,台湾人的“上海崇拜”情结,一个是经济上的,广东省这几年对走私的严厉打击。其它一些小的因素也有,诸如台湾人的群聚意识啦、新加坡人搞的苏州工业园区太有吸引力啦、长三角的技工优势啦之类的。

  1998-1999年,由于工作的原因,笔者先后几次去东莞调查台资IT产业的发展问题,与好些台湾老板聊天时,他们都谈到令他们人心惶惶的“海关打私运动”。在那几年里,广东沿海地区先后查处了珠海海关、深圳海关、湛江海关的腐败大案及惠州走私案,这极大地震慑了广东沿海的海关机构,迫使他们实行严厉的打击措施。

  了解产业内情的人士都知道,无论是家电产业,还是电脑产业,核心部件的走私进口几乎成为他们赚取利润的一大法宝。打私运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赢利能力。这正是当时台资逃离东莞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关注中国新闻的人们可以发现,这十几年来,全国打私或海关腐败案此起彼伏,可是有一个现象是,在全部的海岸线上,辽宁、山东、福建、广东、广西都出过大案,可是江浙沪却从没有出过。

  是江浙沪的人民从不爱好走私吗?笔者打死也不信,都是物欲横流的中国人民呀。

  笔者相信,此一因素至少影响了台湾笔记本制造业群聚上海、苏州。

  当然,笔者愿意相信,台湾人的“到上海去”更多地是出于文化意义上的“上海崇拜”。

  台湾人是暴发户,暴发户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对于贵族遗老遗少特别仰视而对平民少年特别俯视。上海是贵族文化,而广东是平民文化,因此,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全中国只有一个城市——上海可以令他们仰视,所以他们特别崇拜上海,觉得在上海生活就象土财主进了城一样。这种心态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旧梦对台湾文化留下的烙印,当然,也有上海服务业发达的原因。所以才有20万台湾人移居上海。

  他们要住在上海,又要赚钱,所以把厂设在离上海最近的苏州辖区——昆山市。

  而台湾人又喜欢吵吵囔囔的,声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在进军大上海,所以在华人媒体世界大肆宣扬,帮“上海造神运动”添上最旺的一把柴火。

  “上海造神运动”当然还包括了大肆唱好长三角,包括媒体近两年来对浙江经济近乎炒作式的赞美,共同为上海经济圈塑造形象。笔者承认,浙江的经济质量确实在全国都算得上是最好的之一,但是上海和苏南地区却不见得就有那么完美。

  以苏州为例,笔者近几年曾两次去苏州采访,每次都呆了一周以上,眼睁睁地看着媒体或当局如何把并不那么好的东西吹到了天上去。苏州经济在90年代中期之前可能是国内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国有企业、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呈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就在九十年代中期,苏州地区的国企与全国其它地区的一样日渐式微,而苏南乡镇企业也找不到出路,到1998- 1999年前后时,苏州经济已变成了外资企业“一股独大”的局面。到今日为止,苏州经济可以说完全靠以台资为主的三资企业撑着,本来很健康的经济体,事实上已变得不健康——无论如何,完全靠外资企业支撑经济并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笔者对此十分忧虑,并曾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苏州,另一个东莞?》指出苏州经济事实上已与靠外资支撑的东莞经济同质化。这不是中国的未来。

  现在苏州经济基本上靠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和吴江的开发区在支撑,其中真正对跨国公司有吸引力的就是原由新加坡人开创的苏州工业园区。现在苏州人或中国人把这个园区的成功吹到了天上,可是笔者一直很质疑的是,为什么对同一个园区,中方和新方的结论为何如此不同?

  1999年笔者造访苏州工业园区时,除了与中方的一些负责人交谈外,重点去找了新方的一些负责人以及学术界。事实上,对于这个国家合作项目,新加坡方面,从园区的新方领导人到园区的始作俑者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都为这个项目感到沮丧,认为它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然而中方从地方领导人到中央领导,却都异口同声地说它是巨大的成功。这有政治及外交的需要,然而媒体却把政治及外交的表演当真了,纷纷给予不吝的赞美,结果是,说着说着,这“成功”居然就变成真的了。说到最后,连新加坡人也弄不清楚这个园区到底是“新加坡人的失败案例”还是“新加坡人的伟大成功”了。笔者近几年来基本上是每天必在网上看新加坡《联合早报》,就眼见了这个有趣的变化,最初该报上总是对这个项目的失望或反思之类的东西,到最后新加坡很惊异地看着中方赞美它的成功,惊异之后,可能是心想好人不做白不做吧,也跟着赞美它的伟大成功了。

  上海经济是健康的吗?最近五六年人们在讴歌上海的时候,很少有人去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直到去年全国人民对房地产泡沫的大讨论,才有人去想这个问题:上海经济是健康的吗?我想“红顶之城”那篇文章也许从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上海经济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出了问题:起吊机经济,房地产泡沫,金融业混乱,国企困难以及导致的就业压力,贫富急剧分化(上海普通市民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严重依赖外资拉动,民营产业事实上受到抑制,工商业运营成本迅速抬高造成的城市竞争力下降。从这几个方面看来,上海经济质量确实比深圳好不到哪里去。上海经济这几年的过热很可能是一个大泡沫,而这个大泡沫是由热钱鼓吹起来的,是由媒体炒作出来的一个幻象,而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最高决策层)为了自身利益,不愿戳穿这个泡沫。

  以房地产和金融这两个上海的支柱产业来说,可以说最为表现了上海的经济泡沫化。金融业,为了维持上海“金融中心”的梦想,中央给了上海许多金融创新的特权,这至少包括:深交所停发新股而使上海获得垄断优势,黄金交易所不设在黄金制造业占了全国七成以上的深圳而设在上海,国家的外汇、国债交易中心都放在上海,金融期货,全国好几个城市都争这个东西而中央毫不犹豫地就决定给上海(由于各种原因,指数期货到现在也还没有出来),银行业的几乎所有创新都只允许上海搞,许多创新是由深圳最先提出来的,也只让上海搞,逼不得已的话只好把深圳也算一个。

  可是没有人知道上海金融业混乱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媒体不能报道,所以盖子紧紧地捂着。近十年来,全国各地,尤其是广东地区查办了多个金融大案,广东国投案更是沉重打击了广东经济,然而十年了,上海却基本上未有金融大案传出(327国债事件那是在全国人民眼皮子底下,都睁大眼睛看着呢,不办不行了),这次周正毅案总算揭开了冰山一角,而网上流传的最近朱镕基在上海的“两次痛哭”让人隐约可以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房地产泡沫,到底全国哪个城市最严重?诚然深圳的房地产确实有很过热的迹象,尤其是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房地产思维”,最终可能会害苦深圳经济,但是比起上海的地产泡沫来,深圳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毕竟,深圳人买房子绝大部分是为了自住,有实际的需求在,而上海人买房子却六成以上是为了炒楼或出租!

  笔者想要公允地说,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其经济都在高速增长,但时,也都存在许多问题,各自的问题可能不同,但存在问题这一点上则肯定是相同的。可是为什么在全国人心中,长三角是蓬勃向上的,而珠三角却是郁郁向下的?

  这只能让人觉得,与“上海造神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妖魔化珠三角运动”。

  “妖魔化珠三角运动”主要有几个论调:其一,唱好上海,唱衰香港;其二,认为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而珠三角各自为政;其三,长三角才是中国的未来,珠三角正在丧失竞争力,深圳没有希望。接下来笔者将分别分析这几个方面。

  诚然,香港正面临最近20年从未遇过的困难,从1998年之后,香港就没有好日子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香港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使得香港的两大支柱产业都灰头灰脸的,造就了香港一大批负资产人士,社会积怨为政治运动提供土壤,于是在沙士肆虐后香港人就为二十三条立法搞得满城风雨的,香港回归后真是多灾多难啊。

  这五年的香港与上海真是命运迥异!一个大红大紫,一个沦落潦倒,以至于香港人都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在上海面前自惭形秽。这两年笔者觉得中国的两大龙头城市都有点变态,分别有一个成语概括:上海人“妄自尊大”,香港人“妄自菲薄”。在香港人妄自菲薄的同时,国内媒体也掀起了唱衰香港的热潮,在媒体的影响下,许多人都不假思索地将这句话胡乱喷来喷去:香港不行了!香港是珠三角的龙头城市,唱衰香港,自然的结果就是唱衰珠三角,香港都不行了,珠三角还能好到哪里去?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

  香港到底还行不行了?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之处是作一个判断:香港经济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可以解决的,还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是可以解决的,那自然会雨过天青,如果是不可以解决的,或者是难以解决的,那么香港是会迅速凋谢呢,还是象日本那样不咸不淡地死撑下去?笔者首先要做的一个判断是:香港不可能迅速凋谢!纵观世界上的城市或地区,迅速凋谢的情况有如下几种:其一,战火或重大灾难毁灭了城市;其二,严重资源依赖型的城市在资源枯竭之后衰落。还有一种情形会对城市造成沉重打击,比如在历史性的产业革命发生之后,传统的产业城市会衰落(但是迄今为止,这种衰落也似乎没有以“迅速凋谢”的形式表现过,而自强不息对产业进行升级的例子倒是比比皆是)。笔者要断言的是,香港这三种情形都不符合。

  前两点大家容易理解,第三点,为何也不是呢?因为香港的产业并不是落后的产业:无论是金融业,物流业,还是其它服务业,香港产业仍代表了中国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方向。

  这一问题后边再作详述。

  如果象日本那样,那就是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经济现在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然要中国至少追个十年二十年也追不上。当然香港的产业结构与日本不大相同,可能不必一概而论,但是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香港同样可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经济陷入停滞不前或低增长,但是其能量依然在。

  那么我们再来解决这一个问题:香港会不能解决眼前的困难,象日本那样陷入停滞吗?笔者觉得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最主要的依据其一是:香港经济体相对于日本经济体来说,要精致得多,也就是说,规模小。俗话说,“船小好调头”,日本经济的困难现在已经到了外力难以撬动的地步,自己来撬动,也要经过长时间的治疗才能慢慢康复,而香港不同,再严重的问题,足够大力的撬动就可以扭转过来;其二是,香港恰恰会幸运地得到这种外力,因为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有义务维持香港经济的活力,而中国政府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其三是,即使中国政府不那么下力气救港,但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繁荣,香港自己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也完全可以自救,因为香港是全球最著名的自由港,也是弗里德曼所称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典范”,其市场经济制度的活力不会让香港死掉,而至少从现在看,香港的这一制度基础并未受到大的损坏。

  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了:香港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是会得到解决的。其实中央政府领导人也一再讲过同样的这句话,然而居然大部分人(包括香港人和大陆人)将这句话当作了官话,而不知道这句话是可以经受严密的逻辑推敲的。

  我们看看香港遇到困难到底是什么,从微观上看,其一,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中产階級受到沉重打击,许多人变成了负资产人士;其二是,制造业北移造成香港产业的空心化,而原订的产业升级方案——向高科技产业转型难以较快地完成;还有什么?营商成本过高?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从宏观上看,香港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城市定位问题。

  我们先来讨论微观问题。房地产泡沫破灭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随着经济景气的恢复,伤痕会很快地结成疤。在国内也有几个城市陷入过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痛苦,比如北海、海口和惠州,但是这北海和海口是除了房地产泡沫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它们至今还在痛苦。惠州就不同,除了房地产泡沫,惠州还有以TCL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还有中海壳牌,所以经过几年痛苦的转型,惠州现在已基本上走出了地产泡沫破灭的阴影,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香港呢?香港也不是只有房地产泡沫,香港还有发达的金融体系,还有发达而且庞大的现代物流业,至于它的制造业,是不是真的就空心化了,我们接着就讨论这个问题。

  香港的大约8万多家制造工厂北移到了大陆,其中53000多家在广东的珠三角地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香港产业的空心化问题。笔者要提出两个问题,一,空心化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二,香港的制造业放在珠三角算不算真正的空心化?

  首先,产业空心化之后,要看这个城市如何转型,是变成一个纯消费城市,还是变成一个为腹地提供服务的城市,只要是后者,那么产业空心化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只是经济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而已。而香港的制造业空心化结果其实也就是这个状况,只不过在CEPA出台之前,香港为珠三角提供服务受到了阻隔罢了。

  其次,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制造业北迁到珠三角,严格意义上可能不能说是空心化,因为随着大珠三角都市圈的形成,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已类似于都市核心与郊区的关系。打个比方说,深圳的制造业大都生存在龙岗和宝安两个郊区,那么对于关内的主城区来说,这叫不叫空心化?也叫,但是这对深圳来说有什么损害呢?香港的制造业分布在珠三角的话,如果香港为珠三角提供服务不受阻隔,那么对香港会有什么损害呢?只有象台湾那样,如果台湾把其主要的制造业全部迁来大陆的话,而台湾服务业很难直接为大陆提供服务,那才叫产业的空心化。如果香港将其产业大都扩散到珠三角(最多到广东及闽赣湘桂琼等华南地区),而不是撒胡椒面一样撒到整个中国大陆,那么,香港和珠三角之间就形成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这对香港不但没有损害,相反是长久繁荣的保证。一方面来说,香港这些产业产生的利润,最终会回流到香港来,形成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来说,香港这些产业和服务扩散会促进整个珠三角(最终是华南)的经济繁荣,而这种繁荣下人民的财富最终会通过香港与珠三角的产业分工、通过珠三角人民在自己的龙头城市香港的消费,而促进香港的经济繁荣。

  须知,只在就近地区的居民才会频繁地到香港来消费,而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甚至华东地区的居民到香港来消费的概率就小得多——最多是旅游消费。如果形成香港与珠三角的这种关系,香港对产业空心化又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

  所以,归根到底,香港目前的问题还是一个城市定位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董建华政府之所以失败,就失败在这个方面。

  香港最高层次的定位是亚洲之都,这个定位没有错。问题在于,亚洲之都这个定位要落实在下一个层面上,即,你是哪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东京是国际大都会,是因为东京是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中心,东京牛逼不是因为自己牛逼,而是因为日本经济的重要性;新加坡是国际大都会,是因为新加坡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商业中心,而且新加坡本身也有很强的制造业实力,新加坡牛逼不是因为自己牛逼,而是因为东盟这个全球增长最快之一的经济体牛逼。香港是国际大都会,是因为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末,香港是整个中国大陆唯一的外贸中心,是因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是整个中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

  之后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香港这个定位也要调整。为什么这个定位也要调整呢?归结起来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中国这个经济体太大了,不只是经济规模大,而且国土面积太大,所以一个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是不够的,可能需要两个或者是三个,否则的话一是不经济,二是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香港必须调整自己的定位,主要不是为整个大中华地区服务,主要是为中国大陆的其中一部分服务,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华南地区,顶多加上西南地区;其二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决定强行打造香港之外的另一个经济中心,那就是上海,但在打造上海的时候,策略上不够周到,伤害到了香港的国际形象。最高决策层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打造上海的心情太迫切,二是只有让香港吃点苦头,才能让香港人认识到祖国对香港来说多么重要;其三,亚洲金融危机让北京政府认识到了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如果由它来作为中国的唯一金融中心的话,易受攻击,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

  所以香港要调整的定位。香港学术界对这个很敏感,可是香港特区决策者对这个问题却并不敏感。城市定位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区域定位,一个是产业定位。港府对区域定位根本就不够敏感,也没有这个战略眼光,而对产业定位根本就猪油蒙心,搞错了方向,当然,产业定位搞错方向也是因为区域定位没有到位的问题。

  香港传统的优势行业是什么呢?其一是金融及相关服务业,其二是现代物流业,其三是已经北迁到大陆的制造业。高科技研发和制造根本就不是香港的长项。然而香港被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棍子打晕之后呢,更不幸的是接着就遇到了2000- 2002年的全球IT泡沫,董建华政府竟然以为香港可以依据其融资优势发展起高科技产业,并莫名其妙地将香港定位为亚洲高科技中心。大概香港人是看到了深圳没有人才和研发优势也可以发展起高科技产业的原故吧,殊不知,深圳可以的,香港却不可以,因为深圳与大陆的其它地区毫无阻隔,而香港却不能,除此之外,还因为深圳这二十年代改革开放窗口地位对中国年轻人的吸引力。

  摔了根头之后,香港人应该明白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还是金融及相关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以及还没有迁完的高档消费品的制造业。这是产业定位这一块,摔完就完了,改过来就是,不影响大局。

  区域定位呢?一直还没有调整到位。不知道港府是没闹明白呢,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香港还应是亚洲之都,只不过要落实在中国经济火车头这个角色上;香港还应是中国经济中心(金融、物流、贸易中心),但只不过不是唯一了,是两个或者将来是三个(另外两个一是上海,一是京津联合体)之一,所以香港这个中国经济中心角色还要再落一部,落实到华南经济中心这个角色上,而在近期,则至少要当好珠三角龙头城市这个角色,如果连这个都当不好,如何去做华南的经济中心?

  而现在香港就是当不好这个珠三角的龙头。原因之一是不屑于当或不忙于当。香港人的虚荣心使得他们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段来老老实实地做珠三角的经济龙头,而同时,由于中国大陆加入WTO ,整个中国都充满了机会,这些发财机会吸引得喜欢找快钱的香港人热衷于到全国各地去长袖善舞,尤其是到北京和上海这些地方去找快钱,而不愿脚踏实地地深深耕耘珠三角及华南地区。殊不知,香港人这样除了培养竞争对手外,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因为华北或华东将来不会是香港的主要腹地。所以当笔者一看到香港- 北京的联席会议,或一看到香港人在上海的活跃身姿,就感到好笑。

  原因之二是,哪怕是当珠三角的龙头,也不好当,因为一国两制,香港和大陆是两个关税区,所以法律及政治上的麻烦事比较多,因而阻碍了香港在珠三角发挥作用;也因为香港人没有高度树立港珠一体化的概念,甚至有时还把珠三角当作竞争对手,还把深圳当成自己的敌人;也因为广东省对珠港经济一体化的决心不够,因为广东省还有私心,希望培植广州成为珠三角的龙头,而香港只被看作一个经济发展的借力而已。

  原因之三是,香港人一直没有整明白,哪怕是CEPA之后,哪怕是成立中港自由贸易区,香港也很难单独地领导珠三角,没别的,一国两制,限制还是有的,而香港最好的办法是与深圳一起发挥作用,因为深圳与珠三角是一制,就省了很多麻烦。说白了,珠三角的龙头城市是深港联合体,香港必须把深圳看作是自己的连体城市,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也越来越会是这样。

  这正是深港两地的明白人所说的深港“同城”概念。

  如果香港的领导人也是明白人的话,他就该明白香港的区域定位应该遵循这样的路线图:通过深港一体化来领导珠三角,通过领导珠三角来辐射整个华南地区,通过成为华南的龙头而成为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通过成为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而成为中国与东盟的交合部位,而成为亚洲之都。

  香港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她就会发现深港合璧领导珠三角这个豪华舰队所能激发出来的能量,她就会发现自己的美好未来,而眼下的愁云将渐渐散去。

  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路线图的话,还有什么理由对香港的未来失去信心呢?如果香港人自己不失去信心,哪怕大家都来唱衰香港,又怎样能唱得衰呢?

  如果说“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制高点是唱衰珠三角的龙头城市香港的话,那么此一运动的最主要着力点就是唱衰深圳了,在国内来说,在这几年里,人们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唱衰深圳的依据,因而唱衰深圳几乎成了媒体的一种时尚。

  这几年里,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总能在深圳找到“妖魔化珠三角”的着力点?为什么人们如此看淡深圳,而完全不顾深圳经济其实是中国最健康的一个城市经济体这个事实?

  在歌颂上海的同时,人们是如此习惯成自然地来批评深圳,似乎深圳成了美丽上海的一个陪衬,就象有些漂亮的女孩子上街,总爱拉一个不漂亮的女伴来衬托自己一样。然而深圳有那么丑陋吗?

  深圳前市委书记张高丽和前市长于幼军都曾真心地对媒体宣称,深圳经济结构是国内城市中最好的,然而他们的这些声音被“上海崇拜”的浪潮给淹没了,许多人以为这是地方领导人的地方偏爱症,因而斯言不足为信。可是没有人认真地去想一想,虽然深圳有很多问题,但就现实来说,这句话可能是真的。

  我愿意列出如下的一些论据。

  其一,尽管不再有八十年代每年增长三到四成那样的狂飙突进,但是迄今为止,深圳经济一直保持了不低于13% 的增长率,而且这个增长速度显而易见并不是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拉动的。在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靠财政和国债投资拉动这个大背景下,在上海靠起吊机经济维系繁荣局面的对比下,深圳经济增长的这个质量委实难能可贵。

  连续五年来,由于国内需求不足,而民间投资又被计划经济的残渣掣肘着得不到发挥,中国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最重要举措就是靠财政和国债投资来刺激经济成长,这样的投资规模累计已超过万亿之多(其中仅1998- 2001年四年就增发国债达5100亿之多!),这也是中国经济五年来确保不低于7% 增长率的重要保证,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这样巨量的国家投资有多少投在了深圳?可以肯定的说,不多,或者近于没有。

  上海这十年时间,大兴土木,从1992年到2002年,累计基建投资达3100亿元之多,其中国家投资的资金有多少?准确的数定我们无法获得,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大部分列入国家重点工程的城市基建项目,中央财政基本都有配套资金,据透露的情况,仅仅世博会会址建设,中央财政就要拿出30亿美元之多!人们说上海经济这些年是“起吊机经济”,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深圳呢?了解情况的人们都知道,最近几年来,深圳经济的主要指标一直都高速增长,唯独投资陷入低增长的怪圈,尤其是基建投资规模一直偏小。这是深圳的弱项,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深圳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并非是靠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的!

  其二,虽然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严重的缺陷,但是自1995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很见成效!在1995、1996年“特区特不特”的争论中,深圳感到危机四伏,决心从传统加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短短五六年时间,这一转型已经初见成效,到2002年,深圳高达4000亿的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42% 的比重!这一比例数字是全国最高的。说白了,深圳这几年经济能够维持高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的异军突起是其中最大的拉动力。

  许多人说珠三角产业升级缓慢,但仅就深圳来说,短短五六年就有这样的成绩,哪里能跟“缓慢”两个字沾上边呢?

  其三,在深圳的经济结构中,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这三方面基本上是均衡的局面,这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中是很不多见的。

  深圳的国资体系最近几年出了大量的问题。尽管如此,深圳的国资企业仍在深圳经济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为深圳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深圳民营资本的表现那就更不用说了。举凡全中国所有的城市,有哪个象深圳这样培育出了这样一个优秀民营企业的群体?各个产业在国内领风骚的著名民营企业,相信老亨那里有最全的名单。

  在吸引外资方面,深圳虽然总量上比不上上海,一鸣惊人方面比不上苏州,但也一直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前四位,近几年每年吸引的外资都在数十亿美元。并且除了港资占大头外,其它外资比例相对均衡,台资、日资、欧美资金、东南亚资金,都有大量的投资。

  别的还有许多方面可以大谈特谈,但是仅上面所列举的这三方面,就足以证明,深圳经济的现状来说,其结构及增长质量都可谓是全国最好的之一。笔者要问了,为什么那些人非要把深圳每年不低于13% 的增长率(上海仅为10% 多一点)说成是“深圳慢了”,要把这个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说成是“深圳不行了”,要把这样一个努力调整产业结构、拚命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年轻城市说成是“深圳没前途”呢?

  检点这几年对深圳的质疑或失望或批评,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深圳“后特区时代”不靠优惠政策继续高速发展的疑虑。

  其二,由于中央大力扶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深圳经济发动机之一的深圳金融业遇到极大困难,并且看不到深圳跟上海竞争金融中心地位的希望。

  其三,对深圳地方政府日趋保守退缩的严重不满。

  其四,深圳软硬投资环境有日趋恶化的危险。

  其五,对香港未来失去信心而导致的对深圳未来失去信心。

  其它也许还有多种多样的质疑,但笔者细细想来,主要也就是这些大的方面吧。前四个方面都牵涉到一个“失落感”的问题,原来很好,现在不那么好了,让人失望,第五个方面则是被株连的,罪不在深圳。下边笔者就这五个方面一一论述。

  首先,笔者希望那些对深圳靠优惠政策发家十分反感的人理性和平静地看待深圳的优惠政策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中,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掌握了最主要的经济资源,举凡全国大多数城市,倘若中央不给政策,谁能发展起来?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一个政策不断改革、中央集权不断放松的过程,整个中国这20年的经济发展,也不过是一个政策和制度变迁驱动的经济增长。深圳作为其中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靠政策发家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就拿最不靠政策发家的温州来说,难道不也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政策放宽的好处?如果中央不容忍它的民营经济发展,有十个温州也早给掐死了!

  同样的靠中央政府开小灶,深圳与北京、上海又有所不同。中央政府给深圳开的小灶是:给你政策,而不是直接投资。许多人说,中央各大部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的资金投向了深圳!这跟全国资源支援上海有什么不同?我说,是的,有很大不同!中央各大部委、全国各省投向深圳的资金,是逐利而来的,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也得到了利润回报,中央政府没有强制他们非来不可,也没有强制他们只往里扔钱而不能得到回报,基本没有无偿划拨!然而上海在计划经济年代对全国各省是一种剥削行为,压低煤炭、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第一产业产品的价格,来确保上海工业进行积累,同这种剪刀差掠夺去的财富相比,上海向中央上缴而后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中西部资源省区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开发浦东后,中央财政砸向上海的钱数以百亿计,这些钱是以中央财政无偿送给上海地方的,虽说获得的是国有资产的积累回报,但积累也是在上海的盘子里。北京也是这样,由于首都的缘故,从建国后到现在,中央财政输送给北京市的钱每年至少数十亿,这还不包括各大部委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钱不求回报地花在了北京的基本建设上,还不包括为了亚运会而强迫全国人民捐献的钱!这样的雨露,深圳沾到了多少?

  还有人说,财政投入,与税收优惠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这话没错,但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税收优惠的前提是,你得先培育出这么多税源,然后才能享受到低税率的好处。话又说回来,连这点好处都不给,你靠什么搞特区啊?靠什么平白无故地中国就多了一个第二大工业城市?靠什么现在中央财政每年从深圳得到两三百亿的国税回报?

  接下来,我们得看到,所谓的特区优惠政策普惠化,并不是从1995- 1996年胡鞍钢挑起“特区特不特”大争论时才开始的,事实上,从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区的热潮,大部分地方的变相优惠政策,就已让深圳的特区政策相形见绌,而深圳的大部分优势产业,其实却是从90年代才开始建立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在1993- 1996年不担心深圳的发展前途问题,反而要到2001- 2003年才开始担心起来呢?只不过是这几年人们经营城市的意识增强之后,从那些所谓的区域经济学家或奢谈区域经济的媒体那里得到的片面印象罢了。事实上,深圳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在解决特区不特之后的发展问题了,现在仍在探索之中,但是相信深圳人会找到一条美好出路的。还有一点奇怪的是,同样是区域经济学者的结论,在2001- 2003年国内数个机构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深圳的竞争力都在全国三甲之列,中国社科院的的排行榜上,更把深圳的潜在竞争力排到了第一位,为什么人们还是那样地担心深圳的发展前途问题呢?为什么人们非要担心呢?

  也许我们得从前列的第二、三、四个问题中找原因了。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深圳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业的输血起了很大作用。

  深圳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发展起了一个由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组成的相对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在它的最好状态时期,甚至有直追上海之势,并且对上海这个全国近十几年来一直扶持的金融中心构成了威胁。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大部分机构的发展壮大并非得益于优惠政策或中央的照顾,而是主要得益于深圳相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全国最好的银行招商银行,全国最好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全国资产质量最好的信托公司之一深国投、一直在全国很具影响力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后被迫由国泰证券兼并)、南方证券,无不是大胆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打拚的结果。深交所是在广州不愿做的情况下深圳做起来的,而且在与上交所的竞争中,深交所的创新举措远较上交所为多,其自由竞争力比上交所高,也是业内公认的事实。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在1997年之前,在IPO 市场的竞争中,深交所大获全胜,大部分公司都愿意到深交所上市,而不是上交所,局面严重地失去了平衡,上交所只好求助于中央决策层,证监会强行出台规定管制竞争,要求公司IPO 采取“上交所上一家,然后深交所上一家”的轮流措辞,才算保住了两个市场的均衡。

  但是1999年之后,中央金融政策的两次大调整沉重打击了深圳的金融业。一次是人民银行大区行体制的建立,一次是深交所停发新股而创业板难产夭折。

  大区行体制意在消除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出于地方利益目的的控制,用意很好,不过到2003年为止的实效看,大区行体制事实上是失败了。然而这个体制在1999年的确立,却在珠三角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一是人行深圳分行失去了原体制下的特殊地位,沦为广州大区分行辖下的一个中心支行,而上海却是全国最重要的大区分行,深圳分行的创新权力被有效地扼杀,由于中央要大力扶持上海建成为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交给上海来做,深圳金融业活力的源泉——创新——就干涸了。在深圳与上海的竞争中,深圳与上海竞争的可能性被大大地降低了。其二是,华南大区分行出于行政序列的考量设在广州而不是设在深圳,起到了在广州和深圳之间均分金融资源的效果,加大了珠三角内耗的可能性和整合的难度。

  2001年深交所停发新股的前提是深圳要开创业板,目的是形成“上交所为主板、深圳为创业板”的格局,然而不负责任的中央政府在创业板迟迟不开的同时,却不准许深圳重发新股——假如上交所与深交所的命运调个个儿,笔者相信中央政府绝对不会这样一托再托不能解决的。这对深圳的负现影响媒体已有较多叙述,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个观点笔者需要强调一下,有人说,深交所被停发新股固然是中央“计划经济”思维抑制竞争培养垄断的受害者,但是当初深交所得以发展起来,却同样是这一思维的受益者啊,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天津、武汉、北京、重庆等等纷纷搞出自己的证券交易市场,中央强令关闭了其它几家,只保留了上海和深圳两家,不能说你受害时你就叫屈、受益时就不吭声吧。

  笔者要强调的是,深圳绝对不是害怕市场竞争的城市,如果让深圳在全国六七个交易所竞争和在两个交易所竞争之间选择的话,深圳绝对不会害怕选择六七个交易所竞争的!事实上,中国本应该选择群雄并起、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路径的,可惜的是中国政府没有选择这样的路线。如果走了那条路,笔者绝对相信,深圳同样可以在那场乱战中胜出的!

  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五年中,因应中国加入WTO 的变局,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在“鼓励竞争”和“加强中央主导”两种思维中摇摆和争论,但是在操作中占上风的似乎是“加强政府干预”的一派,至少在区域竞争这一块是这样,至少在牵涉到上海时是这样。但是笔者要提出的问题是: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笔者相信,这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全部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中,中庸和平衡是永恒的,而作为中国已确定的市场经济走向的原则,鼓励竞争是必然的趋势。这两者决定了,“上海造神运动”不会长期化,同时也决定了,深圳金融业遇到的这些困难是暂时的。

  但是即使深交所恢复发行新股,或者是创业板以一种变形的方式开出,深圳就可以恢复和上海竞争中国金融中心的雄心呢?答案是,不可能,也没必要。

  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耽误了这几年,深圳的竞争力已经严重受损,要恢复元气就得一段时间,而这几年时间上海已占据了有利的制高点,取得了主动权,一旦确立领先优势,要想逆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没必要的原因是,在珠三角已有一个金融中心香港的前提下,深圳没有必要以独立的身份再搞一个全国金融中心,最终深圳的金融业将和香港进行整合,形成合理的分工,二者共同成为中国的两大或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此外,即便不谈到与香港的分工,深圳也没必要再纠缠于和上海的名份之争,因为和北京、上海的酷爱名分不同的是,深圳和广州都是那种喜爱捞取实利的城市。

  事实上,自2001年之后,深圳市政府已调整了自己对金融产业的定位,一是定位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而不是全国性金融中心,二是定位为产业金融中心,而不是上海或香港那种综合性的金融中心。所谓产业金融中心,强调了金融为产业服务的功能而不是投机牟利的功能。应该说,这个定位是务实的而且是恰当的,并且是相当程度上可以实现的。深圳争取使深交所成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平台的努力,很有可能得到中央的许可,深交所这一定位正是产业金融优先目标的体现,并且也为将来香港与深圳金融业合理分工打下了基础。

  从分析可以看出,深圳金融业的困难并没有大到整个行业要玩完的局面,然而国人的思维却总要走极端,要么大牛,要么完蛋,深圳不能象上海那样大牛,那么深圳就会玩完。于是在近两年来,对深圳金融业的悲观情绪弥漫在全国,并成为人们唱衰深圳的一个主要依据。

  2002年底2003年初,两个传言更加重了人们对深圳金融业前景的看淡,这就是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要将总部搬迁到上海的说法。

  笔者刚好跟这两家机构都有密切的联系,洞悉这两个说法的来龙去脉,所以一直对这两个传言不以为然,然而传言经过媒体的传播,尤其是在网络上的传播(这中间“我为伊狂”那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起到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社会上造成了对深圳极大的负面影响,却是笔者始料未及的。

  这两个传言的背景,分别是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分别在上海拿到了一块地,决定在浦东建设自己的办公大楼,同时招商银行将新成立的信用卡业务的大本营放在了上海。联想到平安保险的寿险管理本部、投资管理中心这两个重要部门的前敌指挥部事实上是放在了上海,联想到同时期国内许多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向上海集中的趋势,媒体们于是就发出了“打问号的断言”。虽然两家机构的发言人都掷地有声地否认了这个可能性,但是联想到整个中国的政府和市场体系都没有说真话的习惯,人们便只愿意相信两家机构只是为了深圳市政府的面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平安保险的寿险前敌指挥部放在上海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事实上,平安分管寿险的副总裁徐建军的办公室一直是在平安上海分公司;保险资金的运用主要集中在购买国债、部分投资于证券市场打新股这两块,而中国的国债交易中心在上海,深交所停发新股,公司IPO 只能在上交所进行,那么平安的投管中心设在上海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作为中国主要的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金融客户市场,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一直是除深圳管理部之外最重要的分行,招商银行对上海重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对上海重视就一定要把总部搬过去吗?只要总部设在深圳并没有影响到这两家机构在全国的发展,那么两家就完全没有必要搬迁总部——对一个大机构来说,“迁都”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不说整个指挥系统要重新设置,单是这些总部数百上千的管理人员,其中许多人的家和社会关系就在这个城市,全都迁居异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总部设在深圳影响到它们的发展了吗?从过去的事实看,不但没有阻碍,反而是它们成功的一大要素,从将来的发展看,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已经使得总部设在哪里并不是特别重要,雀巢的总部仍在一个小镇上,戴尔的中国总部设在中国的厦门,宝洁的中国总部设在广州,都没有影响它们在市场上的纵横驰骋。更何况,深圳的软硬环境比上海并差不到哪里去!

  比较接近真实的背景是什么呢?事实上,这是两个企业借势牟利的纵横手段而已。

  平安利用了上海地方政府热切盼望金融机构往上海集中的心理,在向上海市政府要地的报告上模模糊糊地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于是平安顺利地拿到了两块地而不是一块地,据说平安卖掉了其中的一块,所得的钱就足以在另一块地上建起一幢摩天大楼。招商银行一见这招有效果,于是如法炮制,并且时间仅仅和平安间隔了一个月。相信上海市政府也会满足它的要求的,毕竟如前文所说过的,招商银行是全国最好的本土商业银行,平安保险是全国最好的本土保险公司,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大上海,居然培养不出这样两家机构,面子上很过不去,培养不出来,那就想法挖过来吧,如果这两家机构的总部不在上海,也很让中国金融中心觉得缺了点啥似地。

  与此同时,两家机构也借机将了深圳市政府一军,表达它们对深圳地方政府越来越无能、保守的不满。那么如何把这种纵横手段的效用发挥到极致呢?媒体。而中国的媒体却正好是“上海造神运动”和“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急先锋,那可真是一拍即合。事实上,两家机构圆满地达到了它们的两个目标。案例可谓经典。

  对这两个传言,我不批评招行和平安,而是要称赞它们,但对媒体却不以为然。老实说,深圳所有的优势企业都如法炮制那就更好,让深圳市政府切实地感受到巨大压力,才有可能逼使它进行改革以自保。但是媒体缺乏实证精神、不加分析地胡乱炒作,却正是当前媒体浮夸作风的生动体现,作为业内人士的笔者实在是感到悲哀。

  深圳的金融业真的无药可救了吗?笔者绝不敢苛同,事实上,正如因特虎的一位网友所说,事情在2003年的下半年正在出现转机,其一是深交所恢复发股的传言,其二是在中国银监会设置的序列里,深圳银监局获得和广州银监局平等的地位,同为正厅级。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情正在回到平衡。至于深圳金融业和香港整合的前景,笔者将会在珠三角整合的那一部分详细论述。

  笔者在前面所说的“深圳所有的优势企业都如法炮制才好”,其实正是笔者对深圳地方政府日趋保守和低效率的痛惜之言。事实上,这正是大部分深圳人和关心深圳的人士对深圳感到失望和担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深圳人自豪于自己的城市是年轻的有活力的城市,是改革的急先锋和创新之城,然而近五六年以来,深圳的地方政府却正在急剧丧失这些优良品格。人们用“深圳的内地化”来概括这一现象,可谓是准确之极。

  笔者与许多老深圳讨论此一问题时,许多人都以极其激动的心情回忆起梁湘时代和李灏时代。不少人哀叹说,那正是深圳的黄金时代,那正是两位伟大的市长。

  许多人将深圳政府机关办事效率的低下、政府干部精神状态的保守萎靡归因于这一代干部创业之后的守成心态,笔者不敢苛同。诚然表象是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贪图享受、自甘堕落”,“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好大喜功、浮夸成风,说的多、做的少”,“回避矛盾,漠视百姓疾苦”,“既得利益者拚命保住自己的利益”,但根子是什么呢?根子是深圳不敢大胆地进行政府改革,根子是深圳多了急功近利寻求晋升通道的平庸政客,少了为中国改革探寻出路、为深圳杀出一条血路的政治家。

  老实说,深圳的公务员队伍相比较于全国来说,仍是素质相对较高的,开放意识相对较强的,但是深圳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已跟不上深圳发展的需要,而频繁调换的深圳地方首脑正在使深圳坐失历史机遇。

  这种状态无法纠正了吗?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深圳只能听天由命,撞大运看看自己能不能盼来一位务实的、锐意进取的、有战略眼光和勇气胆识的领导人。新来的市长李鸿忠据说是一位务实的、锐意进取的官员,但他同时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和勇气胆识的领导人吗?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能不能大力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真正为深圳打造一个符合WTO 要求的地方政府,同时大力推进与香港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深圳在未来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中谋得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我们对深圳的抱怨客观上起到了为唱衰深圳添油加醋的效果,同时也起到了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改进的作用,但是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平衡呢?我自己的选择是:不多说。这也正是自《深圳,你是来到还是离去》之后,关于深圳的是非笔者不再过多评论的原因所在。

  众口烁金。保罗。克鲁格曼《预期消褪的年代》一书中说,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景气,那么大家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就真的景气起来了,如果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那么就都减少消费和投资,那么经济衰退就真的来了。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发展最为关键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这种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就渐渐消磨,最后这个城市就真的没有前途了。对深圳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信心。激发人们信心的一般会是重大的利好,而从最近的种种迹象来看,深圳的重大利好正在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因特虎特供信息里边所提到的:国务院的调研小组来调查深圳的发展问题。如果情况属实,就证明了笔者一直以来的一个论断:对于这个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第四重要的经济中心,任何一位最高决策者都不会长期坐视它的发展瓶颈不理的。

  同样的命题也适用于香港。笔者一直的一个论调就是,大部分看淡深圳的人,更主要是因为看淡香港,因为对香港没有信心了,所以对深圳的信心也高不到哪里去。深圳和香港这样一个连体城市,命运实在是福祸与共,毕竟深圳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诞生,全是因为香港那座城市的缘故。虽然深圳经过这十多年的建设,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物流体系,有了自己特色、不大依赖香港而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在国内甚至有了放单飞的资格,但是香港的兴衰,毕竟还是要严重地影响到深圳的兴衰啊。

  事实上,笔者前边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香港,对于这个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20年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物流和贸易中心,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同样不能长期坐视它的发展瓶颈不理的。

  对于珠三角(笔者本文里的珠三角都是大珠三角概念,即广东省划定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范畴加上香港和澳门)来说,香港是它的龙头城市,深圳是它最耀眼的明星城市,所以当怀疑香港和深圳的情绪漫延开来时,怀疑珠三角前景的气氛也就形成了。

  正是在近两年,进行珠三角和长三角比较研究成为了一门显学,而许多研究的结论竟然大都断定珠三角正在失掉(和长三角竞争的)竞争力。大家根据一些现象就匆忙得出了结论,却没有去认真推敲逻辑关系的各个环节。其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

  看淡珠三角的理由,除了对香港和深圳前途的看淡外,还常有如下具普遍性的几个原因:其一,区域协调的关键是确立城市布局的格局,说白了就是确立一个城市的龙头地位。可是谁是珠三角的龙头城市还存在着争论。如果说香港是的话,那么由于存在着“一国两制”的因素,香港无法简便有力地和珠三角进行沟通,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其二,由于龙头城市不能确定,权力秩序不能确定,珠三角的区域协调存在严重困难,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化,与相互紧密协作、各有分工的长三角相比,就缺乏团队作战的优势;其三,由于缺少区域协调,加上一些关键资源的缺乏,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步伐放慢,产业竞争优势下降。

  这些说法成立吗?猛一看似乎是成立的,但是许多环节都经不起推敲。此外,有些问题珠三角存在,但长三角同样存在,并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长三角的问题就比珠三角轻一些,这样的话,如何能推论出珠三角不如长三角的说法?下边笔者将详解一番。

  第一个问题,关于龙头之争,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但并非不能解决。

  首先,国内民间在渲染珠三角龙头之争的复杂性时,往往说香港、广州、深圳三个城市都互不服气,想当龙头。我想这是误解了深圳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定位,事实上,在广东,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何止广州、深圳两家!珠海、佛山、东莞都被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实这定位不过是为了促进各地的城市化水平而已,并非是要强调某个城市的领导地位。深圳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定位,其着力点更多地是放在全国的重要性及影响力这一块,而不是领导地位,否则前深圳市长于幼军也不会老是强调“经济中心城市不一定只有一个,一个地区可以有多个”这个论调了。

  也就是说,深圳并不是珠三角龙头的其中一个竞争者,真正想跟香港争当老大的,其实不过是广州一个城市而已。弄清了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这对确定谁是珠三角龙头十分重要。如果深圳并不去跟香港广州争龙头,而是强调和香港的城市一体化的话,那么广州原来仅有的一些潜在老大资格就会弱化很多,香港的龙头地位就会更为巩固了。

  其次,广州之所以以为自己可以充当珠三角的龙头城市,是因为它总是囿于小珠三角的理念,而非大珠三角思维,同时还有香港权杖不方便及于珠三角之故。

  广州总是强调,它是珠三角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交通中心……事实上,这些强调都是些眼界限于小珠三角的陈词滥调。政治中心系指它的广东省省会的地位,这一点对谁是经济龙头影响不大,老是强调没有意义,假如深圳直辖的话,立即就可击碎它的这一呓语。

  商业中心,是指一个城市的工商业发达程度,还是营商环境的便利程度,还是指商业零售业的发达程度?工商业发达程度,广州显然无法跟香港相比,营商环境更不要说了。商业零售业?除开香港不说,广州商业零售业的地位这几年连深圳都不如了!以2002年为例,全省零售业十强中,深圳占了六个,而且第一、第二、第三都是深圳的零售商!深圳的大型连锁超市在广州和珠三角大肆开店,而广州原来所恃的两三家大型国营零售企业日渐式微……

  教育中心,这一块由于历史原因,确实广东省的高校大都集中在广州,其中小学的教育水平也比较高。但是把香港也算进来的话,广州还是不是珠三角的教育中心,也许就要另当别论了。

  文化中心,是指文化设施的多少,还是指粤文化大本营这一概念?广州人一般强调的是后者。这里边也值得推敲,不错广州确实是粤文化的大本营,换一个词“粤文化的老巢”也可以,但是是老巢就肯定是中心吗?而且,香港却是粤文化和西洋文明接轨的结晶!它代表了一种方向。香港文化对粤文化甚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二十年来大家有目共睹,不必多言。

  交通中心,广州以前是,但是以后不一定就是。而且广州人这几年老是偷换概念,把“交通中心”偷换成“物流中心”的概念。以前是,是指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公路、铁路、航运的枢纽。其实算上香港的话,广州早就不再是华南的空运、水运枢纽了,铁路这一块,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公路这一块,广州人利用了省会优势,在这几年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中,将自己置于中心和枢纽位置,而香港和深圳又忽视了和珠三角高速公路网的联结,让广州占了先机。

  迄今为止,香港与珠三角的陆路交通仍是瓶颈,和西岸的交通由于珠港澳大桥不能上马而断链,东岸的交通,在深港口岸过境的通畅性上问题多多,行动迟缓——深港西部通道的低速进展就是明证,而深圳和东莞、惠州、粤东地区的联结也由于深圳城郊结合部的瓶颈而打了折扣。这是香港和深圳地方政府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

  其实广州珠三角龙头城市的定位只是广州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还是中央政府,都很清楚香港才是珠三角的经济龙头,是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广州、深圳都是第二层级的中心城市。只要香港与珠三角的沟通便利性问题得到解决,珠三角龙头城市之争也就不复存在。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厉无畏说珠三角整合最大难题是,香港不象上海那样便利地发挥作用,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笔者将会在后边的珠三角整合路径部分中论证此事。

  第二个问题,珠三角的区域协调,笔者一向对所谓长三角协调得好而珠三角协调得不好这一说法不以为然。区域之间协调的最大障碍就是行政力,因为份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所以就有了各个城市的地方利益,达不成妥协,就会各自为政。而纵看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严重的地方利益优先思想,省与省之间、同一个省的市与市之间、同一个市的区与区、区与县之间、同一个区县的镇与镇之间、同一个镇的村与村之间,矛盾普遍存在。其中一个规律是,越是行政级别往上,因为级别更高、权力更大、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强,也就更难以协调。因此,珠三角仅仅是一个省内的不同城市,都如此地难以协调了,我不相信长三角的三个省市之间就能那样的琴瑟和谐。

  之所以在媒体上大家看到的表象,好象是长三角之间主动协调分工合作,原因可能有三:一,中央特别抬高上海的地位,要求江浙主动配合,有中央的干预,事情好办得多,而且由于中央给上海的好处多多、油水多多,主动讨好上海可以分沾些油水;二,三省市之间的龌龊由于较少报道,矛盾被掩盖了;三,长三角各个城市之间,许多城市的经济发展不没有到可以和上海一争短长的地步,或者其产业升级还没有到和上海产生激烈矛盾的地步,所以还没有到爆发点。

  三个原因里边,笔者相信第二点的分量很重。轰轰烈烈的“上海造神运动”掩盖了长三角之间的矛盾。尽管这样,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不协调音符还是屡屡显露出来:比如上海舍弃宁波北仑港而非要另建洋山港的问题,比如苏州、昆山和上海在IC产业引进台资时的杀得眼红,比如上海在郊县建小特区引起的江浙两省的不满,比如央行上海大区分行与南京大区分行之间的分割与矛盾。其实长三角的不协调绝对不比珠三角少。

  即便是大家常说的珠三角的不协调例子里边,也有一些值得推敲。产业结构的同构化,笔者在前文里已说过了,不一定就是坏事情,这里就不多说。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方面,恐怕就有些小九九。

  港口方面,确实有些问题。香港与深圳的港口之间有竞争的因素,珠海高栏港有点闲置,东莞虎门港建得有点多余,南沙港如果限定在为广州市自己服务的话还没问题,如果想成为珠三角的枢纽港,那就会引发世界大战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只有南沙港和虎门港建得有点理由不充分,其它大都还是有理由的。深圳港不应看作是香港港口的竞争对手,而应看作是港深港口群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想只有李嘉诚先生是个明白人。珠海高栏港有点超前,但是长远来说,珠三角的西部地区需要这样一个大中型的港口,来作为香港- 深圳主枢纽港的补充。惠州港的定位已越来越朝向石油等散杂货码头的方向发展。南沙港若欲成为珠三角的主枢纽港,它就会发现自己将面临香港- 深圳的强有力竞争,而它的目标基本不可能实现。至于虎门港,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小补充,只要香港- 深圳与珠三角之间的陆运环境改善了,虎门港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市场会调节珠三角港口群之间的各自定位。

  机场方面,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五大机场,现在看来,只有珠海机场是闲置的。深圳机场建设的时候,招致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有了香港和广州机场,深圳没有必要建。有没有必要建市场说了算,事实上,由于深圳商务活动的高度发达和旅游业的发展,仅仅深圳一个城市的客流量就足可满足深圳机场的客源,事实上深圳机场的客源绝大部分是来源于深圳本地市场,东莞、惠州、珠海只有小部分旅客选择深圳机场,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深圳机场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成为全国第四大航空港。在深圳机场迅速成长的同时,香港和广州却先后斥巨资建设自己的新机场以满足客流需要,就表明深圳机场并没有影响到香港和广州机场的高速发展。至于珠海机场,珠海市本身已为它的决策失误承担了痛苦的后果,在此就不再多说,即便如此,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与其说珠海机场是重复建设,不如说澳门机场是重复建设,因为澳门机场比珠海机场稍后立项,而且珠海方面提出了和澳门合建机场的建议,但被葡澳方面拒绝。

  事实上,长三角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复建设,其嫌疑应比珠三角大得多,港口方面,除上海港外,宁波北仑港也定位为区域枢纽大港,而长江下游从南京到南通,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建自己的港口。机场方面,长三角地区仅上海就有两个国际机场,加上杭州和南京两个国际机场,宁波、无锡、常州等也分别有自己的机场,机场数量并不比珠三角少。

  因此,以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来证明珠三角的协调性不如长三角的论调可以休矣。

  第三个问题,产业结构的不够合理和产业升级的遇到瓶颈。这种论调也似是而非。

  整个珠三角“轻重重轻”的格局已经或即将得到很大改善。由于投资40多亿美元的中海壳牌大项目上马,珠三角石化工业的份量明显加重,这将极大地改善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汽车产业,广州本田的上升、丰田汽车和神龙汽车在广州的布局,使得广州汽车产业在全国市场的地位大大提高。广钢和广船等机械制造业在全国的份量偏轻,但也有提升的可能性。广州和惠州将成为珠三角的重化工业基地。

  珠三角东部地区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的IT产业优势已很明显,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家电等诸多轻工制造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也已确立。这样的产业结构尽管仍不够完善,但已日趋合理。

  产业升级方面,我不知道长三角到底表现出了怎样的优势,因为这个问题在全国来说都是个大问题。仅仅是说台资提升了长三角的笔记本电脑制造业和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含量吗?

  珠三角同样也在做,只不过没有长三角那样优势突出而已。

  而且,传统的制造业就没有竞争力了吗?至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估计那仍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要利器。

  说来说去,珠三角协调性不足的问题,其实主要说是一个龙头之争的问题没有解决。然而这居然成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重要着力点,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我要承认的是,我用“上海造神运动”和“妖魔化珠三角运动”两个词可能真是夸张了一些,似乎我要指证谁人或某一种势力在暗中推动了这两个运动的形成,其目的是为了打击珠三角以成全长三角的霸业似地。更接近事实的境况可能是:人们并没有主动地、有组织地崇拜上海及长三角,同时抹黑香港、深圳和珠三角,但是两三年来,人们的许多论调促成了这样一种情绪在全国的蔓延。客观上,上海及长三角相对珠三角的优势被夸大了,而香港、深圳及珠三角的前景被唱衰了。

  我觉得,几种情绪杂交起来导致了这种结果。一是珠三角官民间的焦虑情绪,尤其是深圳和香港人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二是上海人的骄傲心态;三是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的“上海崇拜”严重误导了大众的印象。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香港经济迟迟不能重回景气,香港市民的焦虑和惶恐是显而易见的。受到香港信心不足的影响,以及中央政治生态对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压抑,深圳人的心态也变得焦虑和不安,而政府不能迅速出台措施让人民重拾信心,导致了不满和失望情绪在民间弥漫。而同时,由于上海和苏州的大红大紫,长三角人尤其是上海人的自信心爆棚,使得人们产生了珠三角竞争力衰退的臆想。

  是的,信心!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字上。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的,信心导致了景气,而景气会增加信心;如果失去了信心,也有可能导致景气丧失。现在珠三角比长三角所缺的,其实就是信心而已。珠三角人民们自己的信心不足会导致别的人们包括投资者对珠三角的信心不足,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起了渲染和交叉感染的作用。

  作者身为媒体中人,深知其中的玄妙之处,也清醒地知道在中国媒体中间“上海崇拜”情结是何等地深重,并如何地影响了媒体作出的判断和比较。

  媒体的从业者大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且大部分人可以归入小资一族。上海这样的城市对小资一族天生具有诱惑力,于是上海成为了小资一族的圣地。这样的感受影响到了他们对城市和区域之间竞争力的判断。媒体中的小知们,尤其是中国财经媒体中的从业者,大都不具有深厚的经济研究功底,却偏爱对中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城市品头论足,掌握了媒体话语权的他们轻率地下结论,并影响了作为现在城市主流群体的年轻白领阶层。

  作者所供职的媒体是一家在全国较具影响的主流财经报纸,这两年来对经济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在这家媒体的内容选择和倾向性上,“上海造神运动”和“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痕迹十分明显。他们最为热衷的报道就是珠三角的跨国公司或知名企业将总部迁往上海的新闻,并且对香港、深圳、广州的利好消息不屑一顾。编辑们拚命指示记者寻找企业北迁的证据,完全不顾这有先入为主的嫌疑。以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迁都上海的报道为例,编辑部不顾笔者对内情的了解和经过严密论证之后的否定结论,执意要一再刊登这样的新闻,并认为这样的新闻极有卖点。相反,对宁波杉杉集团迁都上海发展失利之后又把总部迁回宁波的新闻,编辑们却丝毫不感兴趣。

  而珠三角及深圳人自己的反思却被媒体大炒特炒,仿佛进一步证实了“珠三角不行了”、“深圳不行了”之类的判断。我从不反对深圳人彻底反思自己,但我们的反思客观上帮助了“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流行,这样的流行进一步打击了我们自己的信心,尽管我们现在最缺的其实仅仅是信心。

  笔者是否对此感到绝望呢?那倒也绝对不是。事实上,能够毫不留情地反思自己,能够时时刻刻具有危机感,这正好说明了我们的竞争优势。日本人时时有危机感,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色列从来没有安全感,然而以色列成为一个经济和科技上的发达国家,并且以一个小小的国家,可以打败周边数个极具尚武精神的穆斯林国家,让他们不得安生。香港和深圳有危机感,珠三角有危机感,这绝对是好事情。如果太骄傲自满,那反而会有祸患。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珠三角一体化的前哨战

  如果说整个珠三角的整合应该优先建设穗港走廊的话,那么穗港走廊的整合毫无疑问应该优先进行深港一体化的操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选择。

  参加谈判的角色越多元化,越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香港与珠三角的整合,最容易的突破口就是深港合作。只要香港确立了与珠三角融合的出路,那么深港一体化的操作就会变得简便许多。

  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香港和深圳最终会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城市!无它,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太密切,而且可谓是天然盟友。香港只要确立了融入珠三角,就不应把深圳视作一个竞争对手。

  如果深港同城化,即便珠三角区域联席会议吵不出任何结果,香港和深圳的联盟也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穗港走廊的极化和珠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两个连体城市双剑合璧,威力无比:各自的弱点得到克服,各自的优势得到加强。深圳的弱势在于它不可能独立地在全球发挥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独立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上海可以这样的前提下,深圳在国内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而香港的弱势在于,由于一国两制的束缚,它不能独立而又方便地在珠三角发挥作用,充当领导角色,因而面临广州对领导权的争夺。如果深港一体化,这两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种一体化并不是在行政上将二者合并为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并不是将深圳从中国大陆的管辖权里分割出去,扩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辖范围。一国两制仍旧屹立不倒。进行的只是经济的一体化和生活的同城化。

  以下一些重要问题或决定将对深港一体化的进程有重大影响。

  其一是深港过境的最大便利化,其中一招即可达到此一效果,那就是,深圳居民凭身份证(含蓝印户口概念的居住证)可直接进入香港。

  深圳现有常住人口约150万人,由于深圳正在加速人口常住化,有可能在五到八年的时间,这一数字可达到300万人。如果深圳市给相当部分的暂住者以蓝印户口概念的居住证,再加上原就已有的为企业提供的赴港便利,那么约有4- 500万的深圳人可以很方便地来往香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但香港人到深圳就象罗湖的人到蛇口一样方便,同时深圳人到香港就象从蛇口到罗湖福田一样方便。

  这将给香港带来什么好处?至少是,深圳市民成为香港消费场所的主力军。除了消费外,更重要的是商务上的方便。大量的深圳人将在香港开展频繁的国际商务活动,这对香港的酒店业和会展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利好。

  深港的零售业将会在人流的选择下自动地进行分工,香港将会以高档消费为主,而深圳以中低档消费为主。深圳人会蜂涌而入赖在香港不走吗?显然香港过高估计了香港的吸引力而低估了深圳的吸引力。大部分人由于香港的高房价,而对住在香港没有多少兴趣,而深圳优美的城市环境使得深圳人对住在深圳相当满足。

  深圳身份证将会在全国变得极其吃香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表明香港在中国大陆还是极有吸引力的嘛,而不是人们现在唱衰香港的那样。即便如此,只要加强对深圳户口管理加强监督,并不会出现大量的腐败行为。

  深圳居民凭身份证直接入港,基本上便促成了深港生活的同城化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的分工,其中重点是两地在证券业的分工。

  因为银行和保险业不是大问题。香港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固然将会在深圳开设密集的分支机构,深圳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同样会在深圳人频繁活动的香港开设分支机构。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使得两地的金融业都变得高度发达,而这对两地的投资环境都是极大的助益。

  但是两地的证券市场如何共存?这是一个最考验两地智慧的问题。因为如果两地融合的结果是深圳没有了证券市场,对深港共同体在珠三角发挥作用十分有害。可是现实是两个证券市场互相存在竞争关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两个证券市场差异化定位。深圳主攻创业板,香港主攻主板。

  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表态支持这样的分工,这将会在中央考虑深交所与上交扬分工时权衡的一个重要砝码。如果香港玉成了此事,两利不说,首先就向深圳表达了一体化的诚意。

  第三大问题是:香港新界与深圳接壤地区的开发。这既包括新界上水、粉岭、沙头角、元朗等地的一切,也包括所谓“河套地区”的共同开发问题。这是深港同城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深港同城化必将极大促进新界北区的开发。除了市场直接作用外,香港政府也可适当地鼓励。

  河套地区的利用,将会是深港一体化的象征性动作。对此地区,两地及学术界提出过许多方案,包括所谓的“中药谷”计划,包括深圳所提出的建立一个“高科技园区”的计划,包括老亨兄提出的建立“教育特区”的方案。其实这块地由于不是很大,无论搞什么都不是很关键的一个区域,重要的是两地必须搞点什么,以表现两地精诚合作的意愿。因为如果两地精诚合作的话,中药谷或高科技园区摆在哪里都可以搞,都可以搞成功,在已有了CEPA和将来中国加入WTO 缓冲期的终结之后,某块地的特殊价值就显得很小了。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支持老亨兄提出的“教育特区”的方案,既然搞什么都无所谓,那么就搞教育最好,因为两地所缺的都是人才。

  无论如何深港边界地区一定要开发,这才会在直观上促进深港同城化的实现。

  第四,为了促成深港一体化,深圳必须在初期进行大的让步,让香港人尝到甜头,以鼓励其进一步同城化的意愿。可以采取的步骤包括:鼓励香港公司进入深圳的市政等垄断行业的经营运作,比如公交、自来水、能源等方面;在香港机场并购深圳机场方面作出让步,可以允许香港机管局控股深圳机场,但前提是不将机场公司注册地迁出深圳;比如在会展业方面减少对香港的冲击,并配合香港需要,支持其会展业发展等等等等。

  其中当务之急是机场购并案,由于深圳不肯放弃控股权,久谈不决,已使深港机场与白云机场的竞争中失去了最佳时机。如果再耽误两年,白云机场在华南地区航空枢纽地位便日渐牢固,那时香港和深圳都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而如果深港两地尽快达成合作,进行合理分工——深港机场建立高效的接驳手段,在此基础上,深圳机场主攻国内航线,香港机场主攻国际航线,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那么港深机场便可与白云有得一争。

  第五是深圳必须加快打通香港往来珠三角的交通瓶颈,让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客货往来更为高效。一个中心城市要想发挥作用,打通这个城市所有的出口路十分关键,广州这几年大搞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高速公路网,其意其实正在于此。广州最快速度地建成了环城高速,又在大力建设珠三角一环高速,其意就在于让珠三角的客货流进出广州更方便。而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出口路却处处有卡,除了两地关卡外,运输不畅也是卡。

  深圳不必再反对上马珠港澳大桥,而应支持这一打通香港到珠三角西岸出口路的举动。何况深圳的反对已不可能阻止此大桥的建设。深圳更应该做好的是消除深港之间运输瓶颈的问题。罗湖关的改造,罗湖、皇岗口岸地下快速通道的衔接,西部通道的建设都是得力措施,此外应加快皇岗路货柜车过境通道、沙头角货柜车过境通道的改造工作,使得深港之间畅通无阻。

  当然还有更多的可以合作的地方,问题的关键是两地树立起同城化的坚定决心。只要深港两地坚决推进一体化,香港就可以通过深圳的传递作用加强对珠三角的渗透和影响,确立深港联合体在珠三角和华南的领导地位。

  在这样的基础上,深港一体化当然是珠三角一体化的突破口。

  紧密的华南经济圈

  长远来看,闽赣湘桂琼五省都是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腹地,但现在这种联系还不是那么紧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梯度发展的原因,除了福建省的闽南地区外,五省经济现在还不是很发达。在香港和深圳等珠江口港口群的集装箱生成量中,湖南、江西等地的比重还十分低。但是在珠三角再高速增长10年之后,更进一步的增长就有赖于这些相邻省份的发展了。因此,珠三角必需及早进行将之纳入到更紧密的华南经济圈的思想准备和规划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交通规划和建设。

  也就是说,珠三角现在就得着手打通广东与相邻省份的出口路,从汕头到厦门的高速公路,从梅州到龙岩的高速公路,从河源到赣州的高速公路,从韶关到湖南的高速公路、从广州到柳州、桂林的高速公路、从珠海经台山通往广西玉林、南宁的高速公路,都应纳入计划中来。

  与此同时,香港和深圳的港口经营集团,应该有计划地收购福建、广西两地的中小港口,最好控股厦门港,使北海、防城港、钦州港、汕头港等成为香港、深圳枢纽港的喂给港,避免福建、江西两省向上海靠拢,确保华南经济圈的形成。

  如果我们能顺利推进深港的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珠三角的一体化,珠三角就可以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两大经济发动机之一。在此基础上,通过辐射华南五省和西南四省,珠三角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紧密的华南经济圈,处于中国和东盟接触的前沿。而至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出于全球战略需要,中国会日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朱老板推动的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就是这一战略的明确体现。中国与东盟之间加强经济联系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加强了香港在华南—东盟经济圈中的中心地位,这更有利于香港亚洲之都定位的实现。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路线图向前走,还有什么理由怀疑珠三角的竞争力呢?

  作者:金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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