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苏州模式”改版升级

  以往提起“苏州模式”,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它那极具特色的招商引资手段,苏州历届政府打造的这种“苏州经验”目前也正在被各地竞相效仿。但是,近一段时期以来,历来有“厚外薄私”之嫌的“苏州模式”正在经历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平衡外企与民企的天平,摆脱“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模式”,创立“内外并重、富民优先”的“新苏州模式”。

  “苏州模式”遭争议

  “苏州模式”的前身是“苏南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即指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非农化的方式和路径。刚开始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以集体经济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社区政府(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模式雏形在整个1980年代最为典型,但在1990年前后,这种集体性质的企业严重束缚了苏南民间的自主创业活力,于是一向勤勉的苏州政府眼光开始向外,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而当时正好是浦东开放的最佳时机,因此借助浦东这股强大的东风,外向型经济就成了苏州市的一根救命的缆绳。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外向化、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相继赋予“苏南模式”以新的内涵,因此到了1990年代中期,这种被称为“改制”的产权改革就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正式从企业撤出来,传统“苏南模式”彻底终结。苏州市由此抓住了国际产业资本加速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的机遇,积极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区域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苏州模式”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苏州对外资的吸引力在2004年前后达到巅峰。据统计,仅2004年上半年,苏州注册外资已接近87亿美元,远远超过第二名上海(61亿美元)的引资额度。苏州所属的5个县级市也个个身手不凡,在中国百强县中,占据了前十强的四席。到目前为止,苏州引进外资居全国第一,GDP 增速位列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之首,GDP 总量跃居全国第四,其中工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

  近几年尤其是2004年,随着苏州经济发展一路高歌,“苏州模式”似乎达到了中国发展样板的制高点。但这些掩盖不了这种模式的致命伤,“苏州模式”实际上是叫好不叫座,GDP 上去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去了,老百姓的口袋仍是鼓不起来,利润的大头被外企拿走,本地人拿的只是一点打工钱。在长三角的十几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 总量超过浙江省的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统计专家指出,与相邻浙沪比较,苏州的城市居民收入靠后。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质疑:“苏州人均GDP 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 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 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苏州人均收入滞后于GDP 增长,“与苏州的产业结构有关,主要是城镇化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消费不够、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就会产生GDP ‘只长骨头不长肉’的现象。”黄奇帆认为,“苏州的产业结构75%是工业,第三产业仅占20%。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第三产业比重高,百姓收入一定高。工业增长带来的GDP 增加值仅30%是职工收入,60%是税收、折旧和利润,因此尽管工业增加值巨大,但老百姓的收入不一定高。”

  政府力推富民運动

  “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说法显然不能让苏州人痛快地接受,苏州市委宣传部认为这种说法仅是某些人的观点,“苏州每年上交国家的,四大银行获取的利润,海关直接拿走的税收几项加起来达1000亿,哪个城市有这个‘肉’?”话是这么讲,但苏州模式的悄然变化确是事实。在2004年江苏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省委书记李源潮正式提出“富民优先”的口号,江苏省富民運动从此开始。相应地,苏州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就是“富民”,实行“内外并重、富民优先”的发展新思路,政府部门还具体提出了“率先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个率先目标。

  而作为具体的实施措施,江苏高层从浙江考察归来,很快得出了结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富民的捷径。于是2004年初,苏州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苏州市委、市政府为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宣布“到2006年底全市民营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比2003年翻番”的目标。之后,苏州工业园区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38条”,从税收、政策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加以支持。除此之外,苏州还特地制订了5项措施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在“有形之手”的强力支持下,苏州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开始得到发展。据苏州市统计局提供的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经济类型分类统计的数据,私营个体投资376. 8亿元,增长38. 2% ,私营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市19% 的速度,苏州私营经济开始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与此同时,苏州的第三产业增长了27. 8% ,远远高出了工业方面14% 的增长率。由此可见,苏州经济在经历了乡镇集体经济和开放型经济后,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能否再次抓住民营经济发展这第三次机遇。而目前,这种“民营经济时代”已初露端倪。

  “新苏州模式”正在弥补外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产业短板”。如今的苏州正在解决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改变苏州服务业滞后于制造业的局面,并且正在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两条“短腿”与“外向经济”一起发展的“三足鼎立”格局。其实这也映射出了江苏省对于地方执政能力和目标的转换。从“九五”期间的“强省富民”,到后来的“富民强省”,再到现今的“富民优先”,这是地方政府执政目标的变迁。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以往考察地方政府政绩主要还是经济挂帅,“GDP 崇拜”盛行。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央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简单来说,就是“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

  “有形之手”可以伸多远

  借助“苏州模式”的前后演变,江苏在经济发展中得以两次领全国风气之先。在外资已经如此强大的背景下,把“富民优先”摆在首位、强调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苏州市还面临着一些难题。

  首先,苏州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引资版图上脱颖而出,其成功的秘诀在于政府的强力主导作用。在苏州的台商和外商,大多形成了“有事找市长”的习惯,甚至芝麻般大的小事也要找政府解决。现在让政府尽量放手,对于干惯了活的当地官员也许很难适应。在民企的微观经营上,如果政府插手,懂行的政府对民企来讲可能是福,但如果碰到一个不大懂行的官员来插一杠,很可能就是民企的祸。可见苏州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由强势政府的“有形之手”向适度政府和市场导向的“无形之手”方面转换很有必要,这也是苏州富民運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其次,尽管政府加大了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但是民营经济在实际的发展中,依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影响和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现象、问题仍然存在,损害民营企业正当利益的事情仍时有发生,民营企业遇到问题投诉无门,或者投诉没有结果,有的甚至还会遭到被投诉者的刁难和报复。除此之外,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在同等条件下,政府的扶植政策依然有利于外资企业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客观上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步伐,也影响了整个富民进程,因而就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发展经济的整个过程中,“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同样重要,关键是要掌握平衡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内外并重、国强民富”协调发展的样板,是苏州市面临的一个难题。

原载: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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