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义和团的悲剧

  一百年前的此时,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抚”“剿”之间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階級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许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殺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殺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受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总之,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闻氏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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