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俄罗斯的国企改革与中俄经济学家比较

  郎咸平对中国式MBO的批评,对2004年的中国经济学界,犹如一阵旋风: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学者几乎都卷入了郎咸平挑起的争论,并且泾渭分明。媒体因此用了“各种力量,在郎咸平挑起的争论中汇聚”这样标题。后来,广大网民也纷纷加入这场争论并以极端的语言支持郎咸平批判主流学界;但另一方,对郎咸平提出问题的讨论已经变成了声讨和批判,某些主流济学家在回击郎咸平时,甚至用了“流氓教授”、“妓女心态”、“特务”等字眼……

  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这场论战的深刻意义很可能要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

  希望这段时间不会太久,更希望中国社会不会因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忽视而在日后的改革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如波兰由于在1989年剧变前后,掌控着国企管理大权的厂长经理趁政治权力转移的时机搞过“权贵私有化”,当1993年4月颁布并实施“大众私有化法”时,不得不用相当的时间和成本来纠正和追讨在“无法无天私有化”时所流失的国有资产。

  在这里,笔者只能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及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与我们很相似的国有企业改制历程。

  俄国人起步比我们早,私有化程度也比我们彻底。他们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教训,对于有过相同历史进程,有着相同改革要求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该视而不见!

  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从1991年将成千上万个小商店卖给个人开始的。但真正意义的私有化则是1992年12月,以拍卖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饼干公司为起端,才掀开了俄罗斯经济核心——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篇章。

  选一个名叫“布尔什维克”的国企实行首次拍卖,的确很具有改社會主義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意义!

  从1992年底仅有18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到1995年底,有105111家小商店、12118000套住宅(俄罗斯的住宅私有化是无偿的)、17937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完成私有化;而“到了1996年,俄罗斯的大中型企业——几乎创造俄罗斯90% 的工业产出——中已经有3/ 4以上被私有化,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51)

  而在转制前,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96% 。

  从1992年到1996年,俄罗斯的私有化用了4年时间;再从1996到2004年,在彻底私有化的基础上崛起的新俄罗斯又度过了8个年头,12年的时间,俄国人经历过了巨大的希望、得到过令他们欢喜若狂的政治自由,也经受过经济上的阵痛和几乎死了一次的“休克”,那么,差点儿被置于死地的俄罗斯,有没有死而后生呢?

  作为一个在俄罗斯转型期间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作为对非国有化有过长时间关注和研究的中国学者,笔者忍不住离开本书的主题,来谈谈俄罗斯的私有化到底给俄国人带来了什么?

  转型初期,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曾经对俄罗斯转型设定了一个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非国有化),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雅克·胡普尼:《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四期)

  到2004年,俄国人度过了12年漫长的改革岁月,已经大大超过了达伦多夫预定的时间。

  这12年,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建成,从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转型也基本完成;这12年,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不太富裕、但也绝非贫穷的俄国人分化成两级——让西方的财富阶层为之惊叹的转型受益者、俄罗斯新贵;以及连中国人都用怜悯的眼光注视着的俄罗斯平民百姓。

  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8- 1999年,有关《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俄国人的贫富阶层比例如下:

  贫困阶层——约占人口的33% 左右,其收入不及最低生活标准。主要包括一些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部分农民、退休人员及物业人员及多子女家庭等;

  穷人阶层——占总人口的40% ,一般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包括一般的专业工人、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

  中等阶层——约占25% 左右,一般能够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包括个体从业者、企业家、管理干部科技或文艺界知识分子;

  富有阶层——约占1% —2% ,其中阶层约占0. 2% 左右。他们主要由新旧当权者、“新俄罗斯人”、某些国企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及黑手党头领等构成。(《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P11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的数据:“在新俄罗斯,发迹的几乎只是那些极少数的超级富翁。最富有的10% 的人口掌握着全国一半的财富,最穷的40% 占有的财富不足五分之一。3000万~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怜的30美元。俄罗斯的新资本家贵族们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及其迅速地发了财,但并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

  一位俄国学者说,“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财富,是最穷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80倍。国家已经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批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由改革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两个俄罗斯,一穷一富。”(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2003年10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在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十年之后,俄罗斯和俄国人(当然要除去那百分之十的财富精英)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善;恰恰相反,还是引用多博列尼科夫院士2003年的报告,“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千辛万苦得来的工业化结果现在已经基本上化为乌有了……俄罗斯联邦的外债达到天文数字,1700亿美元。所以有人形象地说,每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带有1000美元的债务。”(同上)

  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因此写道:“俄罗斯人在共产党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用本人在莫斯科听到的老百姓的话则是:“我们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安全。”

  所以,如果有人说私有化让俄罗斯受益匪浅,那必须问一问,他说的是哪一个俄罗斯?是指占有人口10% 的富人俄罗斯,还是占人口90% 的平民俄罗斯?如果是前者——俄罗斯的财富新贵,那么此话不假。在福布斯公布的2003年全球富豪榜上,就有17名俄罗斯财富新贵榜上有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仅仅35岁。

  另据《富比士》( Forbes) 杂志2004年5月份的调查,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私有化仅仅12年,就给莫斯科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尽管纽约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尽管美国富人经历了几代人的财富聚敛,但曼哈顿还是将地球上拥最多亿万富翁的城市称号让给了莫斯科。据《富比士》的统计,截至2004年,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以美元计)是33位,而纽约的亿万富翁只有31位。

  这些俄罗斯财富精英的巨大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正好与我们现在争论的MBO有关);或许,下面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后,通过重组、通过MBO,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国有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国有企业的的实际价值超过了2000亿美元;

  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的价格仅为400万美元;

  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备价值约1亿美元,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见《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P224)

  俄罗斯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几乎是,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最终就被谁占有了,从而出现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

  中俄两国学者的比较——捍卫人民利益还是站在大众对立面?

  在谈到俄罗斯的国企老总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肆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的事实时,必须强调一点,俄国国企管理层侵占国有资产之所以成功,政府和学者无疑负有责任——政府对私有化法规的制定后滞、执行力度不够;部分学者们却因为认为俄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依赖于新兴的资产階級的诞生,而对这种财富的非法积累采取了容忍甚至欢迎的态度。但是,整个私有化过程中,俄国政府毕竟没有一边倒,政府的许多私有化法规常常能考虑到大众的利益;而在学者方面,也很少听到经济学界的学者同企业家合谋掠夺国有资产、参与分赃的报道。

  恰恰相反,俄国政府和俄国的许多学者在企业家实施巧取豪夺时,都有过许多法律上和学术上的努力——制止这种公开的掠过:

  1992年,俄罗斯政府出台私有化法,8月,俄罗斯总统叶里钦在电视演说中向俄罗斯人民首次宣布这一法案时,公开地表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的目标是实现广泛的所有权,是要为俄国创造“一百万个财产所有者而不是若干百万富翁。”(《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32)

  在实施私有化的过程中,政府曾经拿出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允许40% 的股份出售给职工,剩下的60% 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今后出售。在40% 中,工人免费得25% ……工人们可以按账面价值的七折再购买10% 的股份,经理们以正常价格可购买5% 。另外,养老金计划也可购买一些股份。

  方案二、允许51% 的股份出售给职工,剩下的49% 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今后出售。工人不得不支付账面价值的1. 7倍。另外,养老金计划也可购买一些股份。

  (《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41)

  在学者方面,相当多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场私有化运动,关注着、警惕着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会不会被在国企里占有强势地位的管理层侵占和剥夺?

  在转制初期,在俄罗斯学界,曾经就私有化问题展开过公开的、广泛的讨论:

  “私有化企业的主要所有者是企业职工,还是仅仅是企业经理?”;

  “谁将拥有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企业?”;

  相当一部分学者们的立场也十分鲜明:“私有化被认为是在全民中分配财产的方式”(见《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8)

  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O·T·博戈莫洛夫1992年在接受《明镜》杂志采访。在问及俄罗斯的私有化的对象时,这位学者态度明朗地站在了大众的立场上。

  问题是由《明镜》杂志的记者提出来的——

  记者问:您想把国家的经济作为礼物送给人民吗?

  博戈莫洛夫: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要求人民做出牺牲。应该马上把地产:他的住宅、土地、在工厂和自然资源中属于他的份额,交到他的手中。这一切应该是无偿的、或者只采用象征性的价格。否则,暴动、叛乱、起义、抢劫等将是不可避免的。

  (O·T·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的过渡年代》P116)

  俄罗斯经济学家是站在大众的立场、站在俄罗斯的长远利益而关注和研究私有化的。他们认为,为了社会的稳定,非国有化必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

  可在我们这儿,那些“站在大众对立面”的教授、学者也在强调发展,强调社会的稳定,但他们的结论却是那样的不同。在我们的知识精英眼里,别说让人民大众也分得一份需要民营化的国有资产,就是让大众参与讨论、参与分家的过程都肯定会工厂大乱、国家大乱、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经济秩序!

  或许有人会反问,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的努力,为什么没能阻止俄罗斯私有化最终成为权贵的盛宴?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追问的问题,也是对中国的转型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如此之大,决不是我们这个小章节所能回答。我们所能回答的只是,俄罗斯并不成功的非国有化结局,除了新政府继承了一个沉重的“帝国遗产”外,尚有许多现实教训。比如——

  政府私有化立法不够及时、细致,使得有法可依的私有化落后于厂长经理的“自发的私有化”、“无法无天的私有化”;

  政府没有拿出优质的国有资产,让无偿得到“私有化凭证”的公众购买,结果大众因为无法在产权市场购到优质资产,而只买下了一些垃圾股。据对已经买到了国有资产股票股民的调查,整个1994年,得到分红的股民只有4% ;

  政府在对全民实施无偿私有化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对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作出积极应对,至使原来价值不菲的“私有化”证券,在通货膨胀中变得一钱不值。

  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是用社会资产总量除以全体人民(包括婴儿在内)算出来的: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这一比例甚至高出了“大众私有化”相对成功的波兰、捷克)但到了1994年,却贬值为:1张私有化证券═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见《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P222)

  因此,如果要给俄罗斯的转型失败下个简单的结论,那么可以这么说:即使新政府主观上有过为人民的设想和努力,但历史的重负和局限,使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点,在总统叶里钦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作为新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叶里钦在稳定转型初期的俄国社会方面功不可没,他用铁血证明自己是一个魄力非凡的政治家。笔者亲历了1993年10月叶里钦与国会的那场争斗,并几次去到那座被叶里钦让坦克和士兵所包围的白宫前(俄罗斯国会驻地),目睹了被叶里钦下令炮击过的白宫——最高几层已经一片漆黑,使通体白色的国会变成了黑白分明的建筑;而那些反对叶里钦的议员和议长鲁茨科伊就在底层。

  这场争斗的结局是议长被捕,叶里钦牢牢地控制了俄国政局。

  然而遗憾的是,叶利钦的领袖魄力只在革命而非治国,只在政治而非经济。他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是与人斗、与各个权力集团斗。这几乎是现代俄国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剧目。但对于俄国社会的经济转型,叶里钦却显得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力不从心。

  目睹了叶里钦的经济改革对俄国社会的影响,笔者十多年前曾经这样评价叶里钦时代的俄国——

  土地的私有化和工厂社会化进程十分缓慢,而权力向资本的过渡却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公共资产流失到那些些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委托的管理人、即政治官僚手中;

  前政权的政治官员利用民主和市场的口号迅速成为俄罗斯的新贵;

  克格勃操纵、或直接转变为黑社会;

  第三产业还由国家雇用的官商操作著……

  俄罗斯仍然是懒散的、不负责任的低效率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旧的法律秩序已经破坏,新的民主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来,无法无天、背信弃义的行为在政界、商界、法律界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蔚然成风,其腐败和无法无天的程度完全可以和那些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国家——如拉美和中国——相比。(拙作:《在民主与铁血之间走钢丝的叶里钦》香港《信报》1993年12月3日)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还对叶里钦的历史局限作了简单的分析:

  叶里钦毕竟是从旧的政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块土壤是专门培育政客权术、以及密室政治所必须的一切——阴谋、阳谋、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地自食其言和同样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推卸责任;从这里培育出来的人无一例外的具有高超的控制权力和搞政治斗争的能力,也无一例外的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起码知识。(同上)

  叶里钦的背信弃义、自食其言一直持续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1998年,当致命的金融危机冲击着转型后的俄罗斯时,俄罗斯央行已经将银行利率提高到了150% ,可叶里钦还是在1998年的8月14日,向公众保证,卢布决不贬值;然而,三天以后,叶里钦便由他新任命的商人出身的总理基里延科出面宣布:“卢布贬值,停止支付国债,延迟偿还企业拖欠的外国债务。”

  当然,在今天看来,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完全推卸到叶里钦身上,未必公允;尤其是相比之下,叶里钦在制定私有化法时,毕竟与部分政治精英、部分俄罗斯学者一起做过许多努力;他们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能站在全民、而不仅仅是富人的立场上(哪怕是一种姿态!),对私有化有过冷静的思考、有过对不公平的担忧和告诫、有过警惕权贵掠夺国民资产的呼吁和宣传;还有,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不仅在产权转移时能站在民众一边,尽政府的职责、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即使到了今天,俄国学者和俄国政府也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追查。

  在谈论俄国人并不成功的国有企业转制时,还有一个应该引起中国人警示的现象值得一说:俄罗斯的国企改制,即使有了政府和学者的呼吁、努力,希望帮助大众从国有资产中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但大众最终也没能斗过厂长经理,国有资产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被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企官员所攫取;那么,在我们这儿,上有倾向于富人的政策,下有为富人服务的学者为企业家呐喊、出谋划策,中国的改制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呢?!

  难怪在谈及已被瓜分和将要被瓜分的国有资产时,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无奈和绝望。

  我们说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的努力并没有制止住俄罗斯的私有化最终走向“权贵私有化”结局,决不是要说政府和学者们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没有意义的。当一个民族处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重大的、重新组合时,政府和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因为在这种时候,正义和公正对历史的促进,将比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只要权力和知识分子能为大众的利益尽自己的本分,那么,历史的希望就不会被“公正危机”所吞噬。即使历史暂时没能取得胜利,但至少问题会暴露出来、会埋存在民众心中而留下以后解决的希望。2004年,普京政府对俄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逮捕,难道不是与这一系列的关注、呼吁、努力有关吗?

  所以,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公司的清算,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逮捕,与其说是新利益集团之间争斗的开端,不如说是那场国有资产争夺战的继续!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告诉中国人,波兰和捷克相对成功的“大众私有化”证明,不让国企官员利用自己在企业的强势地位侵占国有资产,不仅应该,而且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过去总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愿在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上(贪污盗窃的私有化也好,堂而皇之的MBO式的私有化也好),俄罗斯的今天不会再次成为中国的明天!

  作者:赵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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