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军训制度的批判

  据9月6日新华社报道,新学期刚开学,哈尔滨市一所重点中学举办了为期6天的新生军事训练。在近1200名新生中,竟然有近百名家长为孩子递上了病假条或是病例诊断,试图让孩子不参加军训。据校方认为,“除了极个别学生属于身体原因外,大部分是主观上不想参加军训。一方面是家长担心孩子吃苦受累,一方面是学生自身的娇气严重,不想‘遭那份罪’”。

  现实的情景既然如此,不光是学生,而且家长们有相当多地不愿意接受这种接受军训对于人的躯体和思想“操练”,我们为此该认真思索军训的意义及价值趋向,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

  人本身应是目的,伟大的康德如斯说。为此目的,其余行为的一切均是手段意义,受制于人这个最高的目的因。问题出在于,人的立法,既是个体自主的,又是社群类聚的,即双重的性质,不同的视角侧重便得出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为此就有不同的“手段与目的”价值趋向的框架构造。人应是以个体为优先,抑或以群体为本位?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语焉不详。

  黑格尔论道:“人的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行为”。在人的主体性活动中,一切有意识的行为所展开着的,都有着持续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链。目的表示行为者在选择行为预计要实现的目标和结果,手段是行为者为了实现其行为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途径,这两者相互联系而是辩证的统一体。而“手段——目的”又是个复杂的多层次递加体系。当前目的具有相对性,它自身又可以成为是行为途径中的更高一级目的的手段。反之亦然。在众多的一联串手段性程序之中,构成了目的性意图。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好的行为其自身就成为目的”。这里十分重要的是,要弄清行为者的内在欲求,同外在整体的最高目的、以及同他在当前行动的直接目的之间关系。不管理智的自省到何种程度,行为者的内在欲求必定是存在的。它是现存在,即行为者作为有机体感性生命情欲的应有状态,受时空限定的实际存在,驱使着尚未具有真正反思的本能行为,它是现存在的基本行为。当这种本能不仅仅意识到目的,而且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序列,能在本能和满足之间有计划地处理两者关系时,本能行为就产生目的行为。因而人的感性生命的情欲是目的性行为的真正原初策动力。

  当人类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人类早期生存于社团共同体之中所赖以联系着的大一统合群合作纽带,如今已呈松散,社团成员之间的竞争已成为生活的中心法则,因此个性自由充分地张扬显示起来,作为与共同体的大一统利益相联系的“宏大目的”已经如虚幻得如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那样遭到普遍的降价。于是在现代性的伦理学定位中,人这个概念,已不复是作为“一般”的“类”的存在,而是作为个别的、特殊的而存在着,而且存在于特殊的境遇之中,“境遇有各自独特的目的”(杜威语)。这里的人的行为“经常是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既然如此,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着眼点,就如黑格尔所论:“单纯志向的桂冠就等于从不发绿的枯叶”,不唯行为所预计的结果,因它只是冰山浮起的小部块,而着重于体现于手段意义的行为——就如冰山水面下的实在大部,合力顶托起浮起的小部——预计的结果,即目的,因而手段正是体现在当下的实存。漠视了手段的意义,其所指向的长远目的就大为虚幻可疑。所以,现代伦理学中,道德行为选择倾向于,重视手段的价值,远比目的来得有意义。

  由此思路,我们来探讨军训的意义,须注意到军训的操作行为所处的文化观念背景。在本土,向来流行的道德观是理性主义人性论,它全然只管要求人们节制私欲,亲密相处,抱团成群,却并未洞明人的生命的真实深渊和人类罪恶的渊薮。翻开古今中国书籍,概念中的“人”尽是“仁”,或“仁”的变相,如“集体”、“组织”等“类”形式而已,实际即为宗法等级秩序关系中之“人伦”,与现代性意义的独立的个人有着天壤之别。在现实生活中,国人普遍嗜好谈论“做人”,然而鲁迅先生却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向来没有获得过做“人”的资格——就因为这两种关于“人”的观点在各自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别决定了“手段—目的”的形式,是以决然相反的价值趋向呈现。

  我们来洞彻一番军训的真实目的体现在历史演化中的状况。八九民運学潮平息后,中华大地上的各类学校盛行起军训的制度来。凡新生入校或入学于各类高级中学和全日制高校的,都得首先屈服于大兵的教化,被投入于所谓“魔鬼训练”之炼狱中,有点如同古时候犯人初入大牢,须先吃杀威棒那般。而军训的量度尚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在为“自由化”呼唤得最为起劲的北大和复旦这两个人文主义思潮策源地,似乎是罪孽深重的渊薮,新生受训则是绝对的重点。军训制度演变至今,不仅仅为教育系统所热衷,而且还蔓延到其他行业,有不少国人经营企业的行政管理中训练起员工,也乐意搬用这套法术。军事化训育演化出次一级的变种——半强制性的集体大合唱,也在最近十几年里流行起来。这不由使人回想起文革时期,全民军事化的极左情景。那时候学校、机关、企业、农场流行搞部队编制,什么团体都编组成“营连排班”之类的,“军宣队”、“军代表”之类趾高气扬,满天跋扈,凌驾于平头百姓之上,投机于行伍可以成为未来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重要资质,因而青年军人总为姑娘们倾慕追捧的对象,军人装束是男女老少都赶时髦的打扮。从中可见,中国式训育的军事化热潮,总是与特定政治形势下针对可塑群体进行牧民统治这个策略的至高意图的目的挂上钩的。

  我们评判军训的意义,首先得弄清楚军队的实质性质。军队其实是个必要的邪恶。说是“邪恶”,盖因其为杀掉人的或预备着杀人的暴力组织;说是“必要的”,乃因军队是政治的工具。克劳塞维茨论道:“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队付诸战争行为往往为政治解决途径的最后方案,凡是政治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最终只得交付军队用“铁与血”来较量。然其邪恶秉性,由军队屠殺人来较量政治的途径总是下策。中国古代的孙武早就悟道了,《孙子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由战争所达成的最终目的不应是战而去多杀人,如果能够不战(杀)而取胜,才是用兵的上策,这种上策方是文明政治的“善”的手段。

  且看如今,军训的组织者总是有理由认为:“学生搞军训可以增加国防知识”,言下之意是,学生的国防知识增加了,国家的武力也提升了。然而历史的数据显示,人类发动战争的频度是与人类文明的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亦即社会发展愈先进、文明程度愈高,人性的“善”就愈丰满,用“铁与血”来较量“邪恶”的几率愈小,军队占国民总人口的比重也愈小,反之亦然。当今世界文明潮流的主题已经是“和平与发展”,单从增强军力考虑,倘若广泛地动员所有的学生去穷兵黩武地学习“邪恶”知识、发展“邪恶”力量去备战备荒,去战争、去准备杀人,则越来越成为下下劣策。况且,对于一个人口第一大国来说,从来就不缺乏兵员,因而,国人热衷于搞军训则违背了世界文明的主流。对于学生素质教育来说,理应多学习政治法律伦理知识,提高文明修养,培养公民道德,从而“不战而屈人”,使之培养成为“善之善者”的上策,而不应是相反。

  当然,中国学生军训的内容所突出的重点,是在操作性手段上,极大地是通过“整队”这种形体操练来整肃思想的意义,绝非是所鼓吹的什么军事知识教育和军事技能训练的目的。就如文革时期大搞全民军事化那样,那时候职业军人的专业军事知识技能却十分低下无能,更不必谈论普通民众的军事无知了,乃差不多的道理——这里倒反映出了中国式言语及“做人”的那种国粹:“言不尽意”,或曰“醉翁之意不在于酒”,纸面的文字、口头的表白都是尽量远离最终目的的,自己内心所欲的动机是万不可告示于人的,只是在手段性的操作上可意会其显露出真情的低级可耻的目的。

  军训要义之真实外显,真如各类学校的组织部门声称的:“对于学生来说,是强健体魄、磨炼意志,是吃从来没吃过的苦,做从来没做成的事”。“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由此可见,在外显示的低一级的目的,其中之一,在于“磨炼意志”上,“意志”是个统称词汇,它可以有多种内涵价值的积极意义,如:不屈不挠、顽强、自信心、独抱孤怀、智慧上的坚韧、毅力等等。但在此特定语境中,“意志”要求绝非是作为个人素质培育的统称定位,而是须落实于“组织性纪律性”价值趋向这个高一级的目的上。因为,要说起体能锻炼、磨炼躯体运动的意志、增强吃苦耐劳的身体素质之类的话,那么众所周知,所有的全日制学校都有着体育课程的安排。学生体魄的强健、躯体运动意志的坚强与否,完全可以由体育课程的安排来解决,何必多此军训一举?纯粹从身体锻炼上说来,一个专门针对身体的各项素质指标进行科学规范教育的体育课程活动,与保持“高度统一性”、以“听话”为目的的集体躯体以及思想操练相比,其效果必定是大相径庭的。因而,增设而附加了“外行”的军训项目,势必排挤、扰乱、压制了学校自身所设置安排的专业化体育课的正常教程,使两者成互为重叠而累赘。

  内含于具体操作手段情景之中的真实意图,无他,其实就是“革命化”的目的论。若说:凡是吃苦耐劳的事情均可以增强体质,那么以往的极左年代里,在对于知识劳动者的不断思想改造,驱使他们去学工、学农、去基层各条物质财富生产第一线上从事体力活儿,去插队落户,去“五七干校”锻炼,对于身体体质也该是大好处的,至少并没有怎么累着他们,甚至是吃“忆苦思甜”饭,也可以丰富饮食结构,还可以“不忘階級苦”,是否也该算作“素质教育”的内容?还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劳动也罢,军训也罢,它们的真正价值的意向,是在手段—目的关系链中通过手段性操作中显示出的,是将人类知识理性的精神和德性意志进行降级处理进而低贱化,是渊源于那种“以劳动改造人”——即劳改,或者更加露骨地称呼为:劳动教养——规范其躯体可麻痹其精神(自由意志)的国粹统治法术。

  说起组织性和纪律性,诚然,作为职业军人的战士来说,务须有严格的军纪军规及相关的遵守德性,就是因为军队本为“邪恶”,它需要有与“邪恶”的“必要性”相附于己身的“邪恶性格”,这种“邪恶性格”必须体现在最为残酷的战斗场景中施展“邪恶”时候所需的坚决服从指挥,以及勇敢,坚韧,刚强,斗志,毅力等的武士战斗素质上。然而世界军事历史的显示为,人类社会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后,军事力量较量的胜负结局状况与武器的进步和先进性日益呈正相关关系。社会历史愈进步,科技和生产力愈发达,其正相关性愈高。在这意义上,正是显示出人的主体性素质的“善”的优势,这种优势从而转化为制作工具(武器)上的优势,反过来又弥补了具有主体性优势的人的肢体的先天不足。社会愈进步,历史愈发展,军事科学技术愈先进,打仗作战所需求的头脑智慧就愈多,而“邪恶性格”就愈少,而不是相反,人类学及社会进步的辩证法真理就在于此。

  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驾驭物质世界的智慧本领(如掌握科技﹑处理信息﹑手工技艺等等)与其他本领,如:操作人际交往中的势利之术(如搞关系、厚黑术、听话驯服、馅上欺下等等),以及愚忠之气(盲信,盲从,意志麻木,昏然不觉自主),以及躯体之技(四肢运动的技巧和能力以及体力)是分属于不同领域和精神等级层次的认知和实践系统。前者为高级精神的秉性,而后者则反之。若作社会宏观的统计分析则可得知:这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亦即赋予前者秉性强的人,后者秉性就往往弱;前者越强,后者往往越弱;反之亦然。因为,对某一特定的人来说,其毕生精力是个恒数,如何分配精力于这两者以获得后天的社会实践锻炼上,则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这种后天习得的素质特征还可积淀成为后代先天的禀性(拉马克氏原理)。如今中国现实情况正是:学生学军真实的重点,既然不在于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先进性武器装备和相关的高科技以及管理系统,而在于学习“革命”的优良传统,亦即红色军队的看家本领——在于突出地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加上“艰苦朴素”上。此张彼衰,由此,人之至尊于万物所高贵禀性的气质:智慧,必受抑挫,处于恙弱状态。

  翻开历史的画卷去考察军事化行为背后的意欲指向,就可明白,国人的大兵们是如何漠视人类高等级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先进工具,取以代之的是用自身躯体去赤身肉搏天灾地祸情景的: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用徒手刨土去抢救被压瓦砾堆下的伤员;在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中,仅用最简陋的树杈杆去掸灭火焰;在1998年长江中下游特大洪灾中,用身躯肉团去抵挡波涛汹涌的江水,其悲壮和愚昧就可想而知。其实这些都是在崇尚、在炫耀与其自身特征同构的人的四肢躯体发达的低贱性等级特性,是其“无产階級”大老粗秉性的外杨,然而,这正是在与自然天灾的“肉搏战”之中,展示了其左倾“党性”的坚定立场。洋鬼子也许会嘲笑国人大兵极为愚蠢可笑,岂不知“镶外必先安内”向来是国人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打上“革命”旗号(假借神圣目的)的精神品行之中,军队在外在救灾的实际行动(具体手段)中展开了整人(安内)的本质,可洋人焉知否?

  可悲的是,如今学生军训还在延续并发扬这种低贱的“革命”传统模式。

  以下论述还得用上归谬法。倘若纯粹地期望学生要去领悟组织性和纪律性,那么还不如好好去学习展翅目昆虫的社会习性,如蜂蚁之类的品行可谓大公无私,精神真够高尚;若须学习“邪恶性格”的典范,那么,还不如去认真学习飞禽走兽的野性吧,它们必定是人类的好教师,因为不凭借任何工具,单靠原始的自身自然生存,低贱性的生物远胜过高贵的人类,真所谓“卑贱者最聪敏”。总之,不值得去学习中国军人大兵那种非纯真的手段性“做戏”俗套,因为那仅是为了表达“言不尽意”的虚假目的性追求而已。

  退一步说,若单就以军队建设本身言之,在一个广泛分工合作的现代社会中,它已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综合的战斗集团,对于武装战斗,需要依赖于大批大批的从事先进武器研发制作操纵的、有高度智慧的人员,他们是否也都将必备起丰满的“邪恶性格”的素质?这可是个问题。

  退二步说,对于职业军人应具备“必要性”的“邪恶”本领素质,是否应当超越权限,广泛延伸而培植至学生群体之中?

  我们不妨思索且对比一下世界先进文明体系的建制。在西方有着深远影响的柏拉图思想中,试图建立起《理想国》的宏伟蓝图,其中的政治伦理理想描述了:国家是扩大了的个人,而个人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正义的实现正是标志着社会各个成员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是全体国民的共同品德,这样对于每个成员来说,也就同时达到了公正的美德。具体的展开是,国家中的社会成员分成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和各种生产经营劳动者,他们各自应该具备着相应的品德:智慧、勇敢和节制,惟有当三者协调一致的时候,方实践第四种品德“正义”。不然的话,若三个等级相互替代,相互干扰,那是“最坏的事情”。

  柏拉图之后时代经历了二千四百年,世界逐渐进入了总体和平的大好形势之中,然而在东方的华夏大地上却热衷于推行军事化的形式,使得请武士来参政议政,让学生在军训现场“火线入党”,实行非智慧统治;而让具有智慧和各种劳动潜质的年轻人——学生们反而都必须在先地去学习武道,锻炼勇敢,还得接受武士的训政,如此若在柏拉图看来,正是全面颠覆了正义,造就的恰是非和谐的社会及人生,这与在台面上声称欲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至高目的)来说,倒形成了绝妙的讽刺性意味。

  据说在西方历史上,当国家一度处于大规模战争的非常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阶段,法、美等国曾经大量驱使大学生走上战场前线,但是他们后来都后悔如此的功利性操作、反省由反正义所造成的损害。

  从现代法理型国家的政体建构来讲,军队本应是非党派化的中性独立的组织。而今,中国式“党派化”、“党性原则”强势建构不仅贯彻于一切军队组织内部,而且还通过军训形式更是广泛僭越至学生群体之中,乃至其他行业社团,由此造成了公民权利的危害。

  看吧,如今刚成年的小公民们在军事化的建制中,个人自由和权利被剥夺殆尽,任凭摆布,无奈只得听凭管制意识在自己的头脑里强行跑马占地,除了盲从别无他择。并且,进一步地在军营生活的模式中,学生的集体组成了与现代法理型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横向平等联合形式背道而驰的,处于上下级之间纵向隶属型的封建宗法性质的依附关系中的“团队”,妄图使学生训育成为雷锋式标本的“三忠于四无限”好战士、无主体性归宿的“公家人”,以奠基于强权体系的大厦之中。这种军训行为总体价值指向的终极实体:“国家”,不具有任何现代政法意义上的合理性,而只是一种私询权力的人格化展示。

  当然,在现代性教育中,学生理应培养成为有公民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才,然而中国式学生军训教育的要害就在于,违背了人,作为一个有着自由和权利属性的主体者,所应享有的自觉自主性原则。因为人的道德性就在于选择,选择须出于自愿,自愿的选择须给予行为主体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而军事化的制度实在是强制性质的,它是政府动用教育机构的垄断资源,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经过任何“听证会”程序来广泛听取民意,只自以为军事化的训育便是秉着国家意志的神圣目的,为此尽可以采取邪恶低级的“魔鬼”手段,这种手段专门攻心的目标恰就是意志自由。人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否决权,或曰拒绝权,而如今受训的方式过程就是其最终教育目标的模式,即培养成绝对遵命,不容质疑,不许抗辩,“一切行动听从指挥”,排除“私心杂念”的习性,即自由的选择权利,如此教育成就的恰是学生个体心灵的创伤。

  且看自由世界的道德教育理念。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尔伯格教授所开创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被公认是西方道德心理学的经典,科尔伯格秉承柏拉图主义的正义理念,批评了流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道德教育方式,普遍是把教师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硬性塞进给学生的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是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中国式军训堪称是这种东方式教育的典范)。由此,接受教育者所塑造成的“德性”,大都只停留在低级德性的“前习俗水平”和“习俗水平”阶段,难以企及至高层次的“超习俗水平”,道德的品行在集体生活中顶多希冀做一名“乖孩子”的趋向而已,无法想象能有人的生命,自由,人格的尊严等超越出社团价值的普遍原则所企及的精神境界,由如此接受低级教育的人们组合成并生存于社团集体之中的,恰是“非公正的团体”。

  军事化的僭妄专丧及人的自觉自主性,如此道德教育沿着几条路向定向塑造成学生的人格素质:

  1)正义感匮乏。在严酷的军事政治化的生态环境中,时时刻刻一个“忍”字当头,由此培植的“恶性肿瘤”细胞,使之后来扩散成为一代又一代卑微的“草民”和逆来顺受的“良民”。性格的驯服,畏惧,中庸,和稀泥,使得学生过早地由“自然”状态进入“鸟笼”文明,就是难以培育出现代社会的公民。2)怨恨积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媳妇忍耐二十年熬成婆婆,相信最终会找到机会的,但却不是正义的复仇,奴性的怨恨期待着被传输至下一级身上去发泄,“羊”与“狼”的位置即可实行逆转,于是怨恨情结的文化基因代代相拷贝,正如从前女人缠足,男人留辫那样能长传,这里有老夫子的“忠恕之道”的千年阴影。当年军事化最盛行时候孕育出有红卫兵、造反派式的凶残,因为雷锋同志提供了“好榜样”:“对敌人要有冬天般的残酷”。如今受驯化的小公民们在网络上施尽反美仇日“愤青”,幸灾乐祸,赞扬恐怖,激扬文字,怎不快活。3)创造力泯灭,由军事化制度培养出的干才,生命的活力僵化,行动不外乎唯唯诺诺,张公百忍,察言观色,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打成一片,唯长官马首是瞻的应声虫。而创造性的喷发意味着性格上的独立、自由、个性、出格、乃至乖僻,在价值观念上须与群体的趋向大相背离。

  “绝对服从”是军训的核心内容过程,这样被剥夺了现代意识:公民道德,其核心内容就是个人的权利。公民权利意识体现为将自己和他人共同视为拥有权利所属的人,公民,该生活得有自由,有尊严,从而对于他人和社会有责任感。但由于“在当代中国伦理学理论中,缺少了”权利“这一关键词,就不能合理地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道德问题,也不能正确理解现已确立的许多新的伦理原则和方针政策。一句话,中国伦理学如果继续保持”权利缺位“,就不可能为研究和概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种种新的伦理现象和道德问题提供理论依据。”(朱贻庭:《“权利”概念与当代中国道德问题》)。

  “‘以人为本’。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因而,揭示”以人为本“的真谛,以及怎样实践‘以人为本’,可以说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不仅指具体的权利与相对应的具体义务的统一,而且从根本上来说,由于道德主体是具有”独立性“的人,是”权利主体“,因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其义还指凡履行义务的人应是”权利主体“,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格,这就规定了讲义务、讲道德的自愿、自觉特性;就是说,唯有”权利主体“的确立,才会有志愿奉献,才会有善行、善举。”(朱贻庭:《“权利”概念与当代中国道德问题》)所以,一个有着主体自尊并得到社会充分尊重的人,作为一个公民资格行使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会大不同于驯化的奴仆所驱使的那种迫从感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效果。

  人的主体性辩证法就在于:一旦与个体感性生命的自由意志紧密相连接的自主性被破坏殆性,无数个人之众被抛入到凑合起来的大众之中只是虚幻的“集体”,无法形成真正有凝聚力的战斗团队,因为如此的“集体”其自身真正的“目的”指向是与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大人个人的意图一致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变了相的“个人主义”——一种隐蔽而卑劣的个人主义,“以人为本”假借于“以民为本”为手段,实质成了“以官为本”目的,对待下属他人全置于手段性质,对于被统治的大众来说具有异己性质。鲁迅在谈到中国的国民何以成为一盘散沙时,曾说过,这种结局正是专制主义统治的“治绩”使然。

  反观西方自由世界里,社会进步正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理念。1970年罗尔斯推出了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正义论》,在此书中罗尔斯详细论证道:一个良序社会或说“公正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以“自由的优先性”为第一原则(至高目的)组织起来的社会,所谓“自由的优先性”的原则就是强调,不能以任何名义(不管这名义多么崇高、多么美好、多么实际)而稍稍削减每个个人的自由,尤其“决不能以增进人们的经济福祉为由而减少自由”。在罗尔斯看来,尽管“坚持自由的优先性并不能使所有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但是,一旦破坏了这一优先原则,改以其他东西为第一原则,则这个社会必然为非“良序社会”而是“恶序社会”,亦即预示着一个混乱和灾难的社会。譬如,靠绝对权力的催化致使群体大社会优先发展,促使单方面地经济增长,但却使得个人自由得不到保证,它必须为这种单方面的成功作出巨大的牺牲。那么一个被催生的社会成就必定会带来许多病态的现象。社会的正义被破坏掉,反过来会瓦解所谓的已获经济成就,历史已经见证了集权制度建构的“国家社會主義”(纳粹)和苏维埃社會主義崩溃的情景。

  不少国人会以日本社会的儒家文化成功为例,证明个人处于“团队”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果然是社会性动物,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中,都需要与他人的交往,在这之中,竞争与合作成为双重的,在行为选择上存在着互为“手段和目的”的复杂关系。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在群体/ 个人、义务/ 权利、合作/ 竞争、目的/ 手段,以及动机/ 效果、道义/ 功利等一系列伦理观辨证关系之中,后者均成为了普世的主导性价值目标。日本经济的成功确实举世瞩目,但受亚细亚价值观的困扰,它的成功却仅使国民发展成为“单面人”,即经济动物,人均GDP果然厉害,国民的幸福总值GNH却并算不高。由于历史上个人主义思想的严重缺失,日本国民对于君主制度绝对服从、对于天皇的绝对忠诚,使得在历史的短时期里获得的巨大经济成功的同时,却依旧穿着厚重的封建意识形态外衣,它特别表现在对于个人价值的极大蔑视,这使得在奴役他国人民时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因其国家偏向于物质财富发展的政策,使得人文思想浅薄从而自大狂妄,致使成为与美国的全面军事较量。历史已经充分见证了,团队精神加上武士道的日本皇军战士,其“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意志”作风不可谓不坚强,但在与张扬“个人主义”理念的美国大兵对抗中,明显处于劣势,最终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遭受大灾难。皇军的教训对于我们国人热衷于搞军训,拼凑“团队精神”该有怎样的启示?

  因此,在现代性的素质教育意义上,中国式的军训,究其实质是南辕北辙的。可以这么说,通过军训形式全面塑造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典型的统治法术的把戏,是唯上是从等级秩序的排位,是说一不二专权的重整,是人治组织的灵魂,是官本位仪式的展开,是权力意志的实现,是“遵命”人生的塑造,是奴性意识的培育,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是对个性的压制和蔑视,是对人格尊严的亵渎,是“攘外必先安内”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005/ 10/ 31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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