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软环境与硬指标——对西部大开发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西部开发成为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决策,但这个决策的意义也许人们还未能充分地认识其在中国未来战略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含义。它不仅是西部的问题,而且还是中国能否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问题。

  正因如此,对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一些总体设想,就不能不从更长远的角度进行思考。

  问题一,西部是不是只是缺乏人才?

  西部是缺乏人才,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与这种人才缺乏更触目惊心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地区在同等的条件下,对既有人才的漠视与浪费。

  问题二,西部是否缺乏资金?

  西部是缺乏资金,但与此同时,是西部的大小官员,以及各级政府,大吃大喝的风气,却远远超过了所谓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越吃越穷,越穷越吃,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成为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怪圈。

  近期在报上看到的一些例子,实在是触目惊心。现随便列举一些如下:

  西安某医科大学培养出的一位难得的中医人才,在崭露头角后,便不断地遭到各种冷遇,最后甚至受迫害。但这位学子不仅在科研上一往无前,而且还始终心系故土,在上海某医科大学获得中国第一个中医翻译学的博士后,尽管老师一再地挽留他,这位博士却仍然要坚持回到故乡,以报答生养自己的黄土地。然而,原单位对他的回归却不以为然,并在各方面尽量给他制造障碍。以致省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情,原单位依然不为所动。为何这个单位竟然有如此惊人的胆魄,敢於公开对抗省长的指示?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单位的业务骨干、中层干部,大都是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本来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本身并无过错。然而,在这样一个单位里,他们却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拒绝任何可能在技术和业务上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的人物存在。于是,在一个武大郎成群开店的环境下,这位学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例子是讲一位科技干部,此人应该说还有一些知名度,即在同行中颇有影响的焦五一。他提出了“弦线模量”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对解决西北黄土地区的土地沉降,减少建筑费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他提出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后,几十年中,他的这项科研成果都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学术界的权威。尽管在一些领导的支持下,他的理论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工程,但他的科研成果却始终不能获得承认并在急需这些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西北地区得到推广。结果,“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这样一个学者身上。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西方人为了它的不断倾斜而费尽了力气,却始终无法根本解决比萨斜塔的倾斜问题,而按照这位学者的“弦线模量”的理论和技术,居然顺利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然而,在各种报纸大量报道了这一世界奇迹后,这位学者的命运依然如故,并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理论的正确性并加以推广。

  如果说上面的两个例子与领导部门多少有些关系,那麽,下面这个例子,却更让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这也是近来在报纸上读到的一条新闻,即报道了一位绿化模范的悲惨命运。这位青年是一个处於长江支流水源地区的农民,他在八○年代承包了周围的荒山,并花费了极大的代价开始植树,一个人历尽艰辛,终于在原来的荒山上植上了各种树苗,其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经济林木。同时,当地宣传机构也大量地报道了他的事迹,结果是吸引了另一位县委书记的女儿,自愿冲破家人的层层阻拦,与这位小伙子结合并一同上山植树。尽管生活艰辛,但看到满山的树苗开始长大,夫妇俩心中总算有了安慰。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经十多年的努力,山上的树木已经开始成林,夫妇俩准备收获的时节,意外发生了。当地害了“红眼脖的老乡,开始了有组织地哄抢山上的林木,这两个人无法阻挡滚滚而来的人流,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快要成林的树木被砍伐殆荆虽然他们也找了各级政府,也找了政法部门,但法不治众,谁也无法制止无穷无尽地哄抢树木的民众。尽管媒体进行了报道,甚至惊动了北京人大的代表,并且由这些人大代表发起,给这对夫妇以金钱和道义上的援助,希望能帮助他们重新恢复自己的事业,但失去的却再也不能复原了。丈夫在痛心之后,仍然带着两个孩子上了山,然而,妻子却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破碎的心再也无法修复,最终与艰苦奋斗二十多年的丈夫分手了。尽管男人还在植树,但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一种悲凉的意味,因为谁也无法保证,等到树木再次长大之时,同样的哄抢行为还会不会发生?发生了以后又怎麽办?

  这几件事情是发人深思的,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阻碍西部开发的无形“资源”。暴民意识,吃大户的意识,权大于法的观念,无罪就是功的观念,以血缘为基础的小集团观念上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形成了一种谁也无法言明、谁也无法冲破,但又无处不感觉其存在的罗网。一句话,构成了一种阻碍西部开发的软环境。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开发西部,不仅要开发西部的资源,发展西部的经济,更主要的是要彻底改造西部的软环境,使这种不利于发展的软环境成为有利於发展的软环境。但是,我们马上就又遇到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要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而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又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究竟应该如何启动西部的开发,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很多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西部开发的若干问题,他们提出要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健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社会开发西部的积极性,并且,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发展的现代文化观念。这些见解无疑都极有价值,但只要仔细分析,尤其从我们上面所列举的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还是处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中。因为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不会天然就有的,它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精心培育下,才能够逐渐成长起来。同样,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形成。问题是,如何跳出这种怪圈,启动西部开发的闸门?

  从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证明,经济启动的最关键因素依然是各级政府,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表明,政府始终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目前的选择只有强化西部各级政府的责任。

  不错,目前的西部各级政府尽管都有着种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麻烦,但毕竟大家都还是迫切地希望能够改变现状。要使各级政府真正地动起来,成为改变西部软环境的主导力量,关键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对干部的考核制度,应该有一些硬指标来对各级政府,尤其是第一把手进行考核,以便将西部开发的工作落到实处。

  这些硬指标大体上应该包括这样一些东西:

  一、生态环境的治理。尽管目前困难很多,但并非绝无办法。首先是对各级政府负责的地区范围,进行现有生态状况的调查,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考察当地的负责干部政绩如何:即便因种种原因未能使环境状况好转,至少也应该不使其进一步恶化。

  二、计划生育的工作做得如何?之所以要将其作为一种硬指标,实在是中国的国情所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几乎成为西部地区一个共同的问题。如果不把计划生育的工作做好,那麽其他的任何成绩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对生态而言,没有增加人口也是对环境的一种极大的保护。

  三、招商引资的情况。如果一个地区的软环境好,外来的投资者热情必定高涨。当然,影响一个投资者积极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交通、能源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投资回报率等等,但一个地方能否有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软环境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当地政府官员腐化成风,办事效率低下,有法不依,那么,即使其他条件再好,投资者也未必有兴趣到此投资。当然,有些地区的硬件条件较差,将这个指标进行考察的时候,应该与以前的情况进行比较,制定一个合适的额度。否则,出现东部地区已经出现过的那种将引进外资作为每一个干部的任务而分摊下去的做法,就可能在西部重新上演。

  四、引进人才的情况。一个地方的工作,总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而工作改善的标准之一,就是人才的引进状况。“孔雀东南飞”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形容中国人才流动的一句形象的话。那么,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能否使这种趋势扭转过来,应该是考核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事实上,很多落后地区,不仅无法引进人才,而且连本地的人才也无法留祝所以,能否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是当地主管干部有无事业心的具体表现,焦裕禄在兰考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由于心诚,也还能留住治理盐硷的人才,那么今天的大环境如此之好,不能留住人才,或是本地的人才不愿回归,当然也就和当地的主要干部有直接的关系了。为了避免使这一指标流于形式,不应当过分去核实有多少人的户口迁入本地,而是应该看究竟有多少人在当地实际工作。以各种人才在当地的年工作量作为一个指标来考核。

  五、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与政策的透明程度。这一点,即使是在东部地区,也具有重要意义。最近日本投资者在广东就提出,在实行加工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后,一些政策和操作细则透明度不高,使广东投资的日商无所适从。而某些职能部门的拖拉作风和低效率,也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行政部门的效率就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政府部门的效率和各种政策的透明度,同样应该成为西部地区考核的重要指标。

  六、外地媒体参与本地新闻报道的程度。长时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使中国各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应付上级检查的机制,其运作效率之高往往出乎主管人员的意料之外。因此,如果没有这一条,前面定的指标都等于零。因为外地媒体不受本地官员领导,他们更能客观地报道本地的情况,并在实际上对各级政府的行为起着一种监督的作用。一般工作真正做得好的地方,政府部门是希望外地媒体去采访、报道的,而一些作得不好的部门和地区,则尽力地限制甚至是打击外地采访的媒体人员。所以,最近四川省在检查粮食收购的工作中,不得不推广所谓的“暗查暗访”的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访的效果之难如人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所以受到人们和中央领导的格外关注,我想其中的道理也是不言自明的。在目前媒体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让外地的媒体,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媒体参与各地的新闻报道,应该是一件既可行又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以上的几条硬指标,应该不会是过分地为难各级的领导干部,只要真正想把本地的事情办好,这几条应该是可以作到的。而其核心,则是这些干部能够为西部开发创造一个适宜的软环境。不能作到,则应该让贤退位,让真正能够办实事的人来干。而对各级干部工作的考评,除了让原有的制度发挥作用外,还应该制定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可以让有成绩的干部越级申报考评。在考评的过程中,也应该贯彻公开化的原则,增加透明度,尤其是对那些要进行表扬,要进行提拔的干部,一定要将其政绩公之于众,让上上下下都知道,这样也是杜绝弄虚作假的一个有效手段。

  当然,西部开发的事情千头万绪,不可能制定这样几条指标就能扭转乾坤。而且这些指标本身,也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调整。但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任何事情总应该首先制定一个行动的标准,才可以使工作走上正轨。如果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能够制定一个考核干部的硬指标,那麽,对西部的开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自<<华声报>>

  作者:陈晓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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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蒲园翁 说:,

    2008年07月22日 星期二 @ 17:20:58

    1

    作者的设想很好。在你所说的诸多因素中,干部尤为重要,这一点你提到了。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陕西有着丰富的干部资源,中央台曾来陕采访过一个县,该县人口有30万,干部就有3万,平均每个干部只管9个老百姓。你看,是多么的富有!只要有了这个“决定因素”,其它因素还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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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尔 说:,

    2010年01月17日 星期日 @ 12:49:50

    2

    今天看来,许多问题已经跑偏了轨道。

    新闻自由度已经不是10年前可以怀揣着希望来奢求

    计划生育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否还是一如既往?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败光,而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均没有明显的好转,尤其人们从地区贫富差距的角度重新出发也带来很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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