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利:天堂的方向

           ——中国农民维权抗争及其根源

  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狄更斯《双城记》

  一

  思忖了许久,我还是不得不以这样一个沉重的句子作为本文的题目。这原因,主要是自己偶然间在媒体上多看了几眼有关中国农民“维权”的报道。

  或许生长于农村的缘故,我向来自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通”,但是,仅看了几则有关中国农民维权的消息后,我的这一自信便倏然发生了动摇:对于中国农村,对于这片父辈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而自己也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事实上,我还有着太多太多的不了解。

  尤其是最近几年。

  确切地说,我是在看到一起由农民维权而引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后,才重新把目光投向中国农村的。先来看这起事件:

  2005年6月11日凌晨,河北省定州市开元镇绳油村村民突然遭到一伙由三百多人组成的不名身份的暴徒的袭击:在这伙手持猎枪、钢管等凶器的暴徒的疯狂进攻下,绳油村的六名村民或被当场打死,或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而亡!另有四十八人被打伤!(这一事件,如果不是来自权威媒体的报道,我很是怀疑它是由某好事公所杜撰的一则小道消息)

  经调查,惨案是由定州国华电厂征用本村耕地一事引起的:早在2002年,定州国华电厂因建一座煤灰厂已依法征用了绳油村的387亩耕地。但煤灰厂的施工方在开始动工时,即遭到了被征地村民的强烈阻挠。原来,387亩耕地被征用一事,事先村民门竟然毫不知情(事后才知道是他们的村支书xxx早已代表他们在征地协议书上签了字!)

  但是,遭到被征地村民阻挠施工的主要原因尚不是村支书xxx的“代表”,而是村民们认为工厂对耕地的补偿金低于公家规定的标准。而厂方则郑重声明自己已经按国家标准对被征耕地做了赔偿。村民们要求公开征地补偿方案及合同,但村民们的要求迟迟没有得到答复。

  至2004年7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煤灰厂施工方强行施工达十多次(期间,出动警车80台次,警察及施工人员5000多人次),但每一次都遭到了村民们的有力抗拒……(以上事件见2005年第23期《三联生活周刊》)

  在“6·11”惨案六名农民那殷红的血痕中,怀着深深地惊愕,我在网上输入了“农民维权”一词条。

  网上,数不胜数的有关中国农民维权的“资料”,让我目瞪口呆。

  本以为发生在河北省的“6·11”惨案只是一起偶然性的事件,殊料,在“6·11”之外,竟然还有这麽多类似于、甚至性质远超过“6·11”的由农民维权而引发的事件!

  为郑重起见,现随手摘录其中几条如下:

  2004年10月27日,四川省大渡河畔的汉源县,因强烈不满政府对瀑布沟水电站工程(由国务院2002年10月立项,2004年9月21日开始动工)征用土地过低的补偿标准,在“缺乏维权诉求途径”的情况下,当天,至少有五万名群众汇聚在水电站施工现场,以静坐方式进行抗议(此次事件被中央定性为“10·27不明真相的移民大规模聚集事件”。又,据海外媒体报道,此次事件中有人员伤亡)。两天后,汉源县县城的商贩全部罢市,同时,该县县二中、县四中的学生则集体上街游行示威。游行过程中,县政府的窗户玻璃被砸……(见2004年第32期《凤凰周刊》)

  2000年5月,海南省x县x镇x村,由于镇政府“下令”征用该村二百多亩坡地给承包商,限期村民拔掉坡地上的农作物,遭到了被征地村民的拒绝(主要原因是补偿金过低)。其中村民吉训福同前来“办公”的副镇长xxx发生了口角,致使xxx恼羞成怒而去。不久,副镇长xxx再次带人(警察)持枪返回——当众将吉训福开枪“击毙”!(见2003年11月23日《中国报道周刊》)

  1998年,河北省x县x乡大祝泽村,乡政府在未得到该村村民应允的情况下,强行征用耕地685亩给某单位。之后,征地单位支付的2000万元补偿款又被“私人”(是谁?——从后文看,应该主要是乡政府)挪做它用!愤怒的被征地村民只好以强行阻止某单位施工的方式,向“上边儿”讨说法。不久,乡领导即率领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二百多人,开着警车呼啸而至,企图驱散“闹事”群众,以恢复施工。乡政府的这一做法当即激起了大祝泽村其它村民的义愤,于是全村群众聚集在施工现场举行强烈抗议。结果,手持警棍、手铐的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对村民们大打出手——甚至动用拖拉机冲撞村民:当场打伤四十多人,重伤八人,致重残一人(不久死亡),并逮捕了村民代表刘喜爱和牛明华!(出处同上)

  以下几起均发生在湖南省。

  如果说上面几起惨案均祸起于征地,那麽下面几场冲突则主要由农民们要求“减负”而引起。

  1996年7月5日,湖南省祁东县河洲镇淘金村,因大部分村民拒交镇政府征收的“建校集资款”,当天,该村村民与前来“办公”的镇领导发生了矛盾。8月21日凌晨两点,县公安局出动一百多名干警直扑淘金村,秘密逮捕了五名村民代表。闻讯的当天,淘金村近三百名村民到镇政府门前在表示了强烈抗议后,把镇政府门口悬挂的“河洲镇人民政府”等五块牌匾当场砸烂!接下来,愤怒的群众又分别“冲击”了镇党委书记xxx、镇长xxx等人的私人住宅!……

  1996年9月7日,祁东县步云桥镇油落井村、艮洲村及三官村的六百多名群众因要求减负的的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当天,他们在“冲击”了三官村村支书和村主任的两处私人住宅后,高高举其“全面落实省委[ 1996] 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和“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到镇政府前请愿。请愿过程中,“有少数人冲击了镇政府财政所”………四天后,以砖塘镇黄丫桥村为主的一百多名群众到镇政府前请愿时,砸毁了镇党委和镇政府两块牌匾,并“冲击”了镇党委书记xxx、镇长xxx等人的私人住宅!……次日,该县蒋家桥镇,前来镇政府前请愿的二百多名群众则在砸毁镇政府的牌匾后,冲进镇党委书记xxx的私人住宅,砸坏了部分财产,并放火烧掉!……(以上多起事件被总称为“祁东事件”)

  1999年元月初,宁乡县道林镇的“减负”代表组织群众,准备在镇政府机关大院召开一次由上万人参加的“减负(请愿)大会”。获得消息后,为制止这次聚会,当地公安部门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时达一千多人),在镇政府前的公路上设警戒线。但公安部门的努力未能起到任何作用:1月8日,警方与聚会群众发生了暴力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警方“被迫”使用了催泪弹……(伤亡人数不详)!

  1999年元月17日,衡阳县渣江镇政府为本地的“长治久安”计,以“综合治理”为名,组织群众召开万人大会。在大会上,镇政府特地把最近逮捕的六名“不法分子”(农民减负代表),用绳索捆绑起来公开“亮相”,打算“绑六儆百”。镇政府的这一做法,立即激起了在场几千名群众的愤慨——双方当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力冲突!……

  另有多起事件——其中特别严重的一起是xx市xx县xx乡数千名请愿群众曾围堵市政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xxx的私人住宅进行了“抄家”!由于缺详细资料,恕略(上述几起事件主要见自于建嵘先生的《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以及《衡山调查记事》)

  不过,需特别指出的是,有关由农民维权而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事件,并未随着国家的紧急处理及相关政策的紧急出台而大幅度得到减少,而且事件发生的地域,也并非仅限于以上几个省份。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与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在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对农民维权问题所做的调查,仅2004年元月至6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的仅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重大“警农冲突”事件就多达87起:其中浙江省7起、江苏省6起、山东省5起、广东省5起、甘肃声5起……(见于建嵘先生《(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调查》)

  看到这里,我不有一阵悚然。

  一起又一起“警农冲突”,仿佛正幻化成一团接一团的乌云朝着我的头顶覆压下来。

  一团又一团的乌云下,我突然发现,这片渗透了中国农民汗水的土地上,有一股殷红的血痕正在我们的脚下悄悄扩散……

  我突然感到自己的眼前一片茫然:

  茫然于为什麽岁月已经斗转星移了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的阳光早以涤去了一切的历史陈迹,而我们的土地,迄今似乎尚未走出历史的轮回。

  虽然,我们已经做了无数次的挣扎。

  然而,无数次的挣扎后,历史的阴影,还是在这一滴滴鲜血中渐渐笼上了我们的天空。

  二

  从以上多起流血冲突事件中,稍做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引发农民维权运动的主要原因,前期主要是农民沉重的负担,而近期则以由征用耕地所引起的纠纷为主。前者,是中国农村问题的老大难;而后者则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大,而在农村激发的一个新问题。

  由于两者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而性质上也有所区别,现在分开来谈。

  首先看“农民负担”。

  由于笔者的父母至今耕作于农村,我向来认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如自1995年至2000年几年间,本市各县的公粮任务就曾一直稳定在至少180斤/ 年(这意味着加上耕种过程中的农资投入,每人每年实际上要上缴至少1/ 5的收成)。本以为本地农民所承担的税收任务已非常之重,然而,看了李昌平先生(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所为此粗略核算的一组数据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还很是肤浅。

  正直的李昌平先生为其所辖乡的农民曾粗略核算的“帐目”,现摘要如下:

  截止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人均年收入2000元(含粮)。国家按8. 4% 征收农业税,若减去农民自己的消费(口粮)及投入生产部分,国家实际征收20% 以上。若再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加上,税率应在30% 以上!”如果将该乡的农民负担说得更直观些,那麽就是“田亩负担200元/ 亩,人头负担100—400元/ 人。两项相加350元/ 亩,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达500元/ 人!……”(分别见李昌平《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及《一封含泪的上书》)

  看了这一组数字,我不由恍然明白了“祁东事件”中农民们高高举起的“万众一心抗重税”等条幅那无比沉重的分量。

  想不到,中国农民身上肩负的税收,是如此之重。

  历史上,中国农民曾经饱受重税之苦,想不到,今天,这场灾难还是再一次降临在了农民们的身上!

  由于中国社会在农民与政府之间历来因缺乏“缓冲区”(中间组织)而导致的严重的沟通障碍,不堪重负的农民们在维权缺乏诉求途径的情况下,往往铤而走险——走向与政府的对抗!

  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文明”的暴力,这是历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的总规律。

  “祁东事件”等“警农冲突”的相继爆发,无疑已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的社会发出了这一危险的信号。

  血的教训,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场可怕的危机——不得不对我们对农村的政策作出深刻的反省。

  毫无疑问,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事实上,迄今,党中央已经就这一问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早在1996年前,国务院就曾多次下达了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如1985年下达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的通知》,1990年2月下达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9月又下达了涉及农民利益的《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1991年12月又下达了《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理》等。但是事实证明,这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落实。甚至在1996年“祁东事件”等“警农冲突”相继爆发后,当年12月由国务院紧急下达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即著名的“13号文件”),事实上,也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落实!

  2000年3月,当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先生的《一封含泪的上书》上递到国务院时,党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面对李昌平“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朱熔基总理当即做了批复,从而由监利县开始,在湖北全省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

  当年,湖北省农民的税收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

  然而,过了不久,本地农民的负担则开始了大幅度的反弹:自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三个月时间内,仅改革的中心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因拖欠税费而被逼迫致死!(见2002年11月1日《学说连线》)

  减负难,难于上青天。

  “监利改革”的再次失败,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减轻农民负担为什麽如此之难?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如果细读李昌平先生《一封含泪的上书》,我们应不难从中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对这一问题,李昌平先生早已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干部不过120人,现在(2000年)已超过340人”——该乡总人口为40000人。340多名干部如果再加上全乡其它吃“皇粮”的各类工作人员,相信这一“吃财政”的人员数字会立即膨胀。

  棋盘乡存在的庞大的“吃财政”大军,在中国不是个案。

  已经公开的中国目前官民比例——26:1(一说18:1)(以上数字分别见于2005年3月14日《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6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则可以从宏关方面有力地说明这一问题。

  造成“监利改革”的失败,使农民“减负”难于上青天的主要障碍,正是这庞大的“吃财政”大军。

  作为基层部门的乡镇政府,由于国家财政的不足,一切的经费则由自己来统筹。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统筹”的结果,很自然是由农民在完成征收的农业税、特产税之外,还要担负起乡(镇)、村两级办学经费的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金、民兵训练费、修建乡村道路费,以及由村委员会“提留”的管理费、公益金和公积金,即俗称的“三提五统”。

  但是随着“吃财政”队伍的不断膨胀(我国改革初期的官民比例为1:67,十年前为1:40),仅仅靠“三提五统”,显然难以维持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于是,在税收之外另辟“蹊径”——对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等等,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基层政府便成了一件公开的秘密。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这一在农村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可谓从受害者的角度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基层政府“运转”的秘密。

  庞大的“吃财政”大军,无疑是压在中国农民身上的一座越来越沉重的大山。

  而由体制造成的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则无疑又大大加重了这座大山的分量。

  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党中央自2004年开始对农村实施的全部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无疑从根本上为农民们移去了这一座沉重的大山。

  免除了两千多年来一直压在中国农民身上的“皇粮国税”,无疑是一项造福百姓的伟大创举。

  然而,免除农业税后,稍一环顾左右,我们还不能举杯相庆。

  因为,中国农民身上那沉重的负担,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削减。

  被减去的,只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即我们所能看到的农业税、“三提五统”等税费,此外,压在农民们身上的,还有一座大山。

  这是一座隐形的大山。同前者相比,他的分量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要沉重得多!

  严格来讲,这座大山应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被征收的“流转税”,一是由制度造成的本不该由农民承担的沉重的“暗税”。

  这两项税收,或许相当一部分朋友应很少知道。

  首先来看“流转税”。流转税又称间接税、商品税,即我们在日常贸易、消费等环节中所缴纳的消费税、营业税及关税等。它是政府税收的主体。由于流转税的隐蔽性——不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而是将税额包括在商品的价格中。在感觉不到纳税的情况下,实际上,每一个进入“环节”的社会成员都在严格履行着纳税的义务。比如有位朋友在某市场购买了100元的商品,那麽,他也就相应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同理,一位农民购买了100元的商品,那麽,他也就相应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

  长期以来,工商企业一直是向政府缴纳流转税的大户。但是,由于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 以上,由农民们所缴纳的流转税实际上也占据着政府税收的很大一部分。仅以我国农民消费水平走低的2002年为例:当年,农民消费占我国全部消费额的32. 02%.由此推算,仅消费一项,农民们所负担的流转税就高达3965亿元!(见2004年8月21日经济学网)

  这样一个数字,对于一穷二白、举步维艰的农村公共事业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但是,可惜的是,缘于我们的“国情”,迄今,由农民们所缴纳的这笔巨额税款没有为自己带来丝毫益处:对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所负担的流转税,最终会转换成由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等。而农民们作为流转税的依法纳税人,却并未获得由流转税而换回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而是源源不断地“流转”向了城市!

  流转税“取之于农,用之于城”一事实,应使得中国农民成了世界上最为奇怪的一群纳税人。

  如果说“拔鹅毛而鹅不会叫”的流转税让向来疏于税收知识的中国农民多多少少还能看出点门道的话,那麽,对自己长期肩负的下面这项税收,相信我们无比厚道的农民兄弟则更加难以察觉了。

  这一项奇怪的税收,即是曾为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暗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即,为了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从而迅速实现工业现代化,而通过人为方式特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最大限度地为城市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保障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这项“以农补工”的政策始创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前苏联。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为使我国在短期内实现工业现代化,也采用了“老大哥”的这一做法。

  作为一项带有严重不公平性质的对农村政策,“剪刀差”对农业的极大抑制,使得中国农民在新中国伊始即肩负起了沉重的负担:

  1952年至1990年38年期间,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默默无闻地贡献出了高达11594. 14亿元的绝对额资金,其中75% 来自“剪刀差”。而如果从改革开放后算起,每年由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则平均高达811亿元!(分别见2004年6月15日《中国报道周刊》、2004年8月21日经济学网)

  事实上,中国工业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长期、持续抽取农村血液的过程。

  三

  以上着重分析了引起“祁东事件”等暴力冲突的深层原因,接下来,笔者试对引发“6. 11”血案等事件的社会根源,发表一下粗浅的看法。

  如果说引发“祁东事件”等暴力冲突的农民负担,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我们可以把它算做“传统问题”的话,那麽由征地纠纷而引起的“6. 11”等暴力冲突,因其集中发生于近几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生问题”。

  可以说,这一“新生问题”是当前威胁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进一步加快,这一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今后它将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因为,引发“6. 11”等系列暴力冲突的焦点——被征用的耕地,不但是农民们的衣食之源,而且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社会保障。

  在这一问题上,农民们已不可能再次选择忍耐。

  他们的身后,已没有了退路。

  然而,今天,在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由自己承载的重负之后,中国的农民还是被逼上了这一绝境。

  “6. 11”等系列由征地纠纷而引发的流血冲突事件,无疑已经向我们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稍加分析“6. 11”等系列事件,我们应不难看出,在几乎所有的事件中,都存在这样一些奇怪的现象:

  首先是奇怪的征地程序。按我国现行的土地法,用地单位如果要取得所需的农村耕地,不是直接面对土地的主人农民,而是要面对国家:即先由当地政府(省、市)出面将所需耕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再由当地政府“划拨”给用地单位……;其次是大部分农村的村委会,都可以在村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主将耕地卖出;再次是村民们即使在知情后,也绝大部分不愿意轻易让出自己的耕地……

  一连串的“奇怪”发生后,便只能是“警农冲突”,便只能是弱者那淋漓的鲜血!

  为试图破解这一连串的“奇怪”,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查阅了许多资料后,我才逐渐弄明白,引发这一连串的“奇怪”的病灶,其实是由国家对农村的土地政策所导致的。

  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我国现有土地分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两种。城市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而村土地的产权则归以村为单位的集体所有;二、按所有权的概念,它应包括土地(财产)所有者对其土地拥有行使占有、使用及处分的权力。但是按照土地法的规定,集体所有土地只有在由国家征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流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四十三条、四十四条)。这样,就事实上造成了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只拥有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而不能拥有处分权;三、以村为单位的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为全体村民共同拥有,但是作为集体成员,农民虽依法可将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承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它方式流转”(见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节第36条),但并不能按份分割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即,只有集体土地的法人代表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才拥有这一权力。

  了解了这三点政策,回头再看上述一连串的“奇怪”,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对为什麽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征地程序,以及为什麽大部分农村的村委会都可以在村民们不知情的的情况下做主卖掉耕地这两个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

  独对于绝大部分农民为什麽会不愿轻易卖出自己的耕地——这是导致“纠纷”的直接原因——一问题,以上的“政策”中似乎还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对这一问题,我们还要稍做分析。

  为什麽对国家征地一事,绝大部分农民都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耕地呢?——问题的症结,主要出在了土地补偿金上。

  可以说,正是在土地补偿金这一直接关系到被征地农民生存的关键环节上,我们的政策再一次出现了问题。以“6. 11”事件为例:定州国华电厂在征用绳油村387亩耕地过程中,当地政府是以15480元/ 亩(含土地补偿费、失地人员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助费)的价格从该村征得需用耕地的,而电厂向当地政府支付的补偿金则为33919元/ 亩。这意味着,在被征地过程中,经国家一“转”,农民们每亩被征耕地的补偿金中有19584元,即补偿金的近58% 被国家依法抽走!

  绳油村的征地补偿金的大部分被国家依法抽走不是个案,而是迄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的又一项“国情”:1979—1997年十八年间,全国农村计被征土地两亿七千万亩,从中,国家源源不断地依法抽走了高达6—10万亿的土地补偿金!仅2001—2004年三年时间内,国家从农村土地征转过程中的收益就高达6000多亿元(一说9000多亿元)!(见2004年10月20日《世界经济报道》)

  看到这里,我突然又感到一阵悚然。

  原来,在中国农民身上,迄今还覆压着另一项暗税——“土地剪刀差”!

  而且,同工农产品剪刀差相比,由于在“操作”过程的底端往往又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国情”的影响(这种种“国情”若论列起来,不免又生出许多麻烦,恕略),这一剪刀差往往会转化为对农民们的致命伤害。

  事实上,这一致命的剪刀差,现在,已经逼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们的脖颈上:迄今,我国无(失)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已经接近4000万。而且,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大,每一年还会有至少200万农民加入到这一行列!(见2003年第3期《城市发展研究》)

  中国农民,这被一座又一座大山压得已经严重弯曲了的脊梁,这被一支又一支粗粗的血管持续抽取了半个多世纪血液的身躯,你,还能站立起来吗?

  让我们共同祈祷。

  祈祷阳光灿烂的那一天。

  四

  该是我们深刻自省的时侯了。

  对待农民,对待我们共和国的长子,我们已经向他们索取了太多、太多。现在该是我们偿还债务的时候了。

  不过,偿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理清我们都欠了农民们哪些债务。即,中国的农民们身上都覆压了哪些本不应该由他们承载的沉重的负担。

  如果把它仅仅定义为党中央2004年开始对农民全部免除的农业税,在概念上,我们将难免触犯以偏盖全的严重错误。

  这样的偿还,对农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2004年开始全部免除的农业税,事实上只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负担,除传统的农业税、特产税,“三提五统”及各项税外税费(总称农业税)外,事实上还包括农民已经缴纳和正在缴纳的只有缴纳义务而没有受惠权利的流转税,还包括农民负担了了半个多世纪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以及正越来越紧地逼在农民脖颈上的“土地剪刀差”!

  所有这些负担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让农民举步维艰。

  而按照我们的“国情”,每减去其中的任何一项,注定都是一条举步维艰之路。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能做的,只有在全部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狠下心来,剜去我们肌体上这致命的痼疾——从根本上减去农民的负担。只有这样,我们的农民才能站立起来。

  可喜的是,时下,许多关注农民问题的方家已经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作为一门外汉,笔者不妨在荟萃方家灼见的基础上,也谈一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在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把由农民缴纳的流转税还惠于农。即纠正长期以来让农民们在商品流转中,只有缴纳义务而没有受惠权利的错误做法,把今后每年由农民们缴纳的流转税调拨给基层政府,用以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资金投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样做,既符合税收的宗旨,更是一个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公平。

  而且我们还有必要在这比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资金的投入。因为,此前我们的城市已长期“海纳”了农民们一笔又一笔巨额的流转税。

  相信这笔高达5000亿元(2004年8月21日经济学网)的流转税加上国家的投资,足以使我国农村一穷二白的医疗服务、有名无实的义务教育(即使自去年国家对农村中、小学生开始实施“两免一补”后,由于办学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匮乏,我国农村的绝大部分中、小学校仍远远承担不起教育的使命)以及近乎于无的社会保障等等,将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二、在把流转税还惠于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把由长期的工农产品剪刀差而对农业欠下的巨债,以一种有效的方式间接地偿还给农业。即,由国家划出专项基金,切实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及科学技术的推广,全面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科技哺农”,让农民掌握对土地的“点金术”——这比单纯提高农产品价格所给予农民的实惠要丰厚得多。

  当前科技投入的严重短缺,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农产品进一步提高效益的瓶颈。而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通过农产品创收,仍然是我国农民致富的主要渠道。

  现在,是到帮助农民们拓宽这条主渠道的关键时刻了。

  不过,为了防止重蹈“科技下乡”的覆辙(时下流行的“科技下乡”,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祟,大多最终沦为一句极响亮的口号),真正做到“科技哺农”,还需要我们耐下心来,真正深入到“田间地头”去:

  首先,在加大对农业科研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让我们从事农业科研的工作者彻底走出书斋,以农民的身份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异常危险的中国农业植入希望的种子;其次,以村为单位,建立长期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的机制,把农民从低效率的土地耕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科技种植、养殖等知识,掌握更多高效率的种植、养殖技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晁错《论贵粟疏》),相信在此基础上,凭借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有足够的“余力”去发掘出脚下这片土地的“遗利”。

  在人多地少,耕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以科学技术全力推动我们的“一亩地经济”,不但是一项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更是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强有力纽带。

  三、改革对农村的土地政策,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消除由征地引起的各种“纠纷”。对这一问题,由于它涉及农民问题的底线,关系到被征地者的生存,所以,在处理时,更加需要我们精心设计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以确保“减负”的顺利完成:

  首先,取消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土地产权二元制度,让产权不完整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在法律上拥有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产权,使集体土地所有者在土地法“耕地保护”的框架内,可以直接将土地进入市场流转。即,停止国家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角色——取消国家从耕地流转过程中所抽取的价格差。

  其次,取消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在市场价格上的二元制,使农村土地拥有与城市土地相等的价格。因为,即使国家今后从农村土地流转中获取利益,而由征地方足额补偿给农民,但是,按照现行的农村土地价格(1. 5—3万元/ 亩),这笔补偿金尚远远弥补不了被征地农民的经济损失!可以说,以超低价格征用农村耕地一制度已经是当前使农民利益流失最为严重的一条“抽血管”。这一“剪刀差”如果不“剪”除,所有围绕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都将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第三,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为防止由于集体产权与农民权益关系模糊而经常发生的村委会替村民“做主”现象的再次发生,有必要在农村进行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全村土地(也可包括其它经济财产)折股,量化到个人,组建“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让每一位村民都拥有一份相应的股权,作为股东,有行使自己对合作社的控制和间接管理的权力。

  第四,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科学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因现存的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并不能真正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因此,有必要对其做如下调整:

  (一)、改变现行的对被征地农民土地补偿金的一次性货币支付的做法,将其中的征地安置补助费真正落实到“安置”上。即,由征地单位将这笔费用首先用于为被征地的符合劳动力年龄的农民缴纳小城镇社会保障费(含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社会保险费),而对年老人员则缴纳征地养老费(含生活费、医疗费、补助费等)(以上措施主要参考2003年10月20日起实施的《上海被征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办法》)

  (二)、建立失地农民再就业服务机制,促进符合劳动力年龄的失地农民再就业(创业)。由安置补助费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加上社会投入的资金,以小城镇为单位,成立失地农民再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对失地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再就业(创业)指导及职业介绍等服务,为失地农民再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相信在取消城、乡土地在产权、价格上的二元制,对农村进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再加上有力的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农村土地流转而引起的“纠纷”,一定会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只有具备了合理的对农村土地政策以及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失去了唯一的社会保障后,我们的农民才不会沦为“三无”,才不会被抛向生存的绝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解除覆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

  以上,笔者试从将流转税还惠于农、科技哺农及改革对农村的土地政策三个方面,粗浅地谈了一下对“减负”问题的一些看法。或许其中仍存在许多不妥之处,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发表出来。

  因为,我不想在脚下这片由无数先烈的生命换回的土地上,再看到农民们那依然佝偻的背影;我不想看到,在流淌了许多本不应该流淌的鲜血后,中国农民那依旧迷茫的眼神。

  然而,透过迷茫的眼神,我依旧相信:

  天堂的门早已敞开

  只不过

  在奔向天堂的路上

  我们

  迷失了方向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写于濮阳市一中、外高联校

  作者简介:

  广利,男,汉族,一九七三年出生,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人,本科学历,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濮阳市作协常务理事。毕业后曾经从事编辑、记者等职业,现为高中语文教师。

  迄今已在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百余篇散文、小说、杂文及诗歌作品。主要作品有政论散文《消失的定海》、《新烈女大观》、《我们怎样做父母》、《中国孩子的未来》、《网络沧桑》,短篇小说《梨园入梦》、中篇小说《似水流年》、《往事如歌》等。现已出版散文集《失落的方圆》(26万字) .

  电子信箱:pyliuguangli@ yeah. net

  作者:刘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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