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群:“文字狱”和“言论自由”应有的法律尺度

  很高兴在《中华网》新闻栏看到了转载自《工人日报》“湖北大学教授写小说被判刑半年文学界表示震惊”的报道。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近日以诽谤罪一审判处涂怀章拘役6个月。该法院能够公开判决,声称“小说虽未写真实姓名,但根据作品能够推知出特定的诽谤对象,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这起码显示了处理此案的有关法官和检察官胆敢以文字言罪的勇气。这要比起偷偷摸摸,黑箱作业,蓄意网罗罪名,任意处置,要强太多了,也提供了一个可供法律界,文化界和公众公开辩论“言论自由”法律尺度的平台。

  写小说不同于写自传,地方志,历史纪实和史实考证,也不同于社会调查报告,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如果按照本人的粗浅理解,小说的本质应该是作家通过个人的精心构思,用优美的文字编造出具有文学价值,供大众消费,能够使读者喜闻乐见的一种产品。小说允许作者跨越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地理位置,在虚幻的想象时空中遨游,自由发挥。为了达到故事浓缩,突出主题和紧扣读者心弦的渲染写作效果,小说更可以由着作者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张冠李戴,人物重组合成,夸大事态,深入地刻画故事中人物的善和恶,正和邪,道德良知与自私贪婪,各种心理变化,根本无需顾及故事原型和是否符合事实。

  小说一旦出版,就像是一种新产品的面市,已经与产品的作者和设计者脱钩,也与故事的原型,新产品的初始清样脱钩。媒体文学评论家的加入,只能反映了部分小说评论家从各自善长的领域和个人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和感受。他们的赞美和批评意见提供了作者以后写作的参考,也可以捧红,或打击一部小说的销售量。然而新产品的是否能够符合市场需求?最终只能由着消费者的喜好来评说。白纸黑字已成事实,对这部小说的社会评说,原作者无能为力,除非有再版修改的机会。

  政治力的加入可以使一部文学作品增加了无穷的变数。“文字狱”充分体现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可以单凭自己的好恶,对文学作品的作者施以暴力,假借法律,罗列各种罪名,任意处置的专制。当然,“言论自由”也必须遵守法律,以遵从社会公德为底线。作为文学作品的制作者应该对他的产品负责。如果作者明白无误地触犯了法律,罪证确凿,他就必须承担起法律的责任。

  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既然对涂怀章教授的小说,胆敢以文字论罪,判处他诽谤罪,就必须罗列出构成他诽谤罪的具体罪证,拿出真凭实据。单凭法院所公布的“小说虽未写真实姓名,但根据作品能够推知出特定的诽谤对象,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的说法,包含了太多的人为假定和随意定罪的可能性,是说不通的。涂怀章教授写的是小说,既然小说未写真实姓名,这13位湖北大学的老教授和老干部“对号入座”的依据,就只能从故事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刻画上找。这就涉及到这些老教授和老干部是否真的参与过故事所描述的那些事件,干过那些被认为不光彩的行为?而这些问题的讨论本身,已经超出了小说作者应该承担的责任范围。

  本人认为,此事件的发生,而且在报纸和网络上被公开化是一件大好事。我们不应该把对此事件的讨论,局限于长篇小说《人殃》是一本好作品,好作品的作者就不应该被治罪的议论,也不应该让讨论误入判决会否滋长‘对号入座’的恶讼之风的歧途,更不是以“小说诽谤”的名义对作家判刑,“应当慎之又慎”的问题。

  依法治国,就要依法论法。武汉市作家协会和文学界人士应该勇敢出手,拿出具体的行动,大力协助涂怀章教授,聘请最好的律师,堂堂正正地从法律上打赢这场官司,同时公开号召展开一场“文字狱”和“言论自由”法律尺度的社会辩论。以此为契机,争取一举从法律上解除长期以来一直高悬于中国文人头顶上的“文字狱”桎梏,迎接中国文艺复兴的到来。

  作者:范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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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杨中 说:,

    2008年01月30日 星期三 @ 03: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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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赞成红袖添香佳作的观点,再评懦夫的“理由”
    杨中
    风雪之夜,浏览博文,忽然读到《懦夫的自白》一文,感到很好。联想红袖添香经常有这种血气方刚主持正义的杂文,不免感动,也表达几句心情。一是非常赞成该文的观点:彭水诗所揭露的正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当地操权者不会把秦中飞抓起来。有权并不等于正确。武汉的基层法官帮那些历史上搞运动整人的有权者打击报复小说《人殃》的作者涂怀章教授,公然判处拘役,真是丢湖北、武汉的人。它告诉世界,在那个地方,写小说会坐牢的,比清朝文字狱时代的某地更厉害,真是败坏我国在国际上的名声。《懦夫》一文,不仅好在有正气,观点鲜明地反对文字狱;更重要的是它从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角度指出了整人者的所谓“理由”是非常可笑的。重新阅读资料,确实深有同感。秦案的制造者说秦犯了诽谤罪,使之锒铛入狱。好在纠正较快,也算赔偿了损失(多少是个意思)。而武汉涂案的制造者就更滑稽了。正如该文所指,你既然告诽谤,却反复强调该小说是非法出版,出版手续与诽谤有何关系?莫名其妙。这只能说明告状者心虚,知道没有真人真名的小说是构不成诽谤罪的,所以反复从其他方面大做文章,以偷换罪名与多方面指责的方式企图哄网友们相信应该定罪。须不知你越是强调其“非法出版”,加上自诉人中有个出版局长利用职权害人,越是证明此案定不上诽谤罪。再说有谁相信呢?据说作者是当地作协副主席、著作很多的教授,还有什么国家津贴、科研经费之类,出书用得着自印么?以其身份过去有著述多种(楚天都市报也这么报道)不可能出版不了著作。至于那个叫啥子韦洪乾的枪手主张打“非法经营”罪,更是活脱脱一副诬赖别人的讼棍嘴脸,不值得费唾沫一驳。懦夫的“理由”实在是只能让我等不相信。告状者多次说,如果作者是受冤枉,为什么不反诉?以我们旁人来看,惯于整人者果然高明,既然当地法院颠倒黑白帮你们判人家,如果还向帮你们的法院反诉,那不是神经病和白痴吗?我们想,一位作家不会蠢到那种程度吧?这些告状者也未免把世人看得太傻了,谁会相信这种“理由”呢?反复拿这个说事,证明智商太低,且暴露了告状者与法官是哥们,法院像是他家里开的一样,否则那会如此讲狠话估计人家不敢反诉呢?不是吗?
    看那些人的文字,发现他们还有一条最荒唐“理由”,说他们历史上搞政治运动整人、审查人是“党组织”布置(品质不好居然往党的脸上抹黑),是路线问题,整人者没有任何错,所以小说就不能写,没有真实姓名也不能写。其逻辑正是:“只要是老子干过的坏事,小说也不能写,记实更不能写……因为那不是我们的错误……”。其实,小说家、诗人的使命就是:将历史上的坏人坏事推上道德的审判台。这使我们想起了纽伦堡大审判时出现的一幕,那些亲手屠殺过犹太人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想以“执行命令、身不由己”来辩解,但国际军事法庭说:“个人必须对个人的行为负责!”对于道德罪犯来说,只有忏悔才是正确的,但那太需要勇气和素养了,不容易啊!过去听人说日本军官不承认南京大屠殺,那么,抗战作品就应判诽谤罪罗!所以,越来越觉得好的诗歌小说都具有纪念碑意义,就像建立奥斯维辛纪念馆、二战博物馆一样。读《懦夫》一文,感到作者一针见血,看问题深刻。希望红袖添香——我们喜欢常读的博客多发些这样有分量的好文章!(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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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玉洁 说:,

    2008年03月10日 星期一 @ 13: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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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以向范立群先生致敬,赞成您的文章观点 小国大明镜,照透执法人
    ——论万哈宁败诉的启示
    高玉洁
    芬兰法官居然不顾其总理万哈宁的官职有多大,判他败诉,原因是万先生没有道理。一个权势赫赫的人物,洗过鸳鸯浴等等之后,一条短信就粗暴地抛弃了女友,其伤害之深可想而知。她把痛苦的体验作为素材写成小说,是可以理解的。既作小说写,就只能当小说看。即使万哈宁觉得狼狈丢丑,首先应该反省自己的道德行为。小说从道德上批评其不良作为,对社会具有教益。而万先生竟然去告人家,足见没有认识自己道德上的过错而自恃位高权重,以为可以借法官之手报复无权女子。芬兰法官尊重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国家司法形象,为世界树立了一面大明镜。在芬兰人看来,这很平常。因为,小说不可能诽谤到具体的自然人,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但对中国公民来讲,非常震撼。原因是:在我国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多次判例,公民至今还在呼吁防止文字狱!
    难道是我国的法律不好吗?非也!我国的法律是公正的,立法也相当系统全面。但是,我国于1995年明确宣布将“有罪推定”改为“疑罪从无”的原则之后,仍然出现了多起与法律对抗的荒唐事件。2000年,云南玉溪农民作家徐勇鹏发表1700字小说《送礼怪招》,被当地一法庭副庭长诬告为诽谤罪,被判赔偿万元精神损失费,并拘留其家7口人逼得他向审判长捅4刀,最后被宣布写小说无罪但构成故意杀人罪判死缓。2005年,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发表长篇小说《人殃》,被武汉武昌区法院判拘役半年,并以该省发行量最大的《楚天都市报》配合从多角度歪曲报道与讨伐,受到海内外舆论谴责和该省市委得力劝阻,判决无效,但武汉法院放弃了自己的形象而并未公开表示改正。2006年,重庆彭水业余作家秦中飞写诗歌被抓捕坐牢,经社会舆论谴责重庆市委为其平反,释放,赔偿。为什么屡屡发生这样明显的荒唐事呢?徐勇鹏案的对手是法庭副庭长及其关系网;涂怀章案的对手是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出版局书记局长、湖北大学副校长之流,秦中飞案和朱文娜案的对手系县委书记。把他们的官职加起来,绝对抵不上万哈宁先生的官大。但是,判决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
    举世皆知,中国和芬兰的法律都是公正的,而中国法律在某些地方却被肆意践踏,这是为什么?南方周末有文章倡议来一次道义上的审判“黑心法官”。意思是说,上述荒唐判决的发生是因为当地出了黑心法官。从事实上说的确如此。有当过某案原告的人透露:“要搞定一个官司很容易,只要买通分管此案的副院长就绝对胜诉,只要他接了你的钱。”据《前卫》杂志报道:2004年,武汉中级法院受贿窝案一次揭出13名法官受贿,其中两名副院长。该文举了一个例子。某律师向当事人索取3万元,自己留下2万,送1万给分管案件的副院长。受贿的副院长指示合议庭审判长(副庭长)颠倒判决,该副庭长就照办了。有人会问:那副庭长为啥不抵制呢?不是还有审判委员会吗?
    作那位副庭长来想,怕因抵制分管的副院长而对自己不利,比如提拔、评级等诸多方面;他与当事人非亲非故,也没钱给他,抵制副院长自己就会受损失,他愿意吗?再说,就算你坚持公正,抵制得了吗?副院长以及看其眼色的合议庭法官,都可以参加审委会。审判委员除个别正派而敢提意见者外,一般都不愿得罪分管的副院长,怎会抵制呢?所以,审委会往往不但起不到抵制分管副院长的错误,反而成为他执意错判的程序根据:“这个判决是经过审委会的!”更加有恃无恐。难怪有经验的行贿者说:“只要把分管的副院长买通,官司就按你的要求搞定了。”一旦收了贿赂,手中有权,审委会容易通过,腐败分子就会不顾一切。收了贿赂就不会后退,如果他不按行贿者的要求办,被揭露出来岂不要自己坐牢?所以说,只要分管的副院长肯收钱,就搞定了。尤其二审,判了就判了,你去申诉吧,判决照样执行!那么又有人问:分管的副院长就那么容易相信你而收钱吗?当然不会。这就是有些人又去找其他官员行贿的原因。有权的腐败者再找这副院长,甚至许以提拔之类的“政治支票”,既有升官希望,又有实惠收入,他就干了。从我国已经被判刑的法官来看,因受经济和政治贿赂走进监狱的还少吗?
    其实,我国的法律是公正的。党和国家天天强调秉公执法,对黑心法官也在严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就是有些腐败法官偏要无视国法。只要得了黑心钱,他就走上了不归路。一天未被举报,他就还在办案,荒唐判决就难以绝迹。
    难道芬兰就没有黑心法官吗?非也。但他过不了监督关。芬兰专门设有国家法律监督官,有权出席内阁会议,直至监督总统。所以,二号巨头万哈宁也赢不了官司。人与人平等,新闻公开。权再大,也不能为所欲为。可喜的是,中国党中央和人大、政协、最高法正在酝酿改革目前的审委会体制,也在实际上设法遏制文字狱冤案。希望有良心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都来讨论制定限制黑心法官的规章制度。小国大明镜,照透执法人。一个仅33•8万平方公里、530万人的北欧小国能做到执法公正,我中华泱泱大国能做不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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