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日本民众为何对右翼沉默

  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其实,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在研究日本的对华态度上,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民众心理、精英层与政治家的关系,这样才能搞清楚事实。

  日本民众依然希望中日友好

  从根本上说,日本民众普遍希望中日友好。上世纪50- 6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贫穷,但国家独立,人民奋发,而日本虽然经济领先,但美军驻在日本,日本说不上真正独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可以说是充满羡慕之情。70年代中期,“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共同反霸让中日两国走得更近。中国领导人与日本各界真诚相交,推心置腹,个人魅力深深感染了日本。80年代早期,有几批中国政府公费留学生来到日本,在日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找地方打工比较容易,而市民对那些留学生也比较热情。有的中国老留学生回忆,他们走在街上,素不相识的日本老太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会把他们请到家款待一番。

  当时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友好,取决于许多因素。那个时代,经历战争时代的老人仍在,他们知道,中国对日本犯下的战争罪态度宽大,如前苏联把数十万日本战俘转移到远东地区劳动,而中国政府则迅速遣返了数百万在华日本人。对于战犯,中国大多采取教育改造并释放回国,等等。这批老人的行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我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就是其中一员。他视我们这些中国人如同亲人。他曾在日本全国性劳工组织任负责人,还当过议员。可惜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先前的老人年岁都已经很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战后曾活跃在中日友好前线的人物相继故去,日本再未出现像宇都宫德马等一呼百应的对华友好人士了。

  尽管相比于以前,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者在减少,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明日本民众“仇华”情绪正在高涨。准确地说,当前,民众对日本对华政策没有话语权。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在某一段时间内允许有一次选择自己代表的机会,但话语仅仅在那一瞬间。比如,以去年9月小泉自民党选举大胜为例,当时的投票只能表明了那一瞬间日本民众的态度。民众支持自民党,并不意味着民众多数支持小泉的对华政策。因为这次选举,完全是邮政改革选举。

  左右日本民众投票行为的是经济问题。目前,日本国民心理处于一个极端不平衡的时代。二战后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经济上的辉煌让日本人拂去部分战败的阴影,恢复了自豪感。可以说,经济飞跃才是战后日本民族自信的源泉。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内心充满惶恐。他们对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感到焦灼,希望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带领他们走出低谷。虽然小泉执政以后日本经济并未复苏,但是,乌合之众般的民主党等反对党更让人失望。这才是自民党长期获胜的原因,但绝非代表日本民众“仇华”。

  最大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

  那么,日本民众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日本有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者,一位北大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说有1万余名。这个数字比较可信。日本学者中根千枝曾对我说,日本即使在冷战最严峻的时代,花在研究中国的钱也比研究美国的多。以前,中国研究主要有两种流派,一是京都学派,注重对中国资料的实证研究。另有一批左翼作家、大学教授、媒体从业人员、意见领袖中存在一大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革命充满同情与支持。那个时代,右翼在言论界要夹着尾巴。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发生了变化,日本也发生了变化。上述两类中国研究学者都逐渐被排挤出言论界主流。

  80年代至今,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界的转变可分两个时期。前期是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中国的学者逐渐占据主流;后期是从90年代中期至现在,因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开始淡化,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学者不断增加。这些学者多数受政府的资助,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这样,这类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某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政府为右翼学者提供许多一手资料和前沿信息;另一方面,学者们也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咨询。这些咨询通常将国家利益与政治家个人的利益紧密结合。久而久之,这批学者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研究的话语权。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日本媒体就会找这些学者发表见解。这里必须要指出,日本媒体与其他国家的媒体有所不同。日本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设置的新闻俱乐部。如自民党与政府主要阁僚的家门口,每天早晚都有记者守候,这些政治家的发言往往就是日本五大报次日早刊或晚刊的基调。

  因此,对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媒体自身不但很难行使监督权,反而被政府牵着鼻子走。加之为了与政府口径保持一致,媒体不自觉地会更多地采访那些右翼学者,这样就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浪潮。比如关于东海油田问题,有的日本媒体罔顾事实,让有的日本专家都觉得汗颜。从上述日本媒体的报道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政治乃至国际关系中,所谓“民众的意见”,其实很苍白。一般市民能发表意见的地方,不过是大小报纸投稿栏上几百字的意见陈述,或是视觉媒体在街头摄取的一个镜头。而这些都是媒体选择的结果。此外,在网络中,多数网民无法有效选择政治判断的信息,而实际上,网络并未形成对现实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力。

  民众充满悲情意识

  到底如何看待日本民众的意识呢?我想,除了上述战后因素外,还有地理历史原因。从地理上看,日本孤悬东海,与其他民族交流困难,有天然的孤立感。地理上的隔绝,造成日本民族不善与其他民族沟通。从本质上讲,日本民族是孤独的。正因为孤独,所以,在行为方式上,日本民族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最终付出重大的代价。在现实中,孤独的民族性也表现为,政治家不善于灵活处理与各邻国的关系,导致日本现在与所有主要邻国都存在重大外交障碍,这在冷战后发达国家中非常罕见。

  其实,自明治维新之日起,日本国家自我定位就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它渴望以西方文明的秩序观确立自己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但它自己最后却被西方文明击败。

  二战之后,作为一种潜流,国民内心深处存在某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不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强烈的反美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表露是经过慎重处理的。比如每年日本以最高规格纪念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就是一例。这种反美情绪在不言之中。

  冷战结束后,这种悲情意识总在寻找表露的机会。比如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人质问题,日本媒体舆论界整体动员,全力追踪报道,很少看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悲情意识全力把日本打造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在这种打造过程中,政治家、各类精英才是主演。小泉就是其中善于表演的一个。他善于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孤胆英雄,表现出他是一个顶住压力决不屈服的好汉。在中日关系中,小泉也玩了悲情的手段。他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在民众面前表现自己“毅然”、“果敢”保卫“日本固有文化”的勇气,以期唤起“同仇敌忾”、带有悲情意识的民族情绪。

  从这些角度看,在中日关系上,所谓日本“民众的意见”是没有的,而民众心理则应研究。所谓的“民众的意见”被淹没在选举制的缺陷和精英的变化之中。而日本的民众心理则仍然十分脆弱,日本民族希望得到肯定。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说,日本人的自我结构中,“他我”意识很强,即很在意他人目光中的自己。毛泽东当年曾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他对日本民族的肯定,安慰了很多日本人孤独的心灵。这是一种研究日本的思路,也是我们日后开展对日工作、争取日本民意需要考虑的方向。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地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环球时报>> 2006年01月06日第十一版

  作者: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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