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赤琰:中国移民之外因

  本文由最近发生的五十余名中国人偷渡而闷死在货柜箱的惊人事件,谈到历代中国人大量移居外国的原因。作者认为,经济贫困与政治不安定,不一定会触发移民或难民潮,外在的因素也很关键。

  香港传媒对于58人蛇被偷运入英国而闷死在货柜箱一事作出了头条而详细的报道与评论。笔者在来北美前也曾接受香港一间电台的访谈,被问及的问题包括:“中国现在已作出了相对来说比过去开放得多的政策,经济增长的快速举世瞩目,而且稳定,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想尽办法偷渡出国?

  抵温哥华的第一天,朋友招待,也谈起这事,他说,有一位在移民局工作的官员,在不久前曾与加警一道护送八十多名来自中国福建的非法移民。当他抵达厦门的时候,大吃一惊,原来厦门发展得那么漂亮,繁荣,到处都见经济建设的工程在进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来自福建的非法移民?这位官员原先以为中国一定贫穷落后得可怕,又没有经济机会,才有人甘冒生命危险偷走出去。

  这些疑问的确使人费解,我在上述电台访谈时也指出,若说经济因素,文革期间,经济远比现在贫乏,而且还有不停的政治批斗,但偷渡到香港的,文革十年比之前的十年与之后的十年(1965年之前与1975之后),可说低得出奇,几乎完全停下来。1962年,在7 个星期内,往香港强行闯关而入的,达到26万人,但那是因为广东省发生旱灾,当时的省领导人陶铸不忍见到人民挨饿,下令边防人员放松,以解饥荒之急。1979年邓复出后,实行开放政策,从1979到1980年的一年半内,单是非法闯入香港的竟达37万人之多。当时引起港府发出警号,怕拖累香港的经济繁荣与政治安定,即时派员到广东谈商解决办法。中国提出港府须先行放弃其“抵垒政策”(即任何人只要成功偷渡进入新界边境,便可自行申请身分证定居下来),中国同时也会想办法减少偷渡人潮,除了加倍边防巡捕外,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境内官方各种渠道,向邻近香港的居民送讯说港府已终止“抵垒政策”今后任何人偷渡香港,便会被遣送回去。这方法果然奏效。

  “拉”与“推”的 因素

  由此可见,经济贫困与政治不安定,不一定会触发移民或难民潮(粮荒与战争则例外),外在的因素也很关键,这在学术上已有理论,一个叫“拉”的理论(Pull Theory ),一个叫“推”的理论(Push Theory ),前者指的是外在因素吸引他们,使他们冒险偷渡,后者则指内在因素迫使他们偷渡出境。就中国的案例来观察,如果以过去150 年来论,“拉与推”的因素都存在,但就移民本身的历史地理背境来论,笔者认为“拉”的因素更大,尤其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更是如此。

  首先且说清末最后的七十年,中国门户被西方打开,1842年前后广东与福建基本上已受到了西方经贸的影响,有关西方世界经济富裕的信息已慢慢在沿海传开,后来清朝被连串军事击败,边防更没法守住。澳门与香港被据为葡英殖民地后,通过这两地以及厦门(英国也在此建立势力),中国人民开始了史上轰动一时的“猪仔”移民潮。

  那是第一次的大潮,短短的五十年内,到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前所有在美国、加拿大、南美、澳洲、纽西兰、东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的华人社区,都大批建立起来。今天大家熟知的北美、欧洲、南美的唐人街,就是这期间建立起来的。而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城镇与乡村,成了当地的经济动力的据点,也是在这期间出现的,究其原因,“推”的因素要比“拉”的因素强,这可以从历史上见到,元朝崛起,汉民受到的政治压迫,但却不比明代的外逃移民多,马六甲王朝出现的华人社区,便是明代出现的,因为明代的闽粤,对外通商频密,郑和七度下南洋直达非洲东岸,便是从这个民系。由于中原受到外族的侵入与杀害,大批往江西南部山区逃去,然后又由赣南分向粤闽移去。河洛(即俗称福佬)的闽南方言一系集中在闽南定居下来,而客家的方言一系则主要集中在粤东、闽西、赣南三省的边区,之后在七百多年的历史中,客家人曾五度再外大迁移,主要是由河南南下进入三省边区后,有人再由西或西北迁去,构成了今日仍见的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地完整的客家村落。也有人从三省续往南渡,到了台湾以及南洋一带。更有人迁回中原的。而闽南方言一系则有人迁往台湾,近代有更多的人迁往南洋。由此可见闽客两个族群自中原迁入南方后,还不断往他方远走的现象。他们在两省长期与当地居民接触,一面与他们整合,也一面影响他们陪同上路。这在1842年香港落入英人手里后更可见到,台山的粤语一系之去北美,新会、广州的粤语一系之去马来西亚,便是较后的现象,这与客闽惯性他迁而受影响,不无关系。

  从上述客闽两个族群在历史上不断南迁的史实,我们可作出判断,这两族容易他迁已成为历史的惯性。但这仍不足说明他们为什么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时间里,能把他迁成为族人历史的惯性。若探索这问题,首先应从他们的文化、宗族、教育、政治、经济与地理环境去理解。

  为何举族南迁?

  首先必须指出的,客闽之所以举族南迁,说明他们对于外族侵犯中原不能认同,起因在于文化上不能接受,由后来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生活的维护行为来判断,不但是因为他们文化水平高,同时也因此出了不少杰出的文化领袖,这因此又导致他们的族人历代在统治阶层里出了不少人材。加上两族在宗族系统上根深蒂固,这可以从闽粤赣三境联接地带所建下的雄伟的建筑群见到,单在闽西一带便有两万间宗族式的土楼,大的可达直径八十多米长,四层建筑,三,四百年历史,可居住好几百家庭成员。这些建筑不但说明了他们的文化水平高,宗族性强,经济能力高,教育发达(可从他们的仕途杰出记录见到)。加上地理位置上,他们地处南岭山脉之南的丛山地带,中原逐鹿之群很难征服他们。例如单是赣南几百万客家村落的人口便已成为三十年代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发源地,红都瑞金在此,长征的起点也在此。

  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兵也在闽南坐大,甚至可征服台湾,赶走荷兰殖民地者。地理上,也由于近海可耕地平原少,迫使闽族一系走上海洋通商,从宋开始,闽南便已成为活跃的海上通商之地。

  所有上述这些背境,说明了客闽既成为他迁的惯性一族,又因为他们的文化宗族网络根基深,不容易“数典忘祖”,因此,只要国内开放的政治环境许可,家乡与外间的联系便会频繁,互通信息的结果,呼群结伴同行上路他迁的事也就在历史上不断上演。79开放政策后,海外通讯恢复,闽粤两省更成为经济开放特区,引发海内外经贸交往频密,有人再动他迁之念不但对海外如此,连深圳也成为客家移迁的热点,厦门对闽系一族也然。因此,理解到这史实,对于近期移民潮的现象也就可正确理解了。

(作者是香港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部主任)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郑赤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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