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国妇女解放

  经验主义哲学开创者F·培根在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时,发现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些错误观念和偏见,他把这些称之为“假相”。他认为人们欲获得“纯客观”的知识,须清除认识道路上的障碍,于是提出了“种族、洞穴、市场、剧场”之“四假相说”。此说在认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

  其实人类认识中的“假相”何止仅四种?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也存在着一种伴随人类始终的“假相”,我姑且命名为:“怜女假相”──这是由两性性心理差异所造成的。较之男子,女子好撒娇诉苦和易接受爱怜这两个紧密联系的侧面组成,由此引发男女间感情投资上有所偏向侧重性倾注,从而引起一系列价值认识和男女间冲突与调和。欲清除掉此“假相”或否定其存在合理性则是虚妄的,然而凡事均有个“度”,超出了“度”,就走向事物的反面,此所谓:真理向前迈出半步便成谬误。人类在男女认识上受蔽于“怜女假相”所伴随的谬误真不少,在中国大城市中流行的某些“女权主义”即是个显例,因为它迈出的远不止是半步呢。(它的理论支持可参阅禹燕:《女性人类学》)

  作为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怜女假相”根植于人类天性之中,起到某种平衡补偿作用,因为女性较之以男性,存在着自身难以弥补的生理心理上缺陷脆弱。因此,添加入“怜女假相”作为补偿因子于女性,达到某种“平衡”效果,使得男女间和谐协调发展关系,从而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这是大自然中的“守衡律”的特殊情景。

  按照历史辩证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过程。人类两性关系发展亦如此,当“怜女假相”的历史演变在某个阶段超越了补偿因子功能,而一味自我膨胀时,就异化为人类的对立之物。

  譬如,在谈到女性先天缺陷时,中国的一些“女权主义”者老是抱怨道:男人处处是强者;女人处处是弱者,尤其在男女性关系、性竞争上更如此,由此造成男人占尽便宜,女人受尽欺凌压迫的结果。妇女翻身得解放无非就是要男人多多让步,多追加补偿因子于妇女而已。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须知女权主义在作上述认识时,就已经掉入了“怜女假相”偏见陷阱。而复将其偏见和偏颇尽用作为妇女解放的大前提和逻辑出发点,再将推出之结论强化“怜女假相”——由此只能遁入循环论证的逻辑之中。事实倒底如何?试分析如下:

  自然界有些基本的定律,如对称律、不灭律和互补律等,它们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一旦将它们应用于男女两性认识时,便辄受“怜女假相”干扰和遮蔽,使人们、特别使中国“女权主义”者目光受骗致谬。

  从“对称律”上看,统计资料上表明,男女出生数之比为106:100,意味着男女之间在性竞争上是不平等的,男子处于劣势。在父系社会,至少有6/ 106×100% 的男子是多余的,得不到繁衍后代机会而遭自然淘汰(这是“对称律”中的不对称情景)。这些“多余”男子的人生道路便或是“身先死”,或中途夭折于艰苦险恶劳作,或为阶下囚、太监、同性恋、为老光棍。自古来,更有多少须眉赴汤蹈火、拼死沙场为此结局。

  去掉必遭淘汰的男子,则余下的男子在任何一夫一妻制社会中,与女子人数对等的性竞争中机会却是均等的(进化机会均等)。尽管男女性竞争策略及模式有所不同:男子有着比女子强烈得多的“多方位性投资”Libido冲动;而女子采取让男子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感情于女方使之为作爱投资的策略。但若有Z个男子多霸占着m个女子,则必相对称地有m个男子由此减少了性对象;有n个女婴遭溺杀,便必有n个男婴将丧失传种接代的机会;有o个女子失贞,相应地有o个男子失去“初夜权”;有p个女子遭侮受辱,便无可避免地有p个男子失却“性垄断权”;有q个女子感叹豆蔻年华短暂早逝,就有q个男子难觅青春浪漫……。在任何其他X夫Y妻制社会亦可照此“对称律”类推。“女权主义”声称:由于每个社会中总有少数男子对女子施行强暴或肆意侮辱,却导致了妇女整体安全感和地位下降,对此,男子该负起全部责任。但深受“怜女假相”遮蔽障目的“女权主义”者,却有意无意地缄默另一个显然事实:几乎所有男子在同女子作爱之前,都预先向女子作种种物质和精神投资,以补偿各种失贞、怀孕、生育和育儿等实际损失或风险损失。正因如此,才给予女子以种种机会,使为数不少女子得以大肆利用之,收刮男子钱财及其他好处。甚至会滋生女子职业行骗者,专事收利而无交媾与之“等价”交换,致使男子利益受损失。因此,从宏观数理统计上看,女子整体利益并未有什么损失。

  深受“怜女假相”干扰视线的中国“女权主义”者极力夸大妇女孕育生产之苦难,而否认妇女养儿育女对其带来的特有的男人无法比拟的天伦之乐及其自我价值之实现。事实上,在中国这一以续延家族、兴旺人丁为要义的传统环境中,女子正享有着得天独厚的青睐。

  从“不灭律”上看,在任何X夫Y妻制社会,男女之间性竞争都是在与各自的同性族中远为激烈得多的性竞争基础上展开的。这在男性族中表现得特别显著,亦即男子在各自性竞争中消耗掉更多的力量。而每一同性族中,有一部分成员凭借优势若多获取异性的性利益a,则意味着其余成员必丧失其异性的性利益a,(这是假定从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性权利出发考虑的,实际上每人的性能力、体验和感受不一样,故性获利也不一样,在此从略)反之亦然。作为一个性族总体来说,其性利益大致不变。

  从结合“对称律”和“不灭律”来看,每一性族中的一部分成员若损害了异性族中一部分成员的性利益b,则余下部分成员便会从中获取额外性利益b作为“补偿”,反之亦然——此为“规定即否定”辩证法。如贞操的价值正是建立在失贞的基础上的;在溺死一部分女婴的同时也增加了余下部分女婴将来的性选择力;又如男子永无“失贞”鉴别之虑,但得报应的是童身信赖度降低和其价值难以与处女相媲美,此正可作反证。

  从“互补律”上看,男女是相互造就的,互为依赖、互为关联。每一方受损,经社会实践反馈的结果,总会使另一方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受损。如爱情就是男女双方生理和心理能量上信息上的交流和补充,亦即为男女共享的联合体,并不存在着单方的纯得益或纯受损,尽管爱情在男女人生中的比重和价值当量有所不同。(定量而论,可能会有所不均等。)

  综上所述,辟开从“怜女假相”上看,在男女总体性竞争中,男子并未占到便宜;女子也并未吃亏。换言之,在此点上,男子不是强者,女子也非弱者。不仅如此,美国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还指出:现行人类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是对女子进化有利的,因女子的性竞争策略倾向于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庭和性对象的专一性。一夫一妻制有利于满足此要求。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男子的性压抑性焦虑必甚于女子,长此以往便会减缓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然而,上述这些状况在中国“女权主义”者看来恰恰完全相反:女人大大地吃亏了,因此该用“怜女假相”眼光来看待男女关系以补偿不足。

  既然大自然塑造男女相结合,必以互为长短相结合为条件,这意味着男子同样存在着种种弱点缺陷:男子有着远比女子强烈的侵犯冲动、创造冲动和主动性性冲动。这些冲动构成各种欲望的动机。冲动欲望越强,对快乐的期望也越高。对于高期望,快乐所赋予的满足值就放大,而对高期望的满足,快乐值就越大;反之亦然。故在一个高度極權管制的超稳定结构社会;在一个理学盛行极力排折感性生命、抑制创造力、浸透着阴柔之气的文化氛围中,男子承受着远为沉重得多的压抑。这也是中国“男子汉”失落的传统背景。然而深受“怜女假相”遮蔽,见之于文字的倒尽是些女子“苦大仇深”的记录。而将造成这些罪恶的罪魁祸首之水,统统泼向男子便简单了之。从伦理学上讲,权利和义务这二者应是辨证的统一,互为前提,相互包含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求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们把义务放在第一位,把权利放在第二位。此要求对妇女解放也同样适用;在讲到权利的时候,应把社会的尊严、人民的权利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小集体乃至“半边天”的尊严、权利放在第二位。遗憾的是,人们听到的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喋喋不休的调子:“女权啦,女权啦!”,却闭口不谈妇女义务、贡献。一挨到分享社会成果时,急忙打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招牌,垂涎欲滴;而轮到分担社会责任时,辄高举“妇女弱者”的免战牌,龟缩一隅,一味贪图追加“补偿因子”。所有这些都有“怜女假相”溢施之因。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些还被视作为社會主義建设的成就、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呢!如: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绝少见到女性反面角色;又如“女权主义”津津乐道于国营(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的男女“同酬不同工”及“同工不同才(能)”现象,并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在谈到义务时,人们只能听到“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调子:男人也该做同样份额的家务活——中国“女权主义”者何曾想到:在分配公民权利与义务过程中所须遵循的价值尺度遭扭曲变形,则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破坏。从法律上讲,司法须严格以公正和平等为原则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却深深地染上了“怜女假相”重症。请看一方面,在我国所有的教科书上涉及婚恋道德部分都告戒着人们:女子的外貌和贞节是无关紧要、不足挂齿的——似乎男子不该享有审美权和初夜权;然而司法实践中却是另一种绝然相反的态度:女子的外貌和贞节绝顶重要、价值连城——若有哪个男子出与冲动损害之,则尽极大之责任,常以性命相抵偿。1983年的“刑打”中,有多少男子被判处极刑仅仅只因冒犯了女人高贵的尊容尊严,1994年轰动沪上的“潘平毁容案”亦是。正因我国大城市中的司法对男子如此“从快从严”;对女子则如此的“保护”,故而沪上的女人如此气焰万丈不足为奇。从系统的角度看,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是个较为“后继”的部分。妇女权利只是人类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权之与人权尤如毛之与皮。岂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整部人类史告诉人们: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人类解放重任,极大地得由男子汉来完成——这意味着男子汉的自由权理应优先一步得以发展和解放,然后才能使包括妇女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和解放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从母系制走向父系制之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解放是和自由同等程度的概念。因此,这对妇女解放来说亦如此。可悲可叹的是深受“怜女假相”障目的某些中国女权主义者既不愿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又不愿在社会实践中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却一边空喊着“女权,女权!”;一边不时做出侵害他人(男人)的权利,其痛快尤如杀鸡取卵一般。她们依杖着父母官所提供的权势保护伞,频频向男子汉突施“助官镇叛、上书告密”的杀手锏,或是祭出“同归于尽”的镇山宝,以极尽赖皮为乐事;曾几何时,秦香莲的“新种”们纷纷撑起旧幡撒赖欲拖夸掉被帖上“陈世美”标签的男子汉精英分子(参阅苏晓康:《阴阳大裂变》,载与1986·6《新华文摘》)。这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对男权主义的否定,还不如说是对男性优势的嫉妒和贪欲,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贪婪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从另一角度说,是女人内心深处极度自卑的扭曲表现形式。可笑的是其结果既阻碍了社会进步也延缓了妇女解放,从而成为一个社会学怪圈。

  “怜女假相”作为补偿因子是历史地发展变迁着的。今天,它在功能上还有着女性自我对照以促进“四自”、提高自身素质之用。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男女平等将是妇女通过自身对社会作出贡献而达到男女“守衡”的前提下,“怜女假相”逐步减小的过程,而不应是相反,因为它正是妇女地位和素质低下的确证。

  (此稿早就完成于一九九八年九月三日,今日重写)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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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何健(Shanghai,China) 说:,

    2009年08月15日 星期六 @ 16: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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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新解:“‘雌的’(prostitute)无淫赚百两。”也就是说,“雌的”有淫的话:能穿最新名牌、能吃最贵料理、能住高尚别墅、能开高级跑车。
      难怪连邓笑贫(鄧小平)同志也笑贫不笑娼!

    ——摘自《何健语录》,欢迎转载,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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