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三八节”女犯减刑质疑社会公正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新中国大城市里的妇女真正感受到了社會主義的“优越性”,就连在监狱中服刑的女犯人也不例外。

  据新华社报道说:“作为国家鼓励女性服刑人员努力改造的特殊奖励,每年”三八节“当天,北京市女子监狱都会召开大会,宣布一批减刑、假释的人员裁定。北京市女子监狱1999年落成,这7年中,共有206名服刑人员从中获益。今天,除了获假释这一最高奖励的14名女犯外,还有6人获得不同程度的减刑,最多的减刑1年。”

  北京市,“从1999年至今,在‘三八’节获得减刑和假释的人员已经有206人。”北京市一中院刑一厅厅长郑卫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并且,获得假释人员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往,获得假释的人员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十,而今年年底以后,这项比例将提高到百分之四十。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这样不仅减小了监狱的压力,而且实践证明,社会监督的效果将更好。”(《北京晨报》新闻06- 03- 09)

  就笔者的有限信息得知,不仅北京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某些大城市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不禁要质疑:光凭着女人这个性别的条件,女的服刑犯中就可以有相当比率的人员该享受到女人节日里的减刑和假释之“奖励”?更有甚者,有针对性地获得减刑和假释奖励的“特优”条件是,那些对于男人实施犯罪的女犯?凭什么理由说女犯人总是改造得比男犯人更快更好?更需要家庭温暖?更能作出社会成就?倘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国情使得女人可以享受倾斜的特殊奖励优待政策,而“政策高于法律”,那么男人就该拒之于优待的政策门外?男人理应比女人低贱?这不是性别倒歧视又是什么呢?

  倘若追索我国司法实践的历史,激进的性别偏向甚至走得更远,早在十年前的上海,就笔者所见闻的,每年到了“三八”时节,更为典型的是在“刑打”时期,便是男人倒霉的日子,这天总有些男人因为冒犯了女人的尊严被判处重刑、极刑。如此的做法便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最基本的法理,从而亵渎了庄严而神圣的法律。

  进一步的质疑还在于,凡是犯人都有各自规定好的服刑期限,谁改造得更好更快些,都可以获得减刑机会。某个服刑犯该在什么时候获得减刑假释,就应当在什么时候出狱,而如今,仅仅只是因为妇女是有着自己节日的缘故,就可以专门挑选在女人的节日里,统一地获得集体性自由?若就个别案例来说,也许某个女减刑假释犯恰好逢上了节日,算是巧合,但就宏观统计来说,集体节日减刑假释措施于法于理于常识无据。某些女犯也许早就满足减刑假释条件,早该出牢狱获得自由了,但是偏偏要拖延等候到“三八节”那天实施。总之,司法实践中,政治名义的形式化高于程序制度的实质化。

  就这样,有一些人凭借着性别优势被容许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获得宽恕;而另有一些人正由于相反性别的原因而非但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甚至还会常受到司法的加重制裁,尤其是当所有这些人在遭遇到与异性之间的法律纠纷的时候,宽严区别二分。

  性别倒歧视突显了社会公正的阙如。

  论法理,它具有铁般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法高于情,法不容情,不能以情乱法。而论社会效果的具体操作则可讲究情的灵活性,但是灵活性的事情是以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线为准绳。若要体现法律这个最大的“情”,则人们的亲缘恩怨之小情该不能超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大原则。

  在现实的中国,有人定会说,妇女是弱势群体,理应得到些补偿。

  对此,这种说法的前提首先就背离了一贯流行的政治教条:即,现今所有的国人的中青年者,不区分男和女,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既然妇女同胞们都是在党的关怀下的“糖水中泡大”的,何苦再有弱势之地位云云?须知:所谓“弱势说”恰是对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已经获得“男女平等”的现状的否定!事实上,在新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半边天”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早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早已经在半个多世纪里,由官方定了性质和调子,至今尚未在宣传的场合有根本性的否定。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报酬分配形式的绝对平等成了一个行政和道德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各级体制内,男女“同酬不同工”、“同工不同才”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优越性体现。

  其次,法律本身其实也已经体现了“情”的蕴涵。中国司法的性别偏向之“情”也早已经存在于实践之中,这里有大量的例证。二十多年前,话剧《寻找男子汉》在上海公演时,原作者沙叶新道出了该剧的时代背景:在新中国,“现行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是男人!尽管现今的人们只是更多地在怀念张志新,林昭等女豪杰而已。这般的情景,倒成了左倾主义所倾慕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图景:男人成就不了太强,女人得到了支撑也算不了弱。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深入质疑:如今女犯节日减刑假释的做法算是在行动上否定掉所宣称的“妇女解放”了的平权地位而对于“弱势”所作出的相应补偿?抑或是作为进一步打破男女均势以强化妇女的强势地位的一个手段?

  诚然,任何人都是有着弱点和缺陷的,作为有性别之人的性别缺陷也不该例外,无论是男性的,抑或是女性的。然而人们(尤其是当今的中国人)的同情和怜悯眼光为何老是偏向于女性呢?这里就呈现出一个所谓的“怜女假相”问题。因此所谓妇女“解放”的释义本身,就很值得去探讨和质疑。

  侵犯男人的女犯在节日里可大获减刑假释的优惠,若放置于更广阔的左倾主义视景里,就不难理解了:普通男人的德性总是那么卑鄙、无耻、邪恶、肮脏,而女人好象天生就是圣洁的化身、良心的使者,由女人来训导、来调教男人似乎是有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每位看官只需观看一番几乎所有的国产电视剧中男女冲突的场合剧景,就可以知道三二了。由此构成了“狮子型社会”的特征,即雄性争斗极其激烈,成王败寇两分明。在一个狮子部落群体里,某单个公狮子占据着“王”者之位,霸占着众多的母狮群,似乎雄性绝对强势,但就是为了谋取这么个“王位”,有多少头雄性狮子在竞争过程之中被斗败致死,或落荒而逃,所以两性相比,作为雄性整体来说并无多少便宜,雌性也无弱势可言。

  一小部分人能以特殊得益,使得公正(正义)秩序的破坏。作为受释放的女犯们自然会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正是皇恩浩荡无比呵,但这不是公正本身。何况且慢高兴过头!人们可以期待的结局是,总会有这么一天的来临:国人渐渐地“学乖”了:妇女抢在“三八节”这天,争先恐后地对男同胞实施犯罪,少年儿童等候在“六一节”时候,对成年人进行作案,而老人凑合在“重阳节”期间,对待青年人施行暴虐,那么青壮年的男人们呢,干吗去?——只认自己倒霉吧!尽管有着“五四”青年节日,但是这不管用,因为左倾主义的理念决定了,事业型的强者总得受到抑制,生活中的强者总该多遭受磨难,以期取得“狮子型社会”中男性之间总体的动态均衡。尽管左倾主义老是在鼓吹公民“义务论”,即,公民理应有义务对于社会多作贡献,然而现在有能力多作贡献者“理应”少得到些作为正义来说本该得的基本权利,反之亦然,这又是一个悖论。

  如此,便破坏了一个进步向上发展的社会里男女之间所赖以维系的动态平衡,损害人类和谐有序的公正。因为“公正,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坏比率”——这对于声称欲建设“和谐社會主義”来说,恰是个嘲讽。

  2006/ 3/ 19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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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我要说话 说:,

    2008年04月05日 星期六 @ 07:13:38

    1

    奇怪
    奇怪
    奇怪
    5000年封建社会残余的毒害?
    大赦天下??
    难道还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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