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关系——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之一

  如今,大学毕业生已经失去了往日“天之骄子”的光环,就业普遍感受到“难”的现状。据法制日报席锋宇于2004年10月15日报道《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大学生找工作曾经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是如今这种优越感消失了,面对找工作,许多大学生感慨:怎一个‘难’字了得!”

  该报道说,“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现在存在三对矛盾——有岗无人和有人无岗、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高级‘蓝领’奇缺和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偏低。”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教授卢强对当前的就业情况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大量岗位缺人干,众多毕业生没事干,直接反映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就业大众化趋势的严重不适应。“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 至50% 是大众化阶段,我国现在只有17% ,刚刚从精英化转到大众化的初级阶段。在这一转变时期,大学生就业观念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委员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带来就业的大众化,在这方面,学生,甚至学校、教师的观念都还很滞后。尽管许多讨论集中在大学扩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平衡上,但以大学毕业生仅占我国劳动力5% 比例,及经济增长对未来高素质劳动需求看,培养更多的大学生是符合社会长期发展要求的。问题是就短期看,大学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供需不平衡”,在深层次上集中反映了我们高速发展中的两个不平衡。“

  另有人将大学生就业难归咎为“七大成因”:结构性矛盾,供求错位、知识陈旧,转化率低、准备不足,生涯模糊、依赖性强,创造力弱、理念滞后,能力危机、选人用人,缺少标准、市场配置,手段粗放等。(参阅:孟庆伟:《透视大学生就业难七大成因》)

  诚然,上述的原因都有其客观事实的根据,只是笔者认为,这些原因的总和加在一起还是不够完整,而且是表面性质的。因为人才的供需倘若是置于纯粹的市场调节之下运作,依照经济学的规律,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杠杆调节作用,这种调节是灵敏快速的,人才滞销不会持续太久,“供需不平衡”会较快趋近平衡状态。譬如,某个毕业生就算“精英情结”过浓,在人才市场上报价偏高而未能如愿将自己推销出去,那么会自动调整自己的身价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个过程要不了多久,然而如今市场失业率的情况看来并非如此的,所以,人才由于报价偏高而导致失业的,不可能成为太重要的原因。

  从社会宏观上说,处于市场经济的总体结构似乎理应对于人才的需求有着相当的人数比率。正如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指出的,“尽管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呼声很高,还是认为,就人才供求关系总量和基本格局而言,中国的高校毕业生远没有达到‘饱和’、‘过剩’的程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高校毕业生仍然是短缺和不足的,大学生是财富而不是‘包袱’。”(转引自中国教育报记者翟帆、周飞的报道:《大学生就业难,“坏事”里头有好事》)

  “朱永新的这种判断基于这样一组数据:在我国25岁至64岁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只有5. 2% ,而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24% ,美国为39% ,日本为33%.2000年,我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 05年,总体为大专一年级的水平,这一状态与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极不适应,也使我国在科技竞争力方面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

  那么,为何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会如此沮丧而大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呢?

  问题就在于我们这里还未进步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现今推行的模式只能算是“准”市场经济。这其中的根源,深究下去,正是国粹的人际“关系”在起着作用。然而,人们的目光似乎忽略了“关系”因素的参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们不敢真视现实,没有勇气去探索、说出关于“关系”的事实真相。

  国人判断就业前景的依据,只是照搬西式经济学中科学的方法。而严格的经济学规律运行,需依赖于科学的理性,以及与个性自由、民主和法制等人文价值理性相匹配,而这些精神要素恰与中国的传统制度及国民习性不相吻合。

  纯粹运用经济模式去解释就业率的情况,其前提之一,是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经济人”假释,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虚构,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将经济范畴进行人格化而已,若套用于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则行为价值的实际趋向有着较大的偏离。因为人是最高等级的情感动物,即使在西方,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情和人文价值的基础,在本土,更因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以及科学主义的理性精神,而是处于宗法人伦的传统氛围里,积习深厚,国人的经济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着太多的人情色彩,从而使得经济行为的价值趋向明显发生偏离扭曲,这也是本土的市场经济难以获得全面展开的文化原因。因此,就业与否的根源,也可以说是深层的问题,还得于我们社会的宗法人伦所达成的“人际关系”成因之中去寻找。

  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杨适认为:“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其他人民,在中国古代和中古,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以家族为本位,来从事体脑力劳动和其他活动过活的。”他又论述道:“每个家族,即使那些因事变衰落和被打散了的小家庭,都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宗法王朝,……”。“这种使得中国传统民间习俗和种种文化,无一不具有宗法人伦的特点和色彩。”(参阅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 60页)

  当然,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开放改革中的社会结构在物质形态和经济制度层面上已有所变革,然而作为数千年来的人伦文化传统积淀于国人们心理之中的定势,还是较为稳固地占据着常态的位置。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人们的“群体下意识”有着共时性的稳定机制,它是人们先天的理智结构。国人(可以更广泛地说,是华人人种)集体无意识中先验的宗法人伦习俗使得即使在现代性企事业单位里的各种行为活动场合,同样可以熠熠生辉地参与进功利性行为之中,融合实效事务于一体。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指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所以,就难怪,在西方的企业里,华人打工多的是搞技术类工种的,但极少有着“搞关系”天赋和秉性的华人能应聘去从事人事管理工作,或者是胜任CEO职位的。

  在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学家眼里,社会进步和现代性也应同步地从人的“精神状态”上去理解。想象一个国家如何引进移植一座完整的现代化工厂,相对来说并不困难。但是极难想象出怎样能移植与这些现代化机构相联系的心理态度、价值观、人与人相处的关系形式。有鉴于此,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了,人的现代化具有在先的意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假如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参阅:《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 21页。)

  由此作为审视而得知,凡是当今国人的经济或其他社会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着宗法人伦的伦理精神,具体地展开就现实化为社群人际“关系”的形式,特别是在官营的传统体制内的场合,关系特性就特别明显。当然,在外方投资的企业里情况大不相同,一般外方会要求用上外方的人事管理模式,但从经营成本上考虑,各个级别的管理岗位上,通常会聘用上中方的员工,这样,在对于人事的管理执行过程之中,国人就会在中国式内在情感结构的支配下去理解和操作西式管理,从而打上了中国特式的宗法人伦烙印,在现实工作中可以美其名曰:“协调”、“团队”、“公关”、“渠道”等等,但是中式做法的另一特色还在于,这些美妙的名称绝不简单地按照字面去理解功利性事务,不管怎么说,实际工作展开的却与西式的有所偏差。因此,总之,国人在实际工作的操作之中多多少少得与“做关系”的形式相关联,不管在本土的何处工作,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众所周知,一个人才在市场中推销掉自己与否,是由其主体的综合素质(即,一个系统的总体)决定的。由上段的推论可以得知,个人的就业素质之中,还得加上既成社会“关系”的事实,以及往后“搞关系”(发展、推广关系)的本领,使得可以在关系社会中顺利展开工作,“关系”是作为人才评估分数的一个重要子项参与其中,这样才是全面的综合,方成为完整的系统。

  因此从微观个体上说,一个大学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的,可能与该失业者的学识和业务水平不够高有关,但极可能多少有着在“关系”和“门道”上较“软”的因素参与其中,要么或者说,处理“关系”的本领还不够过硬。假如真的如此,即使就业了,也不会是理想的工种岗位,要么工作不会持久!

  同样地,一个宏观社会(客体)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也是由诸多因数综合决定的。因为社会更是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之中,国人情愫依依的宗法人伦必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子项因素,与其他子项因素相融互渗,综合参与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正由于有着宗法人伦的强烈参与,使得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构之中,必定对于人才要素的纯业务本领的要求降低若干了百分比率。因为关系之学,是作为低贱德性的私利之术,采用的必定是以低级趣味的手段,编织“关系网”就是以那种追求形而下的特殊性的人缘主义的自私自利,讲究不见文字的“潜规则”,强调等差结构的“五伦”,而排斥掉普遍主义的高尚、正义的社会共同体所需的公共道德——“关系”价值的趋向是与进步、发展、完善等目标价值南辕北辙的。

  在M·舍勒的价值类型学图式中,价值高低排列的规则,是以价值的持久度,正义与非正义,真理、精神含量以及是否有神圣性等的纯粹性质而论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宗法人伦特质的“关系”类型的价值必定是位置排列低贱,而舍勒的价值伦理学要求人们的意向领域之“善”应是与更高的(最高的)价值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应是相反。

  因此可以说,“搞关系”的价值指向不是针对社会共同体的,它必定危害成为国民内耗。在宗法人伦的大背景前提下,尽管从某个局部区域的短时间尺度内考察,“关系之术”也许会得到私利的好处,即事业获得“成功”,譬如,名噪一时的横店、华西村、南街村之类传统农民经济模式的成功,无情地嘲弄了市场经济所必然依据的自由、民主、法制和个人独立、尊严等理念的现代性要素。问题是在非市场化的“关系”经济模式中的“关系术”成功,无法作范式推广,就是由于特殊性的人缘主义的自私自利,具有排他性质。既然广泛的内耗形式的“关系”内存于一切行为之中,必然扭曲市场经济的价值行为,势必降低了就业率,就正如电脑感染上了寄居的病毒那样,会使得电脑内存的容量降低了若干百分比,乃相似的道理。所以,除了“关系”之外的其他子项的参数条件,一旦变得苛刻起来,如近年来高校实行扩招,到了现今大学毕业生猛增了许多,就业前景就大为不妙了。

  “关系”形式的泛滥反而促成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特性,在这种社会惰性之中,使得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有所迟滞。具体来说,在企事业单位中的一些年长员工,即使业务技能低下,知识老化,思维僵化,体力不支,也并不会很快退下岗位或被置换掉。因为,既然有关系形式的人情主义存在,使得国人的处理事务时候,会综合考虑工作成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使之区分为,“圈里”的人和“圈外”人,对“圈里”人,多讲人情少讲功利,反之亦然,于是纯功利性目标的成就打上些折扣。

  国人的活动既然处于人伦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人际纠纷处理的传统方法必定是以人治的形式取代了法治的裁决(总体上)。费孝通论述过:“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乡土中国》)”。所以不仅是打工者,连私营企业主也感到法制的不健全、不可靠,而其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取而代之的是依赖着“人情网络”的维系,即“关系”的庇护。因此老板聘用员工,特别是在需要有忠诚德性素质的岗位上,理所当然地优先考虑录用自己的至爱亲朋,靠着亲缘关系的紧密凝聚力来达成目的,而绝不是招聘业务素质好的“外来”人员,靠着法制化的合同条款来保障,要不然则是危险的举措,譬如聘用了“外人”来做销售业务,工作时间长久了,“外人”就会翅膀羽毛丰润起来,就会“翘尾巴”,自己独立起来,然后将原先雇主的一部分业务“挖”掉,这种例子多的是,不枚胜举。

  新毕业的学生即使不选择就业,而是自己去创业谋生,那么同样遭遇到的是营建“关系网”的困境。因为中国社会特色的人伦决定了,凡是从事一切社会性活动,均是在人伦环境之中展开的,当然在准市场经济发展得较好的沿海大城市里,“关系”因素淡薄些。但是不管怎样,创业项目所需求的条件中,假如缺少了“关系”因子,则成功几率或者说赢利就会减少若干百分比,于是就得在“社会大学”里学习“关系学”,亦即“接受再教育”,而这又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由此构成了内耗。

  深入言之,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志向于成为白领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不单单是为了挣钱谋生,而且还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使自我发展成为有社会成就,从而提升社会地位,然而工作环境笼罩在社会宗法人伦的状况之下,即使充分就业了,其工作的成就也会打上折扣。因为人伦之意就是关系的形式,到了工作单位里,就是学会中国特色的“做人”。由于人格模式的差异,为此,进入中式体系之中的工作环境,得务须放弃自己在学校中学得的西式的人文理想,以使扭曲知识分子的气质、骨气以及内心良知,学会做起事情来惟领导者马首是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明显,现今余风尤存,而如此作为势必降低人才的业务素质。所以,从前尽管就业率高些,但是人才事业的成就率也就更低些——作为宗法人伦的“关系”形式水平的“域值”来量度,大体还是同构对应相称的。

  如今,人才市场出现的“供需两欠”情景,该促使国人推动改革开放向着深度和广度的进发了。

  2006/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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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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