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悠久而坚固的联盟,终于面临大破裂的格局,而制造这一价值分裂的“祸首”,就是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该剧重塑郑成功麾下叛将施琅的爱国主义英雄形象。第四代儒生陈明声言,策划《施琅大将军》的原因,乃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大陆新儒生据此展示了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亚细亚国家主义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正统国家,也即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到元明清的王朝谱系。所有被纳入这一谱系的先朝,都是合法的政权,应当受到追穰,因为正是它们向现代国家提供了包括国土和人民在内的政治遗产。不仅如此,依据这个逻辑,传统国家(前朝)对国土和人民的维系(扩张或失落)状况,就成为政治评判的基本尺度。国家主义为此制订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卫和扩展疆域的就是“国家英雄”,反之就是“国家罪人”。对郑成功旧部施琅的政治平反,正是第四代新儒生用第一定律推导出的必然结果。

  但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也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屈原、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纳入了国家英雄的光荣谱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则“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统治者,而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

  这个从“他者”向“自者”转换的过程,国家主义者通常誉之为“民族融和”,因为它符合国家主义的空间信念:尽其可能地征服更为广阔的土地和获取大数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刘彻和康熙,都曾受到国家主义者的热烈讴歌,而那些丢失土地的皇帝,则成为无情嘲弄和抨击的丑角。国家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卖国贼”,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爱国主义者”。

  有关吴三桂的政治鉴定就是这样出笼的。在国家主义看来,清兵入关和征服中原之前,吴三桂背叛明朝政府在先;清政府完成权力接管之后,他又举兵云南、背叛清朝政府在后。这是双料的国家叛徒,应当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两次。

  但国家主义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据的是国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学逻辑,而第二定律却把政治权力接管(确立新国号和权力“合法化”)作为道德转换的分界线,据此分辨爱国和叛国,但这势必跟有关国家正义(侵略和被侵略、占领和被占领、屠殺和被屠殺等等)的公理性常识发生冲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主义的历史逻辑。民族主义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确认汉人作为统治者的唯一正统地位,而指认所有异族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在民族主义的视域里,民族的“他者”不能转换为“自者”。“他者”永远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权力,它仍然是可耻的入侵者,必须给予坚决反抗和推翻。民族主义者是汉种族的强硬卫士,坚定地捍卫着汉族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地位,并且把这种种族纯粹性当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汉奸”,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民族英雄”。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土想象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国家主义的第一定律符合民族主义原则,但其第二定律却与之发生了激烈冲突。屈原、岳飞和史可法等人的抗争行为发生在政治分界线之前,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郑成功的抗争行为却发生于分界线之后,也就是发生在满族人建立清帝国之后,所以,对于郑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国家主义和汉民族主义必定会出现严重分歧。

  由于国家主义史学家的暧昧立场,上述分歧曾经遭到长期的话语掩蔽。只要查一下历史文献便不难发现,主流史学家范文澜和郭沫若的叙事立场是非常暧昧的。基于政治统一战线的策略考量,北京希望维持这种模棱两可的言说。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总是含糊不清,而双方的专有语词也被普遍混用,例如,国家主义喜欢征用民族主义的“民族英雄”和“汉奸”两词来斥责国家叛徒,民族主义者则热衷于借用“爱国主义”一词来赞美它自己的道德烈士。而这种语词交换,只是官方史学价值混乱的冰山一角。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终于揭示了这个分歧。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痛斥民族主义者是“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而闽籍教授和民族主义网民则联合起来,愤怒声讨国家主义者是“汉奸”。以拥郑(成功)派和拥施(琅)派为标志,一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内讧”,已经势不可挡。

  中国的华侨社会的历史信念,建立于“反清复明”的政治基础。南洋第一代华侨,是郑和舰队士兵和明帝国的政治移民,而第二代华侨是遭到清政府迫害的闽粤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信念。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洪门”组织遍及全球,构筑着华侨社会的权力中心,并且为孙中山等近代革命党人的发育,提供了温暖的摇篮。

  在厦门鼓浪屿海岸,郑成功的高大雕像在风雨中矗立了多年,接受着来自当地民众的虔诚敬意。台湾的早期大陆移民,大多是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后裔,他们对郑氏和汉族祖先的缅怀,无疑是支撑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对郑氏叛将施琅的道德平反,不仅颠覆了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会动摇整个台湾和海外民族主义者的核心价值,由此引发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第四代儒生发动的“电视劝战”运动,正在面临严峻的历史考验。

  作者:朱大可,写于2006年4月6日

  作者:朱大可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历史长河 » “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