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奢侈时尚:庸碌国民的激情勃发

  当今时代,国人风行于奢侈时尚,而风尚是基于自身特质的文化土壤中培育出的果实,本文剖析的就是这种“土壤”的根基。

  一.

  奢侈之所以成为时尚,它所折射出的正是国人所景仰而孜孜以求去达成的自然性或功利性生存境界,这种境界实际显示为宗教性超越感的阙如。

  冯友兰在其《人生的境界》中,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种由低向高排位的等级秩序阶梯: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的,境界的提升靠得是人的“觉解”,亦即精神的创造活动。

  那么国人是否“觉解”多了必然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升?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因为就如冯所说,最高级的“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问题在于,人本已成为了宇宙的精灵,爬上了进化阶梯的顶端,是否就得以效法“天地”——以无最高存在理由的自然属性之在性——以宇宙中的平庸有限之物“天”和“地”为人生模式去打造自身,从中怎么会有“超道德价值”产生呢?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出发点,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焦点之一。开创哲学人类学的舍勒从现象学和基督教神学出发,认识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着“精神”,而这“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对象化存在和自我意识之中,人的进化正是从与周遭生存环境于浑然一体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对于环境能说强有力的“不”,人甚至还能够超越于自己,用“爱”的动姿直接奔向上帝基督,所以,“人是比他自己和世界都优越的存在物”。(参阅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然而国人最为推崇的“天人合一”恰是消除掉“精神”的这三点本质的,以比附于宇宙低级属性的有限存在物为乐事。结果,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审美旨趣和伦理境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进化南辕北辙,“觉解”愈多,“精神”愈失,人愈浑噩。以至于儒学追求的所谓至高境界、作为人生论的“中庸之道”,其“刚健中正,居中不偏”,“和为贵”等等,反映的正是国人秉性的圆滑和人生的庸碌,却美其名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折射于当代,难怪“躲避崇高”便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时髦的人生观,至于寻常百姓当然地只需于奢侈攀比之中安身于福禄寿便足矣了却人生。对比之,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中道”理论中,明确排除了算术“居中”的思路,并提出了:“理性的沉思是最大的幸福”的著名论断,可见有十足的超越品位。

  因此说,中国文化呈现浓厚的现世取向,经世致用,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都集中在世俗中,莫如犹太教和基督教那般,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拯救”和“终极关怀”的蕴涵。尽管中国也有自己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传统,但是民众仅热衷于进香火拜菩萨,只是为了消灾祈福的迷信而已,连功利境界都未曾企及,更遑论“超道德”乎?所以舍勒认定中国宗教中缺乏那种向上超升的神性意识。当然,儒家伦理史上多的是超越功利的道义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等教条。但它一味弘扬主体理性,把伦理的人格个体看得非常自足可靠,尽力要求人们抑制私欲,克己复礼,却未敢直面人生的鲜血淋漓,以洞明生命个体的真实深渊。到了近世左倾主义大发狂热,搞“头私批修”之类的造圣运动,更是脱离了人们性情的真实存在,如此便大大堵塞了国人超升之路。

  舍勒对于道德意向的思索表明: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爱的秩序》上海三联书店,第740页及751~ 752页。)因此,伦理的基础若不深入于人性之中,便如浮萍漂浮无根。而人类理性若缺少了终极关怀,道德同样显得肤浅无依靠,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旗帜的霍克海默表示:世俗的原因归结不出道德的根底。人的有限性表明,人若只依靠人性自身的力量,利益冲突时候只会照顾自己,惟有借助于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方能得救人类全体。

  人的生命是个耗散结构,人类社会也如此。薛定谔论道:“生命体是善于从外界环境中吸取”负熵“以作原料来制造自身的秩序之流”。申农将“信息熵”改进成解释信息论的特点。对于个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说,理应从精神性的负熵信息中来提取价值养料使提升自身主体性的秩序等级,不然,就如克劳修斯描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样:热量从高温向低温物体传递——对于生命体来说,导致有机体信息秩序降阶,或曰,负熵信息不足,有机体升序和进化就裹足不前。因此,倘若人们拘囿于世俗之中,封闭于人类系统之外的负熵信息来“拯救”,社会进步和正义的力量就孱弱,国民生存其中,便只限于“一收便死,一放便乱”的怪圈中作低级水平的循环往复,反馈至自身的主体素质,诚如鲁迅所描述的:中国国民要么是“官魂”,要么是“匪魂”,缺乏的就是自己的灵魂(民魂)。反映于当今,就折射出了王朔式玩世不恭vs伪神圣、伪崇高的市井风情。

  二.

  爱慕时尚的国人学着时髦腔调辄曰:“以人为本”,其实“人”在中国文化中并非抽象的实在,而是以“关系”的形式呈现,个人并无独立的价值意义。追求奢侈时尚所展现的根本点上并非是个人所欣赏的物欲感受,而是借高消费以炫耀自身于社会等级秩序中高级排位的人伦情状,亦即通过奢侈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在此意义上作理解的真实便是“以伦为本”。

  人的“存在论”表明,人的存在都是从主体内在的“意向”活动开始的,意向性使得涉及活动的主体与对象客体通过活动过程发生连接。譬如,国人购买什么奢侈类商品,说是期盼着可由目标物体所达成的“自恋”、为了“心情舒畅”,活着“体面”有“派头”,或是购买什么的“安全感”等等之类,即所谓有超出肉体快活感受的较高级些的品行,其实都是托词,其意向(即真实的意图)还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社会等级面子的追求。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里,人的自我实现是出于内在的行为动机,它迈出步伐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是对于生理需求的渴望,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应当是看作最基础性的生理需求,当这些尚未全部得以充分满足之前,高层次的需要就难以展开,惟有低级层次的需求充分满足,它的动机激励作用才会降低,其占优势的需求地位让位,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取而代之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奢侈品之所以称为奢侈,就因为是它超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而不可能成为激励自我实现在基础阶段的动机。在一个刚刚步入温饱型的城市小康社会里,即使是小白领,其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基础的需求(如住房,出行等)尚未得以充分满足的。但是正如人们常嘲讽的:国人的消费奢侈是“穷慷慨、穷大方”,在公众大厅场合出款“大手笔”的举目皆是,而生活中独处时候另一面的寒酸则不在话下。

  由于中国文化的特质为宗法人伦型的,人们生存其中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人伦关系上。而面子,作为宗法等级的人伦符号,对于国人来说有着特别嗜好和足够的吸引力,所以“面子乃一社会动机”(参阅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国人在做事情时候,总是喜欢带着面具行事,又不敢于直面人生,而往往不知其所以然,却喜欢找托词,制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还喜示以练达于“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境界。既然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匮缺,那么推动自我价值实现的真正动力,惟有低档次的价值(按照舍勒的价值等级秩序理论划分,宗法性等级价值只能列为低档次的),即如面子的欲望,以此作为基本需求方能填补激励动力的空缺,才能说明奢侈时尚的实质。

  譬如现今流行的时尚之一,是“数码发烧友”,年轻人喜欢炫耀使用最新款式的数码相机或者带有摄象头的手机,但是追逐时尚的人们极少会有兴致去欣赏摄影的艺术或去钻研摄影的技术,因为审美境界对于自然和功利境界来说太显得迂腐,过于书生气。又好比“音乐发烧友”,其“发烧”的对象不是在于音乐的内容和欣赏本身,而是在乎于播放音乐的物质承载体,如购置了一套昂贵的高保真音响设备,便值得大大炫耀一番,如此等等而已。反映在国内高档消费品促销形式上,现今流行起过度的外包装,典型的如中秋月饼等,就因为奢侈享受真正的意向不为别的,就在于外在炫耀的形式。

  因为奢侈者内心所希冀的只是,形成一个“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之中突显自身的优越性地位,即为着强化:人们的“身份可以通过消费方式表现出来,消费方式是进行身份构建和维持的重要手段。或者说,消费方式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参阅姚建平:《消费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版),亦即摆起做人的“架子”来,如此,人则异化成了符号化(面子,架子)的动物:只认衣衫(经消费了的符号)不认人!

  三.

  存在决定意识。自五四新文化以来,传统文化逐渐退却,随之填补进的是左倾主义的价值观念,其形态之一是,唯物主义成为了国教,其时尚余韵留给当今的是趋向于“拜物主义”,它把生产力发展和GDP增值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某些地方的政府官员甚至把GDP指标当作一俊遮百丑的“遮羞布”,从而倒置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将人安置于物化的工具,从而使得“物化”了的人为着进一步的“物化”而竞相攀比。

  更有甚者,于党性文化长期的浸透之中,由于其文化修养先天“唯物”的秉性使然,颠覆了人类伦理传统一贯的德性和真善美等级理念。既然物质胜于精神,四肢躯体便高贵于头脑,从而使卑贱者获得了“最聪明”的赞誉,使得动用体力的劳作者成为唯一的“劳动人民”,并为此自动升格为神圣性的“大公无私”?!还可作为评选“老模”、“先进”的参数依据,智者倒退至“老九”的等级排行榜,这种历史情状至今并未得以彻底的清算,正如文革不容彻底清算一样。这种反正义、反文化、反进步,反科学因而逆向淘汰的左倾主义长期建设,对于今人来说,依然可感受到历史惯性的沉重(至少,当年的大部分得势得益者至今仍坐享其福,并未有完整的正义的矫正,正如今天有不少人回避掉经济活动中的“原罪”那样),如此内在的逻辑,彼等人生便起到了样板作用,并且其劣等素质的人种基因凭借当年的得势得益还广泛遗传给了后代——在诺齐克看来,任何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若不进行补偿,则意味着正义缺位。因此,国人虽曰步入了新世纪,但其所受余毒尤存,使得对于低贱性的肤浅人生观成为时尚模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长期来,国人处在一个“集体主义”复加“平均主义”的生存境遇里,仇富情结积习深厚,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尤其是富裕的人士,作为“资产階級”的定性,更是战战兢兢生存于“无产階級”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难以如西方资本家那样,可以从容地投资去扩大经营和生产,使得自己的资本不断增大,利上滚利,而是生存于以“革命群众”名义的“民主集中制”之中。当然,到了今天已经是改革开放近三十载了,社会面貌沧桑巨变,但是冰冻三尺之寒的那些深层结构的旧的社会制度和国民普遍的心理习俗,并非经历短暂开放改革之暴就可以消融化解的,或者说,合理性制度可以迅速建构的,比如《物权法》出台的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对于某些人来说,攒了大钱再去更大作为意味着冒风险,于是不妨将钱化作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着眼于当下现世的感性肉欲的挥霍享受和面子上的激烈攀比,去比阔斗富要来得轻松多了。

  另外一面,社会生产力的突飞式发展,会激发人们的感性肉欲,使得暴发户心态作怪起来,这种情景在世界各地都有实例,学人对此多有论述,只是笔者以为,这尚不足以构成本土物化攀比的主因,最为重要的成因还是在于社会的转型。当计划经济模式的平均主义被容许告以突破,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的指引下,左倾意识形态的堤坝随之冲决崩溃,一泄千里,直闯国人内心等级人伦贪欲的鬼门。某个炫耀财富的阔爷终于感叹道:“过去穷怕了,才想极力表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穷人’了,将童年极度压抑的消费渴望变本加厉地展示出来。”我们在此该挑明的是,所谓压抑指的真实应是自身于庸常人伦之中所淹没的情景,或者曰攀比竞赛中落伍于期待的景况。因为贫与富是相对于历史尺度而言的,昨天的富裕对于今天来说不算富,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同样,今天有这点的富裕钱财对于明天来说算不了什么,惟有在当下的世俗面子攀比之中方显示出具有等级尊贵和低贱对比的现实价值。

  当然,这些竭力炫耀社会等级地位的传统人性复归仅是在表层次上的社会更新变化,它不会触动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正因为它不会改变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格局,所以才会被纳入以社会变革的套路。正如各地的执法机构每过一段时期会搞一场“扫黄打非”行动,而真正的打击重点还是在于后者“打非”上,因为惟有后者才是直接冲击了利益分配的敏感,触动上层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如此思路方可理解社会变革维护着既有“平均”又有“等级”的矛盾。

  四.

  正如有一位珠宝行业的资深业内人士所认识的,国内奢侈品市场的升温与女性地位的上升,以及女性利用购买奢侈品来解压有着莫大关系。

  正由于长期来绝对平均主义左倾党性的发扬光大,使得本土传统的儒家性别等级观发生了颠倒,带来的是结果是,在党的组织机构及功能发展完备的城市中,左倾主义较好地得以贯彻在工作和生活之中,于是城市女性的地位大为增强,使得女性的自我价值的评介也随之高涨起来,女性的角色及女性化人生观得以充分展开,于是女性的消费价值观念大大渗透于市民日常的生活之中。

  由于女性本为“受视动物”,即是说,在男女性爱生活中,原本是被动选择型的角色存在,因此,其接受视觉的外貌及外观附件的因素远比男性来得重要,且其人生格外看重于身段及生育的功能,因此物化的炫耀意义对于女性来说比男性来得更为直接而重要。再说,女性又属于世俗性动物,对于人类超越性意义的重任早已出让给予了男性来完成,所以大大注重于现世的生活,沉溺于当下的效用,于是在物化面子的攀比之中承受着主要的角色定位。

  五.

  在东方的中国,人们生存于社群紧密联系的、靠着“关系”交往的境遇之中,个人于世间者难以被容忍有独立意义的自我价值,如此的生态对于时尚的风行却有着催化的作用。因为个人的社会行为须是合群而符合于人民大众的心意,才能被公众认同,方可在社会活动之中展开工作,有容身立足之地,禀性于“天人合一”的国民乖巧都懂得时髦:“适应环境”、“打成一片”。而大众的举措流行通常就是跟随着领导、老板模式,惟上是从。在此,头面人物有着明显的偶像作用,就如当年民众纵情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样。然而作为偶像的本土大款,即经济活动中的佼佼者,大都为人情关系网络中学得的关系学所培育出的低级俗物,如此造化便以低俗禀性引领社会时尚;而官场的腐败,如:化公款高消费,以及某些官僚生活腐化又加剧了大众消费的奢侈。

  不如西方人那样,个人的奢侈享受意味着个人通过过分的消费方式来张扬个性,使个性具有创造意义,从而显示出超越于社会的品位,这也许是确证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之一,或可从中获取积极性的意义。然而国人追求时尚则是为着合群,或曰仅是为着某类群体(贵族階級,白领阶层,城市居民)认同所属感的意愿,若曰其中差异性,还莫如说是群体之间的阶层差异。

  因而在具体方式上,国人的奢侈消费更多的是单纯的模仿而攀比而已,缺乏创新蕴涵,只是希冀获得社会等级阶梯竞争上的攀比优势,以期竞争不落伍为上策,足显示自然性和功利性的庸碌人生。

  施卫江2006/ 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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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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