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接受财富?

  安·兰德这样描绘美国商人所处的困境:商人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最有勇气的群体出登场,但他们已经慢慢滑入了一种长期遭受恐惧煎熬的位置——包括了其存在的所有层面: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智识的。

  每年胡润或福布斯排出中国富豪榜的时节可能是获得了财富的企业家们的最担心的日子。今年胡润富豪榜推出之后,名列第二的严介和是最大的焦点人物:他收购吉林8家国有企业的计划立刻告吹,他的获取财富的方式受到全面置疑。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严是不是有人们经常说的“中国式神秘富豪的原罪”,或许很有可能。

  当然,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某个富豪的财富是否正当,而是试图看得稍远一些。每年这个时节集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公众对财富的态度,简单的说就是从根本上质疑与否定的态度,可能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换个角度看,中国人对财富的心态其实是艳羡又排斥。比如说,今年5月美国《财富》杂志举办的年会只因为“财富”二字便吸引无数的目光,更不必说对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世界上最富的人的膜拜,这背后的意味是,我们渴望拥有财富。

  对于那些远处的财富的艳羡,是与当下集中表现出来的质疑其实也并不矛盾。艳羡远处的财富是因为,诸如巴菲特、盖茨并不与我们直接相关,他们是财富创造者还是掠夺者与我们无关;而质疑与否定近处的财富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人是通过掠夺而不是创造的方式获得财富。

  对财富的矛盾心态甚至存在于美国,虽然“创造财富”(makemoney,指挣钱、发财,这里特意用这样的译法)被美国人挂在嘴边,但与商人相联的大多是贪婪、掠夺者这样的图像。多年前美国哲学家安·兰德就提出这样的尖锐问题:“如果这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人是盗贼的话,他们又是从谁的手中窃取的呢?”

  “从那些没有创造财富的人手中”是她竭尽全力所要反驳的答案,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的时代,他们获得的是那些过去根本就不存在的财富。可能有的商人是以有罪的方式掠夺财富,但大部分能干的商人是创造者,他们因创造财富而获得其中自己应得的一部分。

  可惜,在这个错误答案的引导下,人们再也无法理智地区分凭本事挣得和不劳而获。安·兰德因而这样描绘美国商人所处的困境:商人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最有勇气的群体出登场,但他们已经慢慢滑入了一种长期遭受恐惧煎熬的位置——包括了其存在的所有层面: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智识的。

  在中国,传奇般创富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经历多重障碍最终到达这个受煎熬的位置的。我们不必去看那些处在灰色区域的障碍,只需去看那些透明财富所遇到的难题就知道这个过程的艰难。蒙牛集团是近年来中国经营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在香港上市之后,它的总裁牛根生因持有10%的股份也获得了近亿元的财富。但根据财务专家的分析,从创立公司到上市的蒙牛财富故事,其背后的主线之一是牛根生随时把公司输给美国的投资银行(主要是摩根斯坦利)。

  2002年与投资方所签的协议是,如果一年内牛根生和他的团队不能完成外方所设定的高增长任务,外方股东的股份就会从49%变为60%,获得公司的控制权。万幸的是,牛根生完成了任务,他没有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外方得到更多的利润。财务专家王吉舟写道:“在‘蒙牛’私募与海外上市的每一步中,牛根生和他的管理团队始终处于被动搏命的局面,他们得到的上市公司股票和金、银牛的‘权益计划’,与外资系的超额利润相比无疑是九牛一毛。”

  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在谁?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自问自答,“我们应该责怪摩根赚多了吗?应该指责牛根生卖贱了吗?说到头来,还是国内的资本市场没能满足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经济学家黄亚生则从相对概念化的层面分析这种困境。如果存在一个盈利的机会,中国企业家也拥有把握这种机会的能力,他更了解行业的制造流程、产品设计,但他们不能获得必要的融资。而有更好融资的外国企业家则能把握这个机会,他们获得了“未来的资产”,即便他们并不拥有这些必须的知识和技术。黄亚生因此写道,“中国人丧失了一开始应该属于他们的商业机会所带来的某种收益。”

  中国的商人获得了财富之后,有不少人会作出蒙牛集团的牛根生那样的道德上值得赞扬的选择,捐出所有股份。杨沛霆这样的知名管理学者认为捐股行动“表现出了一个成熟企业家的人生境界与人文关怀”,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没有人试图想得更远。

  我们不妨去听听牛根生自己是怎么解释捐出财富这件事的,他说:“很少有人从无到有以后,又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快感,来自于你的价值被人们承认,但是缺少尊重。而从有到无的过程,是变成所有人都尊重你。”所以,我们最后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因创造财富而获得尊重?

  作者: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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