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立中:西方工会有力量

  “工人階級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階級自己去争取!”——卡尔·马克思

  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欧洲,同一天发生了两场民众与政府在街头叫板的“全民運动”。这就是发生在法国上百万人罢工罢课和由英国11家工会联合发起的150万地方服务业人员大罢工。相同的原因:改革。人们戏称,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老巢——欧洲真的要沸腾了。

  事情或许来的有些巧合,去年,相同时间,法国的巴黎和英国伦敦为争办奥运处于胶着状态时,国际奥委会实地考察团抵达巴黎,适逢法国举行全国大罢工,正当法国的政客为了恭维奥运考察团的先生们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时,英国《泰晤士报》“恰到好处”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工运问题的文章,并言称“正在法国发生的大罢工或许敲响了巴黎申奥的丧钟”。不错,伦敦最终以4票战胜巴黎。时至今日,法国市民仍然对关键时刻拿罢工说事的英国人耿耿于怀。

  伦敦,一位正在驱车亲赴郊区垃圾场“送货”的妇女嘴里不停的嘟噜:“简直是疯了。上个月全市清洁工刚刚罢了两天的工,这说来又来了。整个楼道里已经臭气熏天。”而在法国,人们大惑不解的是,这原本还不到法国人“揭竿而起”的高峰季节——10月,法国国民议会复会讨论预算的时候,法国到底怎么了?

  今天,当我们用异样的目光审视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时,当全球最大的商业零售寡头沃尔玛对企业建立工会说“不”时,当中国企业家们走出国门遭遇工运而找不到丝毫感觉时,耳边仿佛再次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那首曾经激励过整整一代人为之奋斗的歌声,尽管重新拾起的记忆里仿佛平添的是一丝苦涩。

  ■美国版的广场事件

  “五一国际劳动节”,缘源于美国版的广场事件。今天,我们重复这个故事,对于了解西方工人階級和他们的工会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城的人们走上街头,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摇旗呐喊。就是这一天,和平游行的工人们忽然遭遇一支警察队伍,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警察开枪打死2人,重伤6人。随后,群情激奋的人们开始重新积聚力量于海马克广场。5月4日,当聚集在广场的人群开始解散,只剩下几百人的时候,突然涌来100多个警察驱赶广场上未散尽的工人。就在这时,不知何人向警察扔了一颗炸弹,炸死7名警察。警察马上向闻声逃散的人群开枪,打死11名工人,伤者不计其数。由于无法找到投掷炸弹的人,广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成为政府打压工人运动的绝佳口实,芝加哥城一度笼罩在警察密捕工运领袖的阴霾中。当地知名社会活动家、同情工人积极分子无一不遭盘查,甚至被直接投入监狱。

  虽然最终也没有搞清炸弹出自何人之手,但检控官把工人集会和投掷炸弹看作“一回事”,即使没有主犯,也要把广场集会组织者的“合伙谋杀罪”做实。其中4个最活跃的工运积极分子被判处以绞刑,1887年11月11日,阿尔波特——这位擅长鼓动演说的理论家,站在绞刑架的高台上刚开口说:“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脚下活门啪地一下打开,身体骤然悬空,脖颈勒紧,话被掐断了!

  当年,为悼念被政府当局以“莫须有”罪名砍掉脑袋的工运领袖,70余万人口的芝加哥市,50多万人参加了在瓦尔德姆墓地举行的葬礼。为工人运动殉道者建立的纪念铜像花岗岩基座上,醒目地铭刻着在绞索套进脖子的时刻,著名社会活动家奥格斯特发出的声音:“那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沉默比你们要扼杀的声音威力更为强大。”

  这就是五一节的由来。马克思此前曾明确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计都不过分。”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公开纪念120年前海马克广场死去的工运领袖,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平反这些工人运动的政治殉道者;相反,芝加哥警局内仍然树立着看上去像是哀悼海马克广场殉职警察的纪念碑。

  ■如今的西方工人階級

  时过境迁,西方的工人階級似乎在一夜之间开始阔气起来。不,用“牛气”来描述今天西方国家工人階級的状况可能更妥帖一些!德国流行这样一个笑话,问: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工会会员?50人。为什么?工作合约里写明的。

  这是一个港商在英国开办公司时的遭遇。去年底,一雇员在粉刷涂料时稍不留神从1米多高的墙上“滑”了下来。好在只是崴了脚脖。事后,粗通当地习俗一二的马老板,非常“慷慨”地为员工送去500英镑慰问金,并让员工安心养伤。员工称,能够享受在家休息的福利看上去不错,不过,他还应该向组织(工会)汇报。这似乎也无大碍,马老板想。

  很快,工会派来律师找上门来,并开列出包括不限期带薪养伤、一次性抚恤金和终身雇员等一系列西方制式的“会员待遇”项目供马老板选择。当然,工会律师临走也不忘向马老板交待工会在以往处理此类事件的“经验”,比如,按老规矩派其成员长期在公司门前蹲守,或许还要依据相关劳工保护法与这位港商在法庭上混个脸熟。在这些国家,不要说公司门前驻扎几个扯着布条横幅的工会会员,就是听说该公司因所谓“社会责任”正与人打官司也没几个人能受得了。谈何做生意?而西方司法体系的繁杂,一场官司下来耗个三五年是常事。在这期间,公司不准开除员工,雇员可以不工作,但工资福利少一个子也不行。

  最近,美国媒体又披露了一个案例,纽约一位教师因在课堂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而被停止工作,从诉讼开始到最终解雇这位教师用了15年时间,这位被指控的教师在这期间还领取了70万美元的薪水。而美国加州为解雇一位不称职的教师,仅律师费就花了30多万美元。由此,人们可能已经不会对故事的结尾感到吃惊了,那位“崴了脚”的工人已经通过“组织”成为马老板手下唯一无需按厂规干活的终身雇员。

  一个曾经的工会会员曾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多年奋斗后,我已脱离劳工阶层,也不是工会会员了。当我属于弱势人群时,我受到工会保护,一直心存感激。工会的存在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势力。工人在工会的帮助下,工作和薪酬稳定。不过,工会为其会员提供的“温室”环境,何尝不是一种大锅饭?然而,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

  ■力量来源于工人选票

  在整个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世界工人階級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迈过一道道的艰难“栅栏”、历经的磨难举不胜数。1935年9月8日,主张实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被利益集团雇佣的杀手暗杀;1968年4月4日,世界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被罪恶的子弹夺取生命。

  19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的100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其第一部民权法签字仪式上宣称,“今天的这部法案,如果没有工人和工会的长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工人階級靠“自己的事情自己去争取”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工会能够在权利与资本结合的缝隙中顽强的存在下来,使社会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潜移默化出一个工会力量共识,工会力量的震慑作用使雇主们在劳工问题上(至少在表面上)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游行、示威、罢工——这些从街头发出的声音,在大多数时间里并非能够撼动政客的脑袋。其实,政客们真正惧怕的还是制度,现代民主制度和工人階級的“组织性”,使工人们手里的那张选票“含金量”大大提高了。

  用选票给政客们的大脑上紧发条,在大多数时间里也还是管用的。选票,尤其是选票的“组织性”,使政治家对工人利益不敢掉以轻心;选票,使立法者不敢罔顾工人的声音而自行其是。

  西方的政治固然是选票决定屁股,接下来还有屁股决定大脑,大脑还要为选票服务,为选民们的下注负责,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最近我们看到,希拉里撮合国会山上的议员们成功阻挠了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获取美国港口运营权的计划,这其中多数带头反对的议员都曾拜过美国国际港口工会的山头。

  在美国,工会成员的大多数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票友,也是民主党的票仓,美国工会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选民高达3000万。在一个或因几千张选票就有可能决定总统宝座归属的国家,面对全国遍布着基层组织的工会,并拥有经验丰富的“职业说客”和选举期挨家挨户的“敲门”战术,谁敢小觑工会力量?2004年的总统大选,仅劳联—产联工会助选的“软钱”就烧掉一亿多美元。民主党的铁杆票友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韦尼打出的口号是:“现在到了团结起来支持一个人,一个领袖和一个候选人的时候了。”虽然,工会支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最终并没有赢得这届大选。

  诚然,工会组织发出的声音并不总是一致的。最近,劳联—产联对美国国会提出的客工计划进行了猛烈抨击,而另一个劳工组织ServiceEmployeesInt’ lUnion则发表了相反的声明。但尽管如此,工会作为一种力量,在西方政治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党轮换中产生的那种错综复杂的蝴蝶效应确实值得思考。研究西方工运问题的英国人詹姆斯·哈金就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上一次美国大选中,布什的胜利多少是因为在“工人们看来,他的德州土话说得比克里更动听。

  ■工人階級没有祖国?

  工人运动的经典理论认为,工人階級没有祖国。早期的革命家也常常拿工人階級“一家人”说事。现实完全不是这码子事。目前的西方工会看上去更像一个不谈理想、不关心社会问题、什么主义都不讲的组织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肚子,工会本身亦已脱胎为一个受制于自己肠胃、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组织。

  人们已经注意到,近来西方工会对中国制造特别关注,对来自“穷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中国制造毫不留情地大加鞭伐。去年12月,南非总工会周年庆典上,与会者们曾在工会领袖的鼓吹下齐刷刷地脱去红色工会T恤衫,因为有传言称这些衣服来自中国制造。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下的“歪打正着”。这是发生在珠三角地区某台资企业的故事。往常,在这里打工的人们每天十余小时工作得到的薪酬相当于“一天三碗方便面”。一天,公司突然宣布涨工资,一涨就是原来的一倍多。激动不已的工友们先惊后闷,莫非天上真掉“馅饼”?后来得知,根本不是老板屡屡跑去教堂赎罪的结果,原来是德国一劳工组织在为中国劳工“维权”。德国的这家工会认为,这家台资企业工人薪酬福利大大低于国际通行的社会责任标准,由于这家公司是德国某著名公司采购链上的一个节点,严重影响了该公司在国际上的声誉。

  这事确实来得有些唐突。可事实就是这样,来自欧洲的要挟,歪打正着地为我们的工人足足又加了“三碗方便面”!然而,现实中的西方工人階級并不认“自家人”这个茬,如果中国工人的“血汗”不影响西方人的肠胃,穷哥们的肚子叫的再响,他们也不会为此不安的。

  ■争夺“被剥削权”俨然成为现代西方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西方民主下的选票政治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和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就是这班先富起来的群体。人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美国劳联—产联组织曾联合26家纺织、钢铁公司组成“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长达几百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根据国内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进行调查,并实施制裁。

  西方人的幽默在于,任何试图将“剥削”外包到其它国家的企业,都被视为西方工人階級的“敌人”。中国劳工的薪酬与西方工人相比犹似“牙缝中的肉末”,他们也要毫不怜悯地吞掉。比如,西方一些大公司近年来或只因躲避工会这样简单的原因,而将工作外包到亚洲那些拿工会作花瓶的国家,这原本是资本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西方人却不这样认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工会组织能够上得了台面的“理论”是,资本对西方工人的剥削由于成本高,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相对来说就少;相反,全球化使资本往往流动到更容易获得剩余价值的贫穷国家,方便了资本利用当地有其名无其实的工会组织更多地榨取工人血汗。他们举出的例证是,美国纺织工人小时工资能拿到二三十美元,而亚洲诸国同样的工作在生产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理论上应得的十几美分还经常被七折八扣。这就是说,西方的工人们似乎更愿意让资本留在国内接受剥削。换言之,争夺“被剥削权”俨然成为现代西方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当中国企业遭遇西方工会

  当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面对西方工会运动时,企业家们颇感困惑地发现,这些国家的工人们并没有因为这是来自社會主義的投资而感动。一度被秘鲁工会“忽悠”得心灰意冷的首钢秘铁,就是一个中企海外遭遇工运的经典。

  首钢秘铁公司是首钢集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斥资1个多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后形成的我国在南美洲最大的生产型企业。首钢入主秘铁后,对秘铁工会组织的“热情”不敢掉以轻心,把他们的头头脑脑们邀请到北京参观访问,感受中国工人階級的幸福生活。这些工会领导人返回秘鲁后,提出按照社會主義制式为员工增加福利。而首钢的高管们倚仗着国有企业“家大业大”的功底,一次性同秘铁工会组织签订了包括首钢秘铁职工及其家属全部享有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一揽子福利供给协议。

  如果事情仅此为止的话,首钢海外的“社會主義”大手笔还算是不错的。遗憾的是,秘铁工会的“忽悠”远没有结束,西方工会也远不是一个长年累月只会组织工人“搞拔河比赛、下下棋”那样的皮包组织。就在首钢接手秘铁后,工会组织与中方管理人的冲突就没有间断过。工人们不断“有组织”地向当地行政管理当局告发,首钢秘铁“顽固”地按“东方模式”使用过时的设备,而由于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致使矿区事故频发。

  没辙,首钢秘铁屡屡被当地行政执法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其实,这些事情只要不出人命的话,原本在国内是没有人会较真的,甚至于出了人命也很快会被我们的企业家们摆平。而首钢秘铁最近一次导致整个矿产加工和矿产品运输线全部停摆的罢工,直接的后果是350多万美元“打了水漂”。当然,首钢秘铁最终要满足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也是少不了的。

  有人问,政府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意思。现实中,政府在解决劳资双方纠纷中扮演的角色确实十分微妙。在非洲和南美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里,政府对资本的渴望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不过,一旦发生“工潮”或闹出点什么动静,政府官员比谁溜得都快。比如在战乱不止的苏丹,当地政府大唱苏中能源合作的高调,你只要有钱,我一切都答应你。但当中企经营的油田遭到武装分子袭击或发生劳资纠纷时,他们全然一副“一筹莫展”的模样。若要请当地政府出面,他们还会狠狠地敲你一笔“竹杠”,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沃尔玛的“全球惯例”

  在很多情况下,西方工会也并不总是那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按照美国的法律,只有51%以上的非管理人员雇员秘密投票同意,才能够组织工会。在投票之前,雇主有权用各种合法的方式去劝说雇员投票反对成立工会。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企业主花在阻止工会成立上的钱每年高达几十亿美元。工会组织对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的无奈颇具代表性。

  “不建工会是我们的全球惯例!”这是一个在全球拥有160万雇员的沃尔玛另一个“金字招牌”。工会出什么牌都行,在我的地盘上就得按我的规矩来。这就是沃尔玛。即便是在工会势力强大的北美,沃尔玛也不为之所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沃尔玛车间的工人通过表决欲加入工会,但不久就都丢掉了饭碗;沃尔玛在加拿大的一家商场刚刚取得成立工会资格,沃尔玛很快做出关闭这家分店的决定,理由是业绩不好。不过,最近有消息传出,美国一工会组织正与世界其他工会组织协商,迫使沃尔玛在工会面前就范。

  沃尔玛发表的一份声明称:“在美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工会这种形式对沃尔玛是不合适的。当然,任何员工都有权选择是否加入工会,但所有人都自动放弃了。”如何放弃?诺布尔在沃尔玛的一个轮胎和润滑油车间工作,与其一起工作的有17名青年工人。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不外乎工资低,福利差,不给上保险等等。“我想唯一能让他们听到声音的办法,就是成立工会。”诺布尔像“地下党”般地说服了其中的8个同事,申请成立工会。在美国行业工会的帮助下,他们终于争取到了表决是否组建工会的机会。

  然而,沃尔玛总部很快派来几个劳工专家。这些受雇于沃尔玛的劳工专家们称,工会看中的不过是你们交纳的会费,他们能给你们涨工资吗?能给你们上保险吗?一句话,工会的目的是整垮沃尔玛,使你们最终丢掉饭碗!结果是,两名大学生愤而辞职,几个为生计所迫的单身母亲不敢出声,公司又“及时”炒掉了一名工会支持者,并从其它部门转了6人到这个车间,最终以17票反对1票赞成结束了这场被公司高层称之为的“乱局”。

  大不幸的是,沃尔玛在盯上中国机会的同时,“坏毛病”也带进中国。在沃尔玛的大脑里,中国工人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他们不仅敬业,而且任劳任怨。尽管,在沃尔玛工作的近3万中国员工的大多数,对自己“每小时3元左右”的工资水平早已牢骚满腹。

  关于工会,沃尔玛言称,它不会准许工会在其店内运作,而宁愿直接与员工接触处理他们的问题。沃尔玛给出的理由是雇员“并没有提出要求。”按照我国的法律,外资企业不建工会,将会受到处罚。不过,时至今日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家外资企业因此而被处罚过。相反,在中国,由工人发起成立工会或因企业不成立工会而被起诉的事情闻所未闻,工会主席因替职工说话而丢掉饭碗的倒不少。更何况,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满脑子招商引资,谈到外资就激动的死去活来,哪有人再去管工人階級的“闲事”。

  ■亚洲商人的智商

  亚洲商人的智商绝不亚于沃尔玛人。近年来,西方工会组织虽然从未间断对来自亚洲商人在美欧国家办企业的“骚扰”,但成功率不高。来自亚洲的企业家们深知美欧工会的“厉害”,他们在对沃尔玛拒绝工会的“窍门”领会贯通基础上,大多把投资集中于美欧国家工会组织相对薄弱的地区。

  具有亚洲特色“拒绝工会”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包括给工人们时常放一些令人反感的工会暴力录像,此种“洗脑法”,原本可是沃尔玛的“专利”。我们看看这些“洗脑”教材就可窥一斑:上个世纪初,灰狗长途客车公司司机罢工期间,个别工会成员拿旅客生命当儿戏,对未停运的客车包括枪击在内骚扰了50多次;1993年,联合矿工工会罢工,一位独立承包商因继续给雇主提供合同规定的服务,被罢工者活活打死;1997年,联合包裹速递公司罢工,一位选择不参加罢工的司机被工会会员用刀捅死等等。

  由于美欧企业工会会员的报酬比非工会工人高20%左右,其它福利津贴也要多2—4倍。比如说,美国企业中85%的工会会员有医疗保险,相比之下,只有57%的非工会会员享受此项殊荣。来自日本的企业家们就让他们雇佣的工人与同类企业工会成员享受同等待遇,以体会日企的“温暖”。同时,日本在美国的公司还刻意营造一种使工人们感觉平等的企业文化,制造一种“进了这个门”都是主人的假象。比如,本田美国公司的所有员工穿同样工作服,同一食堂就餐,老板也不例外。

  中国海尔在美国投资的公司,坐落在南卡罗来纳州离哥伦比亚市不远的一个被称之为坎登的小镇。这里因海尔的到来而命名了一条“海尔路”令当地华人颇有些颜面。海尔之所以选中这块宝地,与南卡罗来纳州没有强大的工会势力很有些关系。南卡罗来纳州工会成员不足就业人数的2%,是美国工会势力最薄弱的州之一,因工会引发的停工率在美国最低。

  ■上街的理由不复杂

  虽然,现在多数工会组织过去那种“不平则鸣”的感性冲动已经大大收敛,但人们丢下手中的工具、甚至到街头呛声的“浪漫”依然故我。底气最足的就是公共事业部门的政府雇员工会组织。美欧国家工会成员总数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稍高于10%,而公共事业部门则有近50%的员工是工会会员。一旦工会想搞出点动静,城市秩序想不乱都难。

  2005年岁末美国纽约捷运工会组织领导的罢工,理由非常简单:为员工争福利。纽约捷运员工的福利和薪酬就以美国的标准也是很不错的。此次劳资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养老金这块。捷运工会认为,在涉及工薪等新合同谈判中讨论养老问题本身是不合法的;而捷运公司表示,考虑到日后或可出现的财政支出障碍,有必要把养老金支出在新合约中一块儿算清。好,既然谈不拢,罢工!这就是工人领袖所称的“为尊严而战”。

  在亚洲,韩国人的街头文化已经带有“搞笑”性质。在首尔,如果有一个周末街头无人呛声的话,人们反倒有一种要出什么“大事”的感觉。一个韩国人走着路挂个牌子甚至在自行车上扯一块布条就可以到街上“溜达”几圈,既不用请示,也无需向谁报告,更不用担心警察找麻烦。

  其实,不仅仅是劳工,趁势粉墨登场搭便车的群体,已把西方街头文化搞的有些面目全非了。比如今年3月,当法国的工人和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新劳工法案之际,法国的妓女们也开始走上街头。她们打着抗议政府实施“禁街头拉客条例”的旗号,怒火冲天般地走上街头争取“权益”。妓女们高举的条幅上写着:“你们跟我们上床,却投票反对我们!”来自非洲的一个职业妓女认真的说,这不是忽悠,妓女与其他人同样应享有劳工权益。

  当然,在这些国家,包括像争取每小时几分钟撒尿时间在内的这种“小事”,都有可能把工人们赶上街头。示威、罢工、罢课,人们用何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只要法不禁止,原本就不需要太多理由。即使“轰轰烈烈”的背后只是为了自己的肠胃也罢,反正走上街头总比憋在肚子里来得痛快些吧。

  ■迈向和谐的通途

  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劳动者也不指望雇主的慷慨,只要法律承诺的部分不被打折扣就已足矣。社会中原本就不存在所谓“完胜”,显然,劳资利益博弈绝非一种零和游戏。

  马克思从来就认为,建立工会和工人階級真正的当家作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劳动者指望资本家发慈悲比天上掉馅饼的概率都低。断不然,马克思绝不会从心底发出“工人階級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階級自己去争取”的呐喊。相反,在一个什么主义都不讲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政治和博弈机制的建立,没有资本权利和劳动权利的完善和制衡,没有官权与民权的平衡,精英、权贵与资本的苟合只会加剧社会矛盾的冲突,直至把社会推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在这里,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有的前提必须是:工人力量足够强大到让他们的东家能够与他们坐在一起谈谈,而不是启动国家机器。

  历史在反复验证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正常社会,显示社会自我修正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来自街头示威和罢工者的那些杂音;相反,如果连工人階級的声音都惧怕发出的话,支撑这个社会正常运转所依靠的力量,就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余地了。这就像在一个社会中是多建教堂还是多建监狱这样的傻瓜选题。

  作者:盛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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