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无知”的幸福

  有人撰文讥笑美国教育,说该国许多年轻人居然不知开国元勋为何人——无知。这类讥讽乍听很有道理,听多了反而生出疑问:这样的“有知”真有必要?

  以前我也曾讥笑过一个未曾通读《史记》的历史系毕业生,现在却觉得这嘲笑未必有道理,他后来既不教书、也不研史,《史记》与他的生活无关,不读也罢。

  据老生常谈,历史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知兴亡”。这话没错,但我以为吉普赛女郎对“女人缠足”的可怕历史永远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在她们的文化圈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今日中国女人也再不提那段历史,也因为它几乎没有重演的可能。

  事实上,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一旦被真正解决之后,围绕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就基本上可以“窖藏”起来。今人是否了解蔡伦造纸、黄道婆发明纺织机的历史其实没多大关系,它应由专门研写印刷和纺织史的人去记录、著述并存放起来,如果谁突然有兴趣了解它,知道如何查找相关的书籍,没人可以阻拦你查找就行了。

  人们通常说“不要忘记历史”,指的都是有可能重演的历史。比如二战,50年后仍为人大讲特讲,就是因为这人间惨剧有重新上演的可能。如果世人真能大都忘记“二战”,我看反而是好事。

  可惜我们还没这么幸运和福气。不仅是二战,还有种族歧视和种族内战、屠殺,还有焚书、文字狱一类的事实。而且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是仍构建于权力基础之上又只能用权力解读的历史。

  这情形极似鲁迅当年所说的:“中国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而恶神却不能忘却)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那个被讥笑的美国青年对开国元勋的“忘恩负义”大概和我们容易忘掉善神的情况也差不多。

  按上面分析,如果我们真有大量“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事实,比如有人一劳永逸灭绝了蚊虫,以至于我们永远再也想不起蚊子,同时也就把这“善神”也丢到脑后,这何尝不是好事?

  此外,从现代社会知识激增、隔行如隔山的角度看,任何领域里的常识,对另一行业的人来讲都可能是“天书”,也大都不必知道。

  所以如果说某种教育失败了,我看尺度并不在于公众掌握“常识”的量,而在于人们需要了解一些特定“常识”时却无从了解,在于那个领域里的专家能够也希望告诉公众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比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50年代的“英雄母亲”等等。

  说来可笑,当年有个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向我兜售他不知从哪学来的高论:长城没有起到抵挡侵略的作用,却为挡住塞外的风沙起了很大作用。一边领略着北京春天的风沙,一边聆听这高论,甭提多吃惊了。连山都挡不住的沙,一堵衰败的墙却起了“很大作用”?

  “长城挡沙”虽然一是一望便晓的无知笑谈,却也并不能直接从“二十四史”一类的钦定史书中找出反证来。因此只能期待治沙专家们对此进行研究并做出结论,我想这结论做出来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当有人希望以此为秦始皇的暴政辩护的论据时,让对这个是非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查科学的论证。

  原载《羊城晚报》1995年

  作者:赵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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