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数字出官何时休

  据《上海证券报》和《中国工商时报》报道,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宣布,我国今年(200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10. 9%.随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又公布,全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为12% ,两家公布的数据,相差1. 1个百分点。这1. 1个百分点差距尽管不怎么起眼,跟“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但把它换算成GDP的绝对数,两者相差的却是8048亿元人民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文数字。这两个数字,照理讲,应该都是可信的,因为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国家发改委,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级权威机关,它们发布的数字如果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发布的数字可信呢?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前一后公布的两个数字,不能不让老百姓犯晕:这两个数字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大?造成差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

  毫无疑问,这两个数字当中,最少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对中国官方的统计工作稍有了解,或者阅读过《统计法》的人都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通过各基层单位的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按照统一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统计,然后再由各系统、各地方的统计部门逐级汇总上报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单位、乡(镇)、县(市)、地(市)、省(市)、国家统计局六个环节。国家发改委的数据的来源和渠道,也基本上大同小异。由于环节多,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失了真,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失真的数据。如果数据在多个环节受到扭曲,那么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多重扭曲了的数据。数字失真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由主观因素造成的数字失真,就是人们常说的弄虚作假。上面出现的有问题的那个数字,显然包含着弄虚作假的成分。

  多年以来,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蔚然成风,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统计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呢?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对此有一个说法,他说:“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原因,是基层统计部门抗干扰能力差”。

  邱晓华的这一席话无疑属于“重要讲话”。不过,不知道是邱局长讲话时的一时疏忽,还是报纸在报道时的疏漏,邱局长把弄虚作假的原因归结为“干扰”,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因为干扰只能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不足以使工作产生本质上的改变。虚假数字只是一种谎言,根本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统计数据”或“统计资料”。以非统计数据冒充统计数据,以假作真,以无作有,统计已经变成“设计”了,这样彻头彻尾的改变,决不是“干扰”所能奏其效的。虚假数字的出现,只能是对统计工作恶意干预的结果。而能够对统计工作进行恶意干预,并且其干预能够立马见效的是什么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邱局长所说的“干扰”,也许是对“干预”的另一种说法吧。对于这样的“干扰”,基层统计部门的“抗干扰能力”能够不差吗?为了遏止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邱晓华局长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对那些达不到规范的地区统计局要限期整改,限期内整改不了的,要进行内部通报,再没有效果,就让媒体公开曝光”。邱局长把《统计法》搁置一边,别出心裁地提出要用“整改”、“内部通报”、“让媒体公开曝光”的办法去遏止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其效果恐怕是难以令人乐观的。因为“整改”也好,“内部通报”也好,“让媒体公开曝光”也好,都是鸡毛掸子,既不伤皮,更不伤骨。惯于此道的人早就对它们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了。在“整改”、“内部通报”、“让媒体公开曝光”面前,这些人是完全可以做到脸不改色心不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此可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试法呢?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统计法》对违犯该法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的、有效的、可供操作的惩戒性的处罚规定,缺乏刚性的约束力。违法者基本上没有风险,基本上不存在为违法行为承担不良后果的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部门在干部的任用、奖励、升迁上,过多地相信纸上的数字,给人以“数字可以出官”的错觉,使染上官瘾者把弄虚作假当作晋身之道。8月14日《农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胡爱林的文章,就反映了这一情况。某地一位乡长对该文章的作者说,由于多年来吃够了虚报数字的苦头,他们决定告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习惯,如实上报成绩,结果报了三次都被县里退了回来,并受到主管副县长的严厉批评。主管副县长说,他们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没有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要他们回去“解放思想”,修改报表。否则,他们就将面临取消年终奖金甚至撤消职务的问题。这位副县长的意思显然是:弄虚作假就是讲政治,弄虚作假就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世界上有这样的逻辑吗?不知道这位副县长是怎样当上副县长的。

  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那时候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彼伏此起,充斥报端。弄虚作假由来之久和效法者之众,使它几乎成了传统,成了一门“国学”。

  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是对法律的践踏,对党纪的嘲弄,对道德的颠覆,对人民的欺骗,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弄虚作假与鄧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江澤民提出的“叁個代表”思想,胡錦濤树立的“八荣八耻”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

  弄虚作假者应该受到惩处而不应该受到奖赏和重用。“数字出官”则恰恰是对弄虚作假者即对罪犯和道德堕落者的奖赏。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哀,人民的不幸,是给党抹黑。

  顺便指出,现行的统计报表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苏联模式的遗存,方法落后,手段陈旧,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太多的用武之地。统计报表制度是否还适宜当前的社会现实,值得深思。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如影随形,掐断了“数字出官”这条路,“官出数字”必将销声匿迹。

  数字出官何时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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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汤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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