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最亲的兄弟

  新中国建立时,那时候我们叫农民是“农民伯伯”,叫工人是“工人叔叔”。到后来,辈分降低了一点,农民成了“农民老大哥”,工人成了“工人兄弟”。到今天,再降低一个档次,提起农民,我们就联想到城市里那些蜂拥入城的农民工;提到工人,则想到“下岗”这些字眼。

  我不否认,现在谁有钱谁就是爷,而囊中羞涩的农民,他们只配成为社会的配角。但是,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受到尊重的权利,他们的子女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我的老家在西安郊区农村,那块贫困闭塞的小地方现在还生活着我的许多族人。我的堂弟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他一年到头种地下来,刨去用机械翻地、籽种、化肥、浇水费用,收割费用,农业税等等,秋后算账,反而赔了。农民算账,往往还不算自己付出劳动力,如果再加上这个,那赔得当更惨一些。

  堂弟算了一通,最后说,这地是不能种了。

  那么出门到西安城里当泥瓦匠,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运气好,辛苦钱全都能拿到手,一年下来可以挣到2000元。如果遇到老板赖帐,那情形就像今年春节前的那种讨工钱的情形一样。

  最叫我愤慨的是这样一件事。村上和乡上,将各种名目繁多的钱都收过了,最后还不满足,于是又想出个新招。他们挨家挨户地丈量每户人家的庄子,发现门前多打出了一堵墙,然后就开始罚款。我的堂弟家一贫如洗,无钱可罚,于是就拉走了屋里仅有的几口袋粮食。堂弟打来电话,向我哭诉。我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而已。据说后来这事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农民们呐喊着把这伙人赶出了村子。

  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县委副书记,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说现在小的乡镇,要养活200多干部,大的乡镇,干部则多达600之多。这些人的工资县财政根本拿不出,于是只好乡镇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位副书记还说,乡镇干部的消肿问题不解决,所谓的税费改革,所谓的减轻农民负担,都是一句空话。乡镇干部的工资找谁要去,羊毛出在羊身上,归根结底,还得从农民身上想办法。

  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两件实惠,一是土地承包到户,二是农业人口可以流动到城里打工。现在,我们期待着决策部门能对所谓的“三农问题”再有新的决策。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类群体。他们像羊一样温顺,像牛一样勤劳。过去的封建社会将地方官员叫“某某牧”,意思说他们是放牧者。但即便如此,为官一任,富民一方,这些放牧者也懂得让牛羊吃饱肚子的道理。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农民。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进城的时间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有的如今还在城外。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的国家,我们应当永远用敬畏的口吻谈论我们的土地,我们应当将那些家园的固守者视作我们最亲的兄弟。

  作者: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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