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拨开迷雾,走出阴影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的30周年。在素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传统的中国,毛泽东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党的前领袖,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在他的30周年忌日,人们满以为今年照例会有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的。未曾想9月9日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官方并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9月9日的《人民日报》,只在第二版上登载了两条很不起眼的有关消息。一条是《千万青少年网上纪念毛泽东》,另一条是《毛泽东文物馆正式动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则干脆只字未提。倒是毛泽东的几位后人,在这30周年前夕,有的发表谈话,有的出书,有的办展览,为之造势,召唤着记忆中的辉煌。这种情形,与过去相比,特别是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令人顿生天上人间之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在北京去世,举国震惊。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0亿中国人的心目中的标准形象,始终是红光满面,神采弈弈,十分健康,万寿无疆的,是一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只会与天地同在,不可能与死亡结伴。不过,9月9日的讣告尽管大出意外,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人们最终还是相信毛泽东确实是离开了人世。因为广播里反复在播送这条消息,不像是坏人造谣。谁敢造这样的谣呢?谁能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造这样的谣呢?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造这样的谣是非杀头不可的。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甚至有些外国人都把他视为神人。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在过去供奉“天地君亲师神位”的地方,张挂着毛泽东的画像;每一个中国家庭,最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所有的中国人每天都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话语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最高指示”,并且规定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最高指示”的威力不亚于古代的圣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每天都要在毛泽东的画像前毕恭毕敬地“早请示,晚汇报”;不管做什么事情,哪怕是学生上课,病人就诊,农民下地,战士出操,都必须先念完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说;广播里每天都要多次播放歌颂他的《东方红》乐曲;毛泽东的话语在所有的印刷品中全部用黑体字排印;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全国所有的单位都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林彪死后,有人讥讽他“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其实,这也是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写照。文革期间一些被迫自杀者,在其遗书中甚至都不忘写上“永远忠于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那样的字句。毛泽东的影子就像空气一样笼罩着每一个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中国人对他的崇拜,到了无以覆加的程度。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毛泽东的地位,远远高于基督耶苏和佛祖如来。毛泽东是一个神乎其神的神人。

  毛泽东之所以被很多人当作神人,一是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二是长期以来,中国所有的宣传机器,无一例外地竭力宣扬毛泽东有着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反复地、持续不断地在把他神化。在这样的气候中,凡夫俗子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他视若神明,对他顶礼膜拜了。毛泽东当然可以制止这种不科学、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宣传,但他没有制止,他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的被神化,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提到,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是被一步步神化起来的。在神化毛泽东的过程中,刘少奇和林彪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个《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成立政治局和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也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此前由张闻天负总责)和书记处主席(此前博古为总书记)。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当时党内的“二把手”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书记处会议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从此,中央的重要决策和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开了由毛泽东个人说了算的先河。中央决议的生杀予夺,完全操于毛泽东一人之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得到印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收入了他1953年的两个批示,一个是:“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另一个是:“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在党章之外,还有一个比党章更管用的“纪律”,这个纪律,恐怕就是那个“最后决定之权”吧。除此之外,1945年刘少奇在“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把革命的成果全部归之于毛泽东,把工作中的失误和过错全部归之于他人。把毛泽东说成是党的化身,真理的化身。给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抹上了理论色彩,同时也给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辟了道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宣布毛泽东说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说:“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以副统帅的身份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的话,很快就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成为政客们和明哲保身者的行为模式。在这个情况下,《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也应运而生,堂而皇之地同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林彪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进一步把毛泽东推上了高高的神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者刘少奇和林彪,最终却是因“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而遭受厄运的。

  毛泽东去世以后,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和各种各样的毛泽东传记陆续出版,逐渐掀开了笼罩着毛泽东的神秘面纱,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走不出生老病死铁律的凡身肉胎的毛泽东。这些著作告诉我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烟瘾很大,喜欢吃辣椒、吃红烧肉,喜欢跳舞。他像一般的男人那样,对女人同样有兴趣。他娶过四个老婆,生过十多个孩子。他一直保留着湖南农民的生活习惯:睡硬板床,不用抽水马桶,喝完茶连茶叶一起吃掉。毛泽东幽默风趣,城府很深,生活随便,甚至不那么讲究卫生,他的许多逸闻趣事,可圈可点。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18岁到长沙,20岁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8年师范毕业后,经杨济昌介绍,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在北京,他初识陈独秀,并接触到馬列主義。1920年,他回到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其时,毛泽东28岁。十年后,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过了三年,成为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员。1935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之一(另二人是周恩来、王稼祥)。在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推举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到去世。

  毛泽东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长沙读书期间,他就常到省立图书馆读书。历代古籍和时新报刊,他都很有兴趣,认真阅读。他既佩服朱熹、王阳明,也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他的文章和讲话,引经据典,处处闪耀着儒家文化的光芒。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则可以看到胡适和陈独秀早期著作的痕迹。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史》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两部书他反复读过多次。这两部书,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还经常翻阅并作了大量的批注。他为什么对这两部书情有独锺?他在这两部书中发现了什么,领悟了什么?当然无法臆断。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书让毛泽东知道了中国历代帝王的权位,除了继承祖业者外,无不是通过武力、权术与机巧取得的;知道了帝王的权位,随时都存在着被人争夺的危险;知道了斗争充满着整个社会,贯穿着全部历史;知道了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知道了武装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价值;知道了王朝兴衰更替的多样性和戏剧性。也许,正是这两部书孕育了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孕育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斗争策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二十四字箴言,就是他在长沙读书时写下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在这二十四字箴言中已经初见端倪。天指的是什么?是天气?天象?天意?天命?地指的是什么?是地形?地貌?地理?地脉?人指的是什么?是人的肉体还是人的思想意识?是所有的人还是特定的人?是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是古人还是今人?《周易》中称天、地、人为三才,三才之道叫做天道、地道、人道。道家则把宇宙分为三界:天界、地界、人界。二十四字箴言中的天、地、人,是指天道、地道、人道抑或天界、地界、人界?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你愿意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理解,可能全对,也可能全错。其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知道。毛泽东生前很喜欢“三李”的诗,这24字箴言的隐晦与含蓄,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泽东从一个儒家学说的信徒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个转变对他来说,是轻松愉快的,他没有经受脱胎换骨的痛苦。毛泽东是在29岁以后才开始自学英语的,在此之前,他不懂外语,也没有出过国门。那时的中国,馬列主義著作的中译本是十分稀少的。毛泽东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里,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圣殿里,比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等人更权威、更有话语权,实在是一个奇迹。1975年他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可见,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领悟上,毛泽东与党内的其他同行有着很大的差异。毛泽东曾经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列宁去世以后,一直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而斯大林推行的只能叫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能画等号的,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斯大林主义最显著的标志,是以托洛斯基为最主要的敌人。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托洛斯基其实是列宁的真正战友和传人,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和指挥者,十月革命的炮声,就是他打响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斯大林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假社會主義。吴南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极端的个人专权、拒绝社会和谐发展于一身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社會主義的理想依然是俄罗斯人民、东欧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斯大林主义则将是一去不复还的。

  毛泽东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做过农村调查,搞过农民運动,开过农民運动讲习所,对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十分了解和熟悉。正因为如此,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理论,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堪称独立思考者的典范,是一个彻底的“反对本本主义”者。纵观他的一生,他从来没有无条件地遵照过任何的权威教条,包括马、恩、列、斯的教条,也没有无条件地服从过上级的指令,包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令。他认为对的,就执行,他认为不对的,就不执行。他曾公开批评过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评张国焘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职位都比他高,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的文章和谈话,很少引用马、恩、列、斯的话语,而儒家著作中的成语和典故,他却常常脱口而出,诙谐风趣,妙语连珠。这也说明他对中国古籍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熟悉程度。不墨守成规,既是毛泽东的秉性,也是他具有非凡的军事胆略和政治魄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的表现。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正在于此。

  毛泽东是一个理论大师,任何问题,不论巨细繁简,他都能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根据其理论作出全新的结论。他的这一才能,常常使得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只要他认准了目标,他就毫不动摇地、坚定不移地以至不惜代价地向目标迈进,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的前进。当了他几十年卫士长的李银桥说:“毛泽东一旦把谁确定为对立面,那就非征服打倒不可”。

  毛泽东是一个风云人物,是一个历史巨人。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尽管数以百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亲友,在“階級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生活得很不开心,但更多的人从内心深处对他感恩戴德。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通知,除天安門城楼外,所有的公共场所不再悬挂毛泽东的画像,我的一位有几十年党龄、在县委担任过多年部长的朋友对我说:“毛主席是我的恩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今天的地位和待遇。他老人家的像我是要挂的,我不在公开场所挂,在自己家里挂总可以吧。”我说,当然可以,你有这个权利。不过,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能认为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去世了,但共产党不会去世,共产党还将继续发展和壮大,人民的生活还会越来越好。

  毛泽东是一个以天下为家的人,他没有巨额存款,没有建造私宅,甚至没有享受应有的天伦之乐。他在临终之前,没有一个儿女在身边。陪伴他的,是女秘书张玉凤。他的妻子江青,只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受组织安排,在他的病榻旁轮流值勤。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死亡的问题,以至去世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毛泽东推行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模仿苏联,大部分照抄照搬;后期则是走自己的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采。他满怀信心地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从而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闹出了诸如土高炉炼钢、亩产稻谷十多万斤的笑话。但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毕竟是现实。不切实际的理想只能是幻想,而幻想必然会被现实所粉碎。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家喻户晓,记载和歌颂他的功绩的报刊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他的观点,他的主张,他的做法,不可能永远正确,他说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的全部理论和作为,有正确的,有不那么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就说过:“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鄧小平也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日益显露了出来。

  我们不妨看看毛泽东的部分主张和观点。

  “階級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以階級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階級斗争,一抓就灵”;

  “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人民公社好”;

  “要斗私批修”;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大革命这是第一次,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你办事,我放心”;

  “照过去的方针办”;

  ……

  只要不否认我国当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不否认实行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企业改制、土地承包、一国两制、计划生育、以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策是顺应民心、与时俱进的正确决策,不否认以上政策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不否认中国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上政策的成果,不否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伟大意义,就不能不承认上述的毛泽东的那些观点和主张只能是当时的权宜之计,现在则已经完全过时,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了。在当前的形势下,继续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奉为圭臬,就是向“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回归,就是向“两个凡是”的回归,就是开历史倒车。并且,继续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奉为圭臬,还可能对当前政策产生误读和误解,甚至导致对当前政策的歪曲和否定。一个理论,一个主张,正确不正确,是不是真理,不决定于它出自什么人之口,而是决定于它经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个凡是”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毛泽东的所有观点和主张,不顾时间、地点的变化,统统给予高度评价,全部予以接受和实行。这种做法,看起来好象是对毛泽东的忠诚,殊不知这恰恰是犯了毛泽东历来反对的“本本主义”的毛病。“本本主义”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应该再犯这样的毛病。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待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科学无禁区。把对有关毛泽东的评议列为禁区不是科学的态度。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多战友,也有许多敌人。战友们爱戴他,歌颂他;敌人仇视他,丑化他。歌颂他的,掩盖不了他固有的瑕疵;丑化他的,抹杀不了他应有的光辉。冤案终究会大白,谎言迟早会揭穿。任何人的千秋功罪,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哪几个人说了算的,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一切歪曲历史的企图最终都将是徒劳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主政时期,就发生过胡风冤案、彭德怀冤案、刘少奇冤案、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这一系列的失误,给中国的革命、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些失误,是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认识分不开的,毛泽东本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有清醒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改正。这些失误,只能由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为之纠正。

  其实,今年官方没有举办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活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历史时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相继进入了鄧小平时代,江澤民时代,胡錦濤时代。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歇,中国还将进入更新、更好的时代。毛泽东随着呼吸的停止,自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几十年以后他逐步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应该是自然的现象。

  个人迷信之所以在中国曾经如此狂热,是与长期以来个人迷信的宣传和人们积重难返的皇帝情结分不开的。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权力崇拜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几千年来,权力决定一切。国家的存亡兴衰,个人的生死荣辱,甚至道德理念的抑扬进退,无不如此。在中国,几千年来,小至求生存、求温饱,大至求荣华、求富贵,无不需要依赖权力,借重权力。权力无时无地不在展示它神奇的力量。在这种“传统”的行为模式的浸染下,人们崇拜权力,也就顺理成章了。刘少奇、林彪当年不遗余力地吹捧毛泽东,很难说其潜意识中没有包含这样一种成分。

  中国的发展与壮大,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学习前人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有用的、有益的、先进的东西。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果断地抛弃过时的、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不合理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否则,我们就只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永远站不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发展成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以至于可以在世界上横行,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人不迷信、不盲从,不守旧,不断地推陈出新。一百多年来,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科学奖,每一届都少不了美国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对于毛泽东,我们不应该只说他的英明、伟大、正确,也不应该只说他的错误、缺点。在感情上,要避免一边倒,在认识上,要避免绝对化。对于毛泽东,我们不但要从仰视的角度,还要从平视和俯视的角度去观察,去注视。不要对毛泽东作出简单的判断。爱尔维修说:“一个虚妄的判断,不是出于情感,就是出于无知。”毛泽东主张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毛泽东是对的。

  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中国的人民越来越富裕。中国当前的繁荣昌盛是毛泽东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今天的社會主義与毛泽东时代的社會主義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社會主義是英雄史诗式的社會主義,是以富有为耻辱的社會主義的话,那么今天的社會主義则是有着和谐色彩的社會主義,是以富裕为光荣的社會主義。毛泽东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是欣慰?是迷惘?

  我们应该拨开历史的迷雾,穿透人造的光环,走出盲目的阴影,客观、实在地看待毛泽东,评价毛泽东。让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资料来源: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毛泽东自传》

  《刘少奇传》

  《鄧小平文选》

  《陈云文选》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

  刘少奇:《论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金冲及:《毛泽东传》

  电子邮箱zolotang@yahoo. com. cn

  作者:汤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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