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群:美国梦和中华文明的“缺失”

  在香港的《凤凰卫视》,余秋雨先生主持了一个名为《秋雨时分》的节目。每天,他歪着脑袋,搓着手,洋洋洒洒地教上一课,最后再翻开一页,来上一段“秋雨语录”结尾。他主持的节目在全球通凤凰快报之后,每天来上一段大约也就五分多钟,在周末连起来再作一个一周的小结,好一个“权威”教授开课的派头。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节目里讲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但是存在的问题很大。

  在余秋雨先生连续指证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缺失”和“缺陷”的过程中,他观察问题的视角有明显的偏差,根据一些表面现象作了过度的延伸,逻辑推理不合理。他经常列举一些当前的社会风气败坏,文人墨客的习惯用语,以往批判孔孟之道的例子和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所采取的种种误国,误民做法,进而延伸,用“缺失”和“缺陷”来归罪于中华文明,诉说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以此做出结论。他的这些说法粗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缺乏说服力。

  余秋雨先生好似“胸有成竹”,事先就对中华文明编制和罗列好了一大串“罪名”,然后再从过去的和现存的各种社会现象中寻找罪证,因此得出的一些结论难免牵强。评判和总结中华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余秋雨给这个节目出的课题实在太大,有些自不量力。本人开始只是抱着读书和教书人的同情心,耐心地跟着他的节目听了下去,谁知道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不得不提出质疑。

  具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拥有诸子百家学说,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起伏和随之引起的文化振荡,沉淀下来的笼统产物。诸子百家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和衰败而发展,随着社会的需要和统治者的好恶而兴衰。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中国有上千年的尊孔历史,也并不能就此来断言,儒家学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尽管有的学说和思想不能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青睐,但是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承了下来,它们应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文明是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各地几乎同时发生,具有多重起源和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中华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排外,具有包容,接纳,融合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鲜明特色。由于地域广阔,两千年前就达到了国家统一,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两大特点,使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历尽劫难而继续存在,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既充满着矛盾,冲突,又互补,和谐共存,融合的大综合体。

  实际上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不少读书人并没有这么重的书呆子气。他们往往都是实用主义者,嘴上讲的是一套,具体做起来却是广纳并收,毫无门派障碍,只要好用的都会拿来用。利用儒家学说,或推广佛教来稳定社会,利用法家的理念来治国安邦,算是一例。就算是同一门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强调的重点和发展的方向也会有所不同。儒家学说和中国佛教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应该都能说明这一点。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也是这样。

  至于一些社会风气,习俗,平民百姓的精神面貌,包括一些文人和学者的道德修养,以及由特定的社会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在不同的社会压力和经济状态下会随之变化。在国泰民安,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状态下,社会文明程度必然会随之提升和发展。在连年战争,遭受了严重的天灾人祸状态下,家破人亡,民不聊生,自然会盗贼四起。在破除了原有的社会道德底线,失去了信仰,有权势的用尽一切手段侵吞国家财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民向钱看,不择手段想成名,发财致富的社会状态下,民风败坏,道德沦丧,什么怪异的社会现象都有可能出现。

  因此,能够简单地把社会风气败坏,一些文人墨客的习惯用语,儒家学说中的一些糟粕和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所采取的种种误国,误民的做法,来代表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吗?本人认为,简单化地用一个时期的,或局部的一些社会现象和存在的社会问题,来评判中华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缺失”和“缺陷”是极不严肃,也是肤浅和荒唐的。而且,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当然会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局限。用农耕社会的文明与工业社会的文明作比较,并且以此来断言中华文明的“缺失”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本人认为,要做到比较客观地谈论和评判某一种学说,或某一门学派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最好的做法是全面地列出它的重要观点,叙述其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客观地描述它的影响范围和曾经发挥过的作用。至于要对某一家学说,或学派做出评论和评判,必须避免因为自己的认知局限所形成的偏见,不能武断,要十分小心,并留有余地,如果没有把握,还是让读者自己体会和下判断为好。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保留其精华,去除其糟粕,涉及继承,改革,重建,发展和创新的一个艰难的文化复兴过程。它是一项拓展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极为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众多学科的学者和专家,携手合作,常年累积的划时代的巨大工程。比如在中国的断代工程中,采用了一些现代高科技,联合了众多学科的学者和专家一起来探索历史的真相,让证据来说话,允许有不同见解的存在,而不是由少数所谓的学术权威拍板,武断地下结论,就比较有公信力。

  要公正地比较和评论不同的社会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优点和不足,就必须设置一个相同的,或十分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发展时期作为可比性的假设前提。而且这种比较还必须历史地,发展地小心论述,不要太轻易地下结论。否则,用来做比较的双方因为不是处在同等的基础上,根本就无从比较,或者会发现没有一处是顺眼的。如果有人硬是要拿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和传统文化来做这种不对称的比较,试图以自己的成见,或偏见,人为地加以褒贬,只能沦为一种卑劣的宣传和攻击手段,很容易像亨廷顿那样,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

  任何再杰出的个人都存在认知的局限性。如果先入为主,有了自认为理想化的,正处于工业社会鼎盛时期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作为参照物,对正处于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庞然大物,所做出的随意比较和横加评判,就会像是瞎子摸象,胡说一通了。一群瞎子摸象,摸到躯体的说大象是一堵墙,摸到大腿的说大象是一个圆柱,摸到鼻子的说大象是一个粗大的管子,没有明眼人的指点,或者放弃成见,交叉换位,反复探索,就不可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余秋雨以前是搞艺术理论和写散文的。在网上搜寻了一下他的全部作品有37部之多,多数是散文集,与他人合作,涉及介绍中国文学和哲学的有两部(注:另有一部“知道点中国文学”内容应该是与“中国文学知道点”重叠的),介绍世界文学的有一部。在出这几本书的时候,余秋雨心里应该还是明白的,这些不是他的老本行,用“知道点”清楚地表明,这几本书只是介绍入门的性质。

  怎么余秋雨先生经过到国外走马观花转了几圈,又跟着《凤凰卫视》做了一些节目,就能够摇身一变,重新包装,立即成了研究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和权威了呢?如果《秋雨时分》只是一个杂谈节目,余秋雨先生又能够在节目中比较谦虚地说明,他所谈的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也就罢了。可是,余秋雨先生却是在一本正经,大言不惭地向全世界教授,总结和评判着中华文明,数落着中国文化的“七宗罪”。

  比如,在他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法制的概念。他认为从历来的拦轎告状,上京告御状,包括现在社会中人们宁可向民政部门投书,也不向法院告状,老百姓盼望和崇拜包青天,就可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地方官员的判案不是依靠法律,而是学着传说中的包龙图来办案。余秋雨先生说得太轻松了。不知道是他书呆子气太重,养尊处优对现实的社会生态一无所知,还是在装糊涂,信口开河,随口胡说?

  余秋雨先生指出的这些中国社会人治现象的确存在。司法没有相对独立是农耕社会的一个特点。然而他也应该知道中国有法家文化的存在。至少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就制定过十分严苛的法律条规。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专管司法的朝廷重臣,都是有法可依的。遗憾的是许多时候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恶法太多,压制得老百姓抬不起头来。即使在由北方草原马上民族统治的大元帝国和大清皇朝,法律也是很齐全的。

  中国历朝,历代的地方官代表着朝廷掌管着地方上的一切,集一切权力于一身。不过,他们还是要按照朝廷的法规来判案的,而且是要接受上级部门和巡抚督察的,并不能一手遮天,随意判案。封建时代尚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即使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司法系统也是齐全的,还有了很大的进步。检察官起诉,律师为当事人辩护,法官的判案都是要遵照法律行事,也不是乱来的。

  从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知道,往往是当社会兴旺发达,政通人和时,法律相对就会宽松一些,老百姓也依法守法。只有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朝纲不张,官官相护,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地方上恶霸横行时,法律被地方官玩弄于手掌心,老百姓无处申诉才不得不拦轎告状,上京告御状。老百姓是很老实,也很现实的。有了冤情如果当地司法部门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是决不会舍近去远,去上访的。他们宁可越级向民政部门投书,是因为官官相护,向法院告状根本就告不进去,或者司法人员在玩忽职守,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甚至冤案就是地方司法人员造成的。余秋雨先生从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批判,进而延伸,归罪于中华文明的“缺失”,是否太草率,结论太武断了?瞎子摸象,他摸到大嘴巴了。

  再举一例,余秋雨在他的《秋雨时分》节目里说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追求精确数字的概念。他数说在中国文化中常用的一些笼统,概念性数字,来表明中国人历来对精确数字的忽视,又举出一些昏君和糊涂官对国库和粮仓的存底都搞不清为例,因此判断这又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缺失”。不知道余秋雨先生是否熟悉,或知道点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库和粮仓的管理和监督体制?如果他真的知道点,也许就不会那么胡说了。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文化传统真的像余秋雨所想象的那样糊涂,没有数字概念,早该垮台了,中华文明会长寿吗?余秋雨先生应该在国内也走过不少地方,观摩过大量历代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搞任何重大建筑和工程,即使是用兵打仗,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都必须精心策划和精确计算,决不是靠拍脑袋拍出来的。在发明计算器和计算机之前,用于精确数字计算的最佳工具,算盘正是中国人发明的,而且已经用了上千年。精于计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余秋雨从文人墨客惯用的浮夸数字游戏,从昏君和糊涂官的混账,经过无限夸大,进而推论到了中华文明的重大“缺失”,是否在逻辑思维上跳跃得太远了?瞎子摸象,他摸到了大象的后面,闻到了异味,怕是给熏糊涂了。

  本来还想多举几例,遗憾的是本人原本只想随意听听,看看,并没有把余秋雨的节目讲授内容当一回事,记录下来,在《凤凰网》也找不到《秋雨时分》的内容和提要。由于担心自己的记忆会有偏差,怕举例会不确切,对余秋雨不公平,只得就此住手。然而,更为不能容忍的是,余秋雨先生利用着《凤凰卫视》的节目,当着全世界华人听众的面,在传授他的中华文明长寿秘诀和严重“缺失”的同时,还在夹带售卖他的私货。他对向他提出过批评意见的人和对他不屑与为伍的同行进行了冷嘲热讽,口诛笔伐。

  对于一个不愿回顾和反省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勇气面对批评意见的人,还能有什么诚信可言?如果还要不以为耻,自作聪明地利用大众媒体对批评过自己的人,展开回击和恶意中伤,对他的同行进行贬低和羞辱,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就不可思议了。否则,他就决不应该采取这种不明智的错误做法。如果余秋雨先生认为,那些批评过他的人可以利用平面媒体和电子网络对他展开“攻击”,他理所当然也可以利用电视节目来回击,那就大错特错了。

  即使是主持一个杂议性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是应该围绕着听众所关心的重大议题做节目,也不应该老是围绕着自己的一些私人问题喋喋不休。如果主持人在他的节目中,还不能够采用摆事实,让证据出来讲话的方式来说明问题,而是一味地表示谴责,藐视,甚至攻击的态度,就难免落人口舌,无法摆脱利用电视媒体泄私愤,图报复之嫌。

  余秋雨先生这样做法的错误有三。首先,他对待批评意见的态度不可取,甚至为人不齿。死不认账,不作回应,把批评拒之于门外;又以受到伤害为名,诉以悲情,扬言要告别文坛;进而利用主持的电视节目,反击和抹黑对他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在主持的节目中,不失时机,借题发挥,批评他的学者同仁表里不一,行为上的不检点,贬低他们的人格,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越是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从来不会犯错的“完人”,“圣人”,试图把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和曾经犯过的大,小错误都掩藏起来,还利用主持的电视节目强烈反击,文过饰非,压制批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余秋雨先生面临的问题其实不大,关键是他缺乏一个虚心和坦诚的态度。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坦诚地面对自己以往的过失,公开地剖析和反省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学者风范。虚心地面对各种批评意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才能使批评者心诚口服。

  人们不会因为巴金在他的晚年写下了《随想录》,在其中多次提到“文革”,并且不断地忏悔,而贬低他的人格。相反,如果说在此以前的巴金是以他的几本小说出名,以他的显赫文学地位和政府职务受到人们的注目,在写下了《随想录》后,他才真正地确立了值得人们敬重的人格。巴金以往的会议发言从来没有受到过人们的高度重视,而在他的《随想录》中的一些真话,以及他提出的“要讲真话”,却使国内,外千百万中国人为之动容。

  余秋雨先生的错误之二是以媒体节目主持人的优势,对他的批评者进行抨击和压制,居高临下,仗势欺人,有欠公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学术界,持强凌弱的行为,最为人所不齿,余秋雨先生应该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往往学者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越高,对于一般的学术批评意见就越重视。尽管有些意见是错误的,他们仍然不惜花时间反复解释,甚至写亲笔信回答。因为他们责无旁贷,必须尽力鼓励和提携后进,并为他们做出一个严谨治学,尊重不同意见,在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榜样。从蔡元培的对待胡适之,从胡适之的对待俞平伯,都是很好的范例。

  对待一些纠缠不休,看上去像是故意找碴的,只要尽心尽力说明过就好,大可不必继续理会。如果涉及蓄意诬陷和人身攻击,抄袭和剽窃行为,就不能姑息养奸,必须提出告诉,在法院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在法院,起诉人和被告通过各自聘请的律师,提出证据来依法抗辩,双方是在法院天平的两端平等的基础上公平进行的。通过法院的审判来声张正义,使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才是遵法,守法,依法维护公民权益的做法。

  余秋雨先生的错误之三,是在他的电视节目中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公开谴责和羞辱他的学者同仁的行为不检和陋习,不厚道。在他说到,孔孟之道要求读书人追求去做理想化道德标准的正人君子,要求太高,不切合实际,因此造成了许多读书人在言行上的表里不一,具有虚伪,分裂的人格。他列举他的一些学者同仁,附炎趋势,阳奉阴违的陋习和嘲讽他们在课堂上讲授礼仪道德,下课后的种种行为不检点。

  余秋雨先生如果真的想纠正这些陋习和行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如果他能够言行一致,挺身而出,承担起由此引来的各种社会压力,身体力行做出一个好榜样,效果会比在节目上的公开谴责好得多。对待他的学者同仁的一些行为不检点,如果余秋雨真的是出自善意,就应该当面私下提醒和指正他们。把话说在当面,比较容易被人接受。有一些生活小节可能会被忽视,当事人只要被提醒就会注意去纠正。当面不讲,背后上电视台去乱讲。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却在电视台上公开谴责,要求别人做到。这不等同在自己爬到了一定的职位和地位后,对在下面也想爬到高位的学者同仁,使劲地踹上几脚和吐口水吗?

  现在是有一批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对发达国家,特别对走在工业化科技尖端,富裕发达,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鼎盛时期的美国基督教文明,无限仰慕和崇拜。他们通过亲自出国,去过几次,甚至住过一段时间,读过几本书,因此知道点,有着一个“美国梦”。他们的仰慕之情,促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对发达国家的社会文明全面颂扬,惊得老外学者都不敢接口。他们的崇拜心理,使他们下意识地把目前中国存在的一切问题都要拿来与美国作比较,说得中国一无是处,弄得外国学者都无法认同。

  任何一种宗教的门徒,根据他们对该门宗教的认知程度,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作为忠实的信徒,要维持他们的信仰只需要知道点,不需要知道得太多,太深入。只有这样才能使一般的信徒更虔诚,甚至无限崇拜。如果知道得太多,对宗教的理论研究得越深入,信徒就会不由自主地对教义和该宗教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提出各种质疑和问题。这就是教中的长老和宗教领袖层次的工作了。他们不能还是停留在一般信徒的信仰和崇拜程度,必须认真地做学问。他们要承担起教义的世俗化演绎和注解,考虑和解决为了使该门宗教能够延续和发展的核心问题,补充和发展新的宗教理论,著书立说,代代相传。

  当年的馬列主義和毛泽东思想崇拜也是这样。当时的党中央要求广大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指向哪里,大家就必须奔向哪里。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点馬列主義和毛泽东思想,然而学习得又不太深入,这就足以维持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和共产主义的信仰。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中,在应该做学问的层面,也没有几个人真正通读过馬列主義的全部著作,研究过资本主义。领袖们也同样停留在信仰和崇拜的层面。真正能够深入研究资本论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发生和发展的中央领导干部和学者少之又少。这就无法避免党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几乎所有干部和群众,一起陷入盲目信仰共产主义,无限崇拜伟大领袖的英明和正确的思想迷失。全党,全国都指望着一颗天才的头脑来指点江山,结果错上加错,越搞越极端,就造成了一场社会大灾难。

  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现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无限仰慕和崇拜的文人和学者,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是,因为他们真的知道点。然而,他们又没有长期在美国居住过,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切身感受过,也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脚踏实地了解过。他们只读到了一些描述美好意境的理论书籍,把它们当成了圣经。他们只看到了金元帝国的繁华有序的一面,听不到,也看不到真实的社会运作,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为了维持这种社会的繁华有序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高度工业文明的美国社会,当然要比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中国社会,具有许多毋容置疑的优越性。在做这样不对等的两种文明比较中,可以指出的问题比比皆是。只要是美国有的,中国没有,当然都可以说成是“缺失”。但是,这也许只是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实物,或概念上的“缺失”,而不一定就是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上的“缺失”。等到中国真正繁荣富强起来,进入了同样高度工业文明的“太平盛世”,到了那个时候,如果再把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作比较,也许就会客观得多,结论恐怕也就大不相同了。

  作者:范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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