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齐:莫让垄断阻碍和谐社会主义

  12月14日在网上看到“数百多位各界人士上书指物权法仍违宪应纠正”的帖子。对于物权法草案本人也曾写过几篇帖子“写在难产的物权法草案出世之前”、“一部将要违背宪法的物权法草案”、“期待社會主義又一座里程碑”等,大概在网上还可找到。物权法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更强调更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建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没有多大改变。不同的是为了坚持和维护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是放弃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又几乎是放任了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社会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思想观念,恰恰不包括经济。而中国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會主義”,却又恰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社會主義”跟意识形态应该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社會主義”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它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还是仅仅就是一个名词。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上层建筑却又要坚持和维护“有中国特色社會主義”。请宽恕我的无知,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会让人明白吗?

  一、垄断

  近一年前,2005年12月22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资委负责人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记者):“我们注意到现在央企的盈利大户中很多是垄断企业,而垄断企业对社会公众利益会造成损害,请问怎么协调这方面的关系?谢谢!”(负责人):“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两年国有企业的效益确实比较好。这么好的一个局面中间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也可以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这些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怎么来看待垄断,我想这个含义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有省略)

  这位负责人指出,国有企业的效益好是缘于竞争。只是不知这位负责人例举的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在国内市场里是在跟谁竞争,在这样的“国家垄断”行业里,国有企业之间与其说是在竞争,还不如说是“同室操戈”更合适;或者说是这位负责人把右手伸进左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右口袋、在把左手伸进右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左口袋,他所说的竞争,就是国有企业(右手)和国有企业(左手)之间的“竞争”。玩这样的把戏却硬要“别人”为他这样的“演出”付费,如同侯宝林的三棒鼓。这样的倒来倒去,口袋就还真的都鼓了起来,不过使他(国有企业)的口袋鼓起来的恐怕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所说的竞争,只能是国有企业们对“别人”的竟争(竞争),国有企业们如何获得更大的利润,就是竟争着利用自身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来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知国资委负责人去年的这个看法今年是否会改变。

  然而2006年11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目前还是在坚持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系里,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被继续坚持着,国家对国有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还在继续维护着。

  “机场建设费于法无据遭质疑;公络养路费是否合法引争论;公路收费员月薪8000;电厂抄表员年薪10万;手机漫游费成本为零却在收;水价招待费要算成本还想加;电力行业要减薪;银行企业要加薪;油价只涨不跌;药价不跌老涨……”不敢说罄竹难书,恐怕也不胜枚举。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在质疑这些现象?“人们”在质疑谁?这些现象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国家”在这些现象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谁在“助纣为虐”?

  “铁路价格听证会、民航票价听证会、交通行政处罚听证会、春运价格听证会、电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医疗服务价格听证会”。各式各样的听证会都有,但一提到价格听证会,似乎总是涨价会。开价格听证会,似乎就是要给你打涨价的预防针,而且还要让你觉得这是在为你好。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价格听证会成了涨价会?那些能开价格听证会的企业,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它们可以动用“听证会”的名义?这跟国家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能左右价格?谁在“假充慈悲”?

  在中国,对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以及所具有的上述种种表现,用政治的话说是——主体地位;用经济的话讲则是——垄断。

  那位国资委负责人继续回答:“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据说每年“公款吃喝”掉一个三峡工程;据说每年“公车私用”掉一个国防预算;据说每年“公车消费”掉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再加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据说每年“公费旅游出国考察”掉一个年教育经费外加一个医疗经费;据说中国公务员耗电是普通百姓的19倍;据说中国“公务员”(或称财政供养人员)“超标”是发达国家的20倍;据说一个贫困县有十一个副县长;据说一个民政局有四个局长。据说……这也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

  必须承认,上述的“公家”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不知道国有企业搞了半天获得的盈利够不够这一部分人民谋利益。然而这一部分人民的所做所为“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表现着先进性,他们谋得的利益“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谋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真是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盈利,那也只能而且惟一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榨取了更多的垄断利润,榨取了它的雇佣工人和更多的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436页)即使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恐怕也遵循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现实的情况正如这样,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作用,只能是成为了利益集团用来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现实的情况也正如这样,大多数的人民他们付出的总是一定比他们获得的要更多。

  改革开放的中国,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做出的奉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又有多少国有企业职工为了今天的国有企业盈利牺牲了他们曾经的利益。目前全国国有工商企业拥有职工4300万人,其中中央企业职工约1053万。这些人又能养活多少“公家”人、养活多少中国人。中国有13多亿人口,这还不包括每年还未出世的千万胎儿和每年死掉了的几百万人口,当然也包括“公家”人,这是多少消费者!“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是消费养活了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为消费了的“人民”谋了利。在中国,消费者和纳税人的贡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太多。在中国恐怕还找不出没有给改革开放做了贡献的“人”了。谁养活谁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二、和谐

  2006年10月8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看来“国有企业”获得的盈利并没有给人民感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国有企业”最大的贡献恐怕反而是造就了太多的腐败,成为了腐败的源泉。牺牲了太多的本应该是用来为“人民”所服务的那部分资产。而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也似乎都与“国家”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有关。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似乎每一条也都能与“国家”挂上钩。

  中国要构建“和谐”社會主義社会,那么“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吗?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內市场。”“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22页)。之所以继续引用这句话,是因为比城市的改革开放还早几年的农村改革,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农村却还在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阶段里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奇迹。

  当垄断也成为中国社会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便可全部完整的浓缩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里。所不同的是,中国城市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必须承认,这是中国城市改革的奇迹。只是有些过程被压缩在了一起完成,甚至被放弃了,有些过程则被压缩到了提前,如国有的私有化改革,就被压缩到了垄断之前施行。但这仍不失是一个经济奇迹。

  中国城市改革的极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徘徊不前,创造的两个奇迹,使得中国的一头跑进了二十一世纪,另一头却落在了几百年前的一个世纪。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样极度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又将怎样使之成为“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呢。

  “增加财富、建立社會主義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會主義,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會主義了;”(《列宁全集》32卷205页)。“我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列宁全集》32卷479页)。

  中国的“社會主義”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但中国特色“社會主義”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目前仍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农村社会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在人口和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會主義”的“国有企业”的“大机器”工业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289页)。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能缩短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吗。能做为“和谐”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来说,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更有农民工)问题,恐怕就没有解决好社會主義的基础问题。也就谈不上社會主義,也就更谈不上如何构建“和谐”社會主義的问题。

  “跑马圈地”、“盖房修路”、“电灯电话”,如何——再次——进行农村改革和建设,是一个需要认真实施的问题。“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如何花钱去国外考察学习,恐怕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最大的与众不同恐怕就是中国有最大的农村问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本来恐怕是只有几十年的“工农”差别(叫城乡差别也行)被拉大了几百年,这绝不应该是中国所具有的特色。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會主義。”(《列宁选集》3卷540- 541页)。

  不管有什么特色,恐怕这也都是列宁给出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初级阶段”的中国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中国的特色。那么还有谁能给现今的中国“公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划分出另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全部关键恐怕也就在这里。不是承认的人都考虑到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甚至都不承认。

  当所有的指标都不适合用来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谐”时,那么惟一能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谐”的指标就只有看是否缩小差别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全部内容,恐怕就是从如何缩小差别开始了。不承认差别,又怎么能去缩小差别。

  三、大国

  何为“大”国……

  ……

  一个国家有多么“大”的容量,恐怕便如同一个人有多么“大”的胸怀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众所周知,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

  如果一只木桶里盛装的是“大”,那么影响这只木桶里盛装的这个“大”、大还是不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是“思想”还是“物质”。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什么,“思想”还是“物质”,崛起的大国能持久“大”下去靠的又是什么。

  “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會主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59页)决定中国这个“社會主義”的是“思想”还是“物质”,是否“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国的思想是否走的太远了点。中国要用构建的“和谐”社會主義来决定“大”国的地位吗。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整体水平,那么影响这个国家整体实力、整体水平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富有,那么“象征”这个国家富有的最长的那块木板是否是GDP,它在说明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和谐”是由哪些木板构建起来的。“和谐”的桶底(基础)又是如何构成的。如果“和谐”是由一块块的“指数”木板构建的,“幸福”指数会成为其中的一块吗。影响这个国家“和谐”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又是什么。

  出现不和谐,那是因为差别扩大了;或是又产生了新的差别。消灭差别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把最短的那块木板去掉一样,锯掉长木板,整体水平也还是没有提高。惟一的可能就是增加“短”板的长度。在一个国家里永远都不要指望“真正”的平等,就像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一样。当各种差别缩小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和谐了,目的也就达到了。遗憾的是包括舆论宣传在内,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总是在“扬长避短”、对“短”轻描淡写。不重视“短”,只能是短视。

  如何理解和谐?是不是只要“人人都有口饭吃,个个都能说上话”。[ “諧”:詥(he)也。龤(xie)异用。龤专谓乐和。]

  “和谐”恐怕不仅仅是“人人”都能吃上饭了,“人人”都能说上话了,更多的恐怕还在于是否能看到“别人”也吃上饭了、是否能听到“别人”也说的话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是和谐的画面(看到了跪卧在冰天雪地里的乞讨者)。和谐的氛围是更多的“别人”都能感受到;和谐的乐章是更多的“别人”都能享受到。

  而如果“人人”说出的都是一个声调,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那也不“和谐”。时间长了反而会使人心烦意乱。“《真理报》每天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麽,想些什麽,相信什麽,出了轨是不行的!‘每次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等於和所有的人谈话一样’”(“苏联还在教育我们”)。而现在,在我们可爱的中国,只要你愿意听愿意看!现在“每次听一个中国领导人讲话就等于听所有的领导人讲话一样”。看着小品《汇报咏叹调》,不知你笑的是否自然。而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和谐”文化建设也建成了“每次听一个中国人谈话就等于听所有的人谈话一样”,是那么的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恐怕笑都笑不出来了。没有汲取经验教训是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认识到了这个经验教训却又再一次重蹈了这个教训。难道在中国的文化建设领域也要实行“垄断”。

  “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到枪眼的、一个自称白居易后代的‘国学辣妹’在孔庙内大摆性感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恶搞’泛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官方所宣传的理论和道德等内容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落差太大,很多人对这些宣传经历了一个从信任到怀疑,从抛弃到颠覆的过程。”“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些官员出事前大谈理想信念,出事后被发现原来个个‘五毒俱全’。‘两面人’的现象给老百姓的理想信念打击很大。”

  政治宣传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落差,这样的“两面性”现象与腐败官员的‘两面人’现象又有何区别。恐怕不会不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信念。眼能观六路,耳能听八方,扬出的长处别人未必能感受到,避掉的短情别人未必看不到。人们看到的听到的如果有差别;人们享受到的和感受到的如果有差别,未必和谐。

  一部电视片《大国崛起》中的解说词“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替我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是要”主义“还是一碗粥,我一定会选择一碗粥。因为我确实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也不会再去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了。之所以能支撑着我这样的写,是因为包括对物权法(草案)在内的一些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并产生了反应。不再去写,是因为对我来说一碗粥确实是要比”主义“、物权法等什么的要重要的多。再不面对现实,恐怕连粥都没得喝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因此我说了。“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因此再也不说了。本以为象个“匹夫”,却原来“蚍蜉”都不是。

  备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审议并原则通过,要加大对西部的扶持力度。希望企业家们能投资新疆,企业家想投资新疆,我可以做您的经理人。真城的敬望企业家们能关注新疆。愿为企业家们效劳。如您与企业家有联系,敬请代为转达。

  作者:刘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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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DW 说:,

    2008年05月13日 星期二 @ 05:23:47

    1

    中国的经济垄断源于政治垄断,不解决政治垄断,就不可能解决经济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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