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经济动物的利益权衡

  西方人称日本人“经济动物”,这一方面因为日本人眼睛只是片面地瞪着经济发展,而在政治、思想、文化上长期陷于保守状态,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日本人不仅从国家发展角度考量经济利益,其伦理、情义、道德亦化约为经济公式般的精打细算,凡事以利益为驱动,为了得到实际好处或者避免吃眼前亏可以放下尊严,曲解原则、转移信念以及转变礼法规则。总的来说,之所以获得“经济动物”的称谓,是因为日本是个“物质化”相当彻底的民族。

  1955年以来自由党和民主党联合而成的保守政党——自民党一直占据着国会里的绝对多数席位,掌控日本的政治长达38年之久,日本仍然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并在1955年代到1973年代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在80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动物”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这里暂且不讨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血腥根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的保守是否有关,且先看看日本人作为“经济动物”的行动特质,即其人如何洞悉时务见风使舵,在物质利益与精神道义之间变换游移。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日本人战败后在盟军占领部队面前的表现。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告知日本国民投降的事实,日本人知道大势已去,打不过了,“茫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然后来个180度的转变,毕恭毕敬地迎接盟军的占领,街头巷尾都没有一个人向随盟军入境的外国人动武,更没有不满、愤怒与不合作,而在这之前他们还准备“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呢。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前后截然相反的两种表现解释为对天皇的“忠”——因为忠于天皇,所以“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因为天皇宣布投降了,所以全民甘心当败兵顺民以表忠心。可是以常理观之,本尼·迪克特这一解释显然有穿凿附会之嫌,古今中外大凡臣子黎民对君王效命尽忠,在国祚危亡之际理应挺身誓死保家卫国,抛头颅撒热血以维护君王的统治地位,哪有一见君王垂头丧气拱手认命,全体臣民就服服帖帖任人摆布道理。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日本天皇和内阁也是反对的,又不见得关东军听天皇老子的话,怎么到后来又突然那么听话了呢?

  其实日本全民集体大“转肽”,只是眼见盟军兵临城下,加上核爆连连,情势不妙,为了全身保命而作出的明智选择。至于宣称对天皇的忠以掩盖投降驯服的丑态,死要“面子”,只是所谓“耻文化”的又一表征。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七百多年以来,封建秩序下的“忠”都只是下级武士献给地方势力头子——地头、庄主、大名、幕府,天皇只是作为国家民族象征的一介傀儡,而在明治维新时期突然将献给地方首领的忠心转向天皇,乃明治政治家的精心设计,当然,以为天皇尽忠的名义来当败兵顺民,顺理成章地保住了“万世一系”礼法招牌,免于蒙受“耻感”。败兵之将们在举手缴械之后,大概还可以讪讪的说一句:“你老美神奇啥,咱们还不是听命于天皇老子的圣谕,要不才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呢!”,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吧。在美军占领期间曾经三次出任首相的吉田茂说:“正像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现在比英国更强大一样,如果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最后也会变得比美国强大”(高曾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173页。),这种甘当龟孙子也能光荣致胜的“精神胜利法”,自命老子的阿Q也得自叹弗如了吧。

  其实日本人根本在大吃败仗之前早就领教过老美的厉害了,早在1854年(安政元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的海军部队的威压之下,日本幕府自忖武力不是美国的对手,于是不战而屈。可见在战与不战的利害权衡上,日本人还是大大的识相,不等佩理的军舰开炮就乖乖开门迎客了,完全不像中国人那么“不识时务”,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残下,依然屡败屡战,顽强抵抗。

  日本人不但善于准情按势,见风使舵,深谙好汉不吃眼前亏之道,而且在与对手周旋斗智的过程中也显得异常整齐划一,令人叹为观止。最近伊拉克战争把美国大兵搞得焦头烂额,日本人身为美国的附庸当然“义不容辞”派出所谓自卫队协助美国大兵维持伊拉克的战后秩序去了。结果恐怖分子劫持了两个日本记者,威胁日本当局,要求日本从伊拉克撤军。小泉当让一脸强硬坚持不撤军,这不要紧,大批日本群众蜂拥而至,到小泉政府前面示威去了,还在媒体镜头前高举着“真主阿拉”之类的标语,这个情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电视上看见了,受其感动,遂释放了日本记者。释放了人质之后,日本群众再也不示威反对小泉政府出兵伊拉克了,不但不反对,根据有关媒体的调查统计,日本人对小泉政府出兵伊拉克的支持率飙升到80%,其全民转舵速度之快,基地的恐怖分子恐怕也要大跌眼镜了。

  连日本在国际上的盟友们也常常指责日本的外交政策,说他们没有把外交当作一项伙伴事务看待,而仅仅把它当作攫取本国利益的舞台。“如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由于石油供给受到威胁,日本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中最早丢掉亲耶路撒冷的观点,做出亲阿拉伯声明的国家,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立场。还有,当国际社会对罗得西亚种族歧视政策发出一片谴责声时,日本在外交方面并没有表示多大的关心,也没表示什么立场,但当非洲诸国在经济方面联合起来拒绝购买外国商品后,面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局面,日本才调整了对罗得西亚的外交政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日本政府在对待日本赤军‘达卡劫机事件’问题上,由于只考虑本国的安全,而没有着眼于国际社会,因此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另外,日本是唯一在越南战争期间没有流一滴血而获得莫大经济利益的国家。在对待印度尼西亚难民问题上,由于日本表现得过于冷漠,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第234页。)

  日本国家和民族趋利避害的绝对化动向,是建立在社会个体或某个群体都惟利是图的思维方式上的,只是由于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迫于道德情面压力,其选择和行为显得更加暧昧。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妇人与一个老富翁同居多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虽然一直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他们已被视为情笃意深的楷模。可是当有一次老富翁重病在床的时候,妇人向律师提出了婚姻登记的要求,其理由是如不办理登记手续,成为合法夫妻,她就不能为老富翁签字动手术。这看起来很感人,不过在后来的追查中,发现老富翁还有儿女,他们才是老富翁从合法财产继承人,老妇人提出登记结婚,目的就是为了分一杯羹,也成为老富翁的财产继承人。

  “切腹”是日本人免除所谓“耻感”的道德仪式,如果不能为主君尽忠,不能报答恩人的情义,或者受到了侵侮而无法复仇,就是蒙受了耻辱,就应该“切腹”自杀,可实际上忠孝、恩义和所谓尊严,在日本人的行为中都不过是来回变换的招牌,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利益为本的思维。就在日本历史剧《大奥》里面,幕府将军的大儿子竹千代本欲听从其母亲的安排,不与其弟争夺将军继承人之位,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奶妈则责令他刻苦磨练自己以准备继承将军之位,而不惜背叛母亲大人的意志,决心与其弟展开将位之争。这正是忠孝与情义的两难选择:依忠孝之道,其母亲的旨意应当是不可抗拒的权威,但同时其奶妈的养育之恩又不可抹煞,忠孝与恩义之间发生了冲突,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切腹自杀,可是实际上无论竹千代是选择听从母亲的意志放弃将位,还是听从奶妈的教导坚持争夺将位,都可以用忠孝或恩义来解释,也就是无论他如何处置,都有正当的名义可供选用,尽忠行孝与报答恩义在这里只是为免除“耻感”提供借口。因此,真正主宰他的实际行动的最终还是利益意识,结果是竹千代收起自杀的念头,决意与其弟争夺将位。

  这种情形,正是利益为本的行动特质的真实写照,那种真正为忠义两全而自杀的情形,是日本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道德理想,但是这一理想模型的存在,为日本人的利益选择行为披上了完美的道义外衣,外衣下面仍然是千年不变的残忍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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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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