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贝蒂:中国巨龙挤压亚洲小国

  曾几何时,做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你只要遵循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等领先经济体的现成梯子向上爬就行——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先从农产品开始,再转向生产T恤,然后是玩具,拖拉机,电视机,最后是买卖美国国债。

  中国的崛起,使这一过程不再那么简单了。由于数亿进城的中国农民工仍然愿意为低工资从事制衣工作,不仅是梯子的第一级更难踏上,而且,来自中国沿海工业地带的出口商品正迅速升级,已威胁到那些正在发展半途或者处于更上游的经济体。尽管意大利制鞋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制造商也许会对中国的竞争怨声载道,但有着更多担忧的则是亚洲中等收入国家,那些不仅在地理上毗邻中国,在经济上也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正如越南胡志明市律师弗雷德里克·伯克(FrederickBurke)提及东南亚时所说:“环顾这一地区,你可以发现许多国家拥有光明的未来。”但对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再远一点的巴西和埃及而言,这些经济体正面临一个风险:可能陷入世界银行(WorldBank)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它们已实现基本的工业化,但目前难以找到新的高增长领域,可以与中国一较高下。

  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它已从50年前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沦落为亚洲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其经济趋势增长率在1997年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有所提高,其表现在亚洲地区颇不一般。但它要想赶上马来西亚和泰国还差一大截,更别说台湾或新加坡了。

  近年来菲律宾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4% 至5% ,对于一个人口年增长近2% 的国家来说,这一增幅还过得去,但并不引人注目,远未达到让菲律宾发出“亚洲之虎”咆哮的7% 至8% 水平。

  菲律宾商界和政界人士非常清楚在全球经济中寻找利基市场的必要性。他们密切关注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及其它机构发布的不同竞争力指数,了解成本和生产率的国际基准。

  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尽管经济学家耗费大量时间,试图纠正国家要像企业那样互相竞争的错误看法,但菲律宾企业仍然不得不花上大量时间,寻找它们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世界银行的研究证实了一种坊间说法: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出口商展开激烈竞争的其它东亚经济体表现最差。而通过对中国出口进行补充、向现有产业价值链上游移动、开辟中国相对较弱的高价值领域,它们就能取得更好的表现。菲律宾已展开此类活动,但迄今为止仍然不够。

  联合利华(Unilever)驻菲律宾主管桑吉夫·梅赫塔(SanjivMehta)表示,尽管中国在崛起,但员工素质促使该公司将多数制造业务留在了菲律宾国内,尽管这里的电价在亚洲属最贵之列,最低工资标准也较高。联合利华已关闭其马来西亚制造业务,但将其在菲律宾的传统生产业务保留了约80%.马来西亚是一个更加富裕的国家,劳动力成本更高,市场相对较小。

  由于运输成本下降和贸易壁垒减少,如今从单个制造业基地向整个地区供应货物更加简便。但梅赫塔警告,不要试图从一个地方开展所有业务:“过去常有人说联合利华采取了令人绝望的本地化做法,但我们不希望盲目向全球扩张。”

  联合利华已经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体香剂国际供应中心,制造这种产品不需要多少电力,但要有良好的质量管理。梅赫塔指出:“菲律宾是全球短信之都,这一点很有用。”——菲律宾人沉迷于互相用手机保持联系,这意味着,提高生产率的想法和故障反馈能迅速传遍整个车间。

  菲律宾充分利用了自己相对较好的教育体系和高水平的英语能力(美国占领的遗留物),来发展那些中国不擅长的服务业。它已日益成为外包业务加工、为外企编写网站以及英语外语教学的中心。除了语言技能以外,菲律宾的新闻自由和民主体制也让它相比中国具有优势,在中国,互联网网站受到严密监视和审查。

  中国的竞争威胁依然巨大

  不过,相对于一个9000万人口国家需要的那些提供大规模就业的高增长引擎来说,这些零零碎碎的长处犹如杯水车薪,中国的竞争威胁依然巨大。长期以来,马尼拉一直自认为是运输和通信中心,但是,美国的联邦快递(FedEx)正要把自己的区域分销中心从菲律宾迁至中国广州,称这是顺应制造业和贸易的趋势。菲律宾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数百万的菲律宾人仍然涌向国外工作。海外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以上,在全球比例最高。

  企业界人士表示,高昂的电信和运输成本,以及政府授权下持续存在的卡特尔和监管规定妨碍了菲律宾的经济调整。“尽管存在种种不利,但我们的电子行业仍然具有竞争力,即使对中国也是如此,”马尼拉全国商会主席唐纳德·迪(DonaldDee)表示。但电子行业并未创造出原本能够创造的重大价值。“我们最强大的资产——我们的劳动力——仍然在流向海外,他们回国后会说:菲律宾所有东西都没有正常运转。”

  然而,马尼拉商界开出的“药方”的局限性很说明问题。除了被中国进口商品抢走饭碗的农民外,很少有人认为贸易保护或者直接补贴能够解决问题。

  中国的崛起激起了一场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界的古老争论:政府是否应当采取干预措施,培育初生的产业。对于这种“产业政策”的拥护者而言,向价值链上端迈进的迫切需要只是加大了要求政府干预,帮助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新产业的呼声。对于其反对者而言,科技的迅速变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分割状态意味着,即使这种体系在过去奏效,现在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空白,然后通过保护或者补贴其国内企业,帮助它们填补这些空白。

  全球化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相应地,政府可能遵循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在东亚,非常开放的经济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前沿。该地区历来遵循所谓的“雁行”(flyinggeese)模式——随着产业的发展,整个产业从较富裕国家迁徙到较贫穷国家。

  举例来说,制衣业最初在香港起飞,然后依次转移至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对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所裨益,仍然存在争论,但各国政府似乎有可能通过补贴并保护其国内生产商,以求在此类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

  但近年来,运输成本的降低和数字化分割了全球供应链,使产业的各个生产工序分布在多个国家,而非产业整体迁移。举例来说,中国获得了大量电器的最终组装工序。电脑或MP3播放器等最终产品可能在多个国家间来回穿梭,装配不同的部件或添加不同的功能。跨国家的产业化程序已经变得比“雁行”模式复杂得多。

  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亚洲研究主管尼古拉斯·关(NicholasKwan)表示:“那些制定了产业政策的政府遇到了需要关注整个产业的问题。你需要在行业内进行考察,在这里你能找到细分市场——在这方面企业比政府更加擅长。”

  他提到了第一代亚洲经济“小虎”不同的经历,以及它们如何应对竞争的故事。香港和韩国基本上都允许制造企业接受不可避免的竞争,然后将它们的低成本业务外包到海外,目的地通常是中国内地;部分出于政治原因,台湾则花了更大力气将产业留在岛内。

  过去20年,香港很大一部分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迁移至中国内地。香港转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

  与此同时,尽管韩国将大量的组装工作外包到海外,但由于垂直一体化留住并拓展了产品开发设计等高增加值部分,过去10年间韩国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一直比较稳定。

  相比之下,台湾则试图留住所有企业和产业——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及其所占GDP的比重已经显著下降。“具有限制性的跨海峡障碍迫使很多以中国大陆为目的地的投资者彻底从台湾撤出,几乎与台湾断绝了联系,很少有收益回流到台湾,”尼古拉斯·关表示。

  阶段不同,策略应改变

  世界银行曾于1993年发布过著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TheEastAsiaMiracle)。最近,该行又发布了一份类似报告。报告认为,相比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发展时,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且更为先进的战略,包括吸引或创造一批数量足够、紧贴技术或生产工艺前沿的高成长公司。

  即使支持政府干预的人士也表示,游戏已发生改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的有影响力批评人士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表示:“制定产业政策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这不能是充满政府严重干预的老式产业政策,如关税、对优先行业提供的补贴信贷或者免税期等贸易保护政策。”

  相反,他表示,政府可以进行规模相对较小的投资,或者采取其它干预措施来帮助现有产业提高生产率,并且在必要时从零开始培育高端产业。一项类似的试验正在迪拜进行。目前,迪拜正在斥巨资投资金融以外的其它产业,比如通过建造生产设施并吸引海外人才,来从零开始创造一个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希望以此复制其作为海湾地区金融中心的成就。但迪拜是一个特例:很少有新兴市场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富储备,来试图在沙漠中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

  对于菲律宾等无力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国家而言,多数企业界人士提出的与中国竞争的政策建议并无神秘之处。政府应当改善物流、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和教育;尽可能发掘新兴的特色产业,并对其提供支持,但在其它方面却减少干预。他们警告政府,不要在认定本国经济可能有利于发展何种产业后就贸然冲入市场,然后不惜任何代价推动该产业发展。

  发展的阶梯仍然存在。但梯子上的横档可能已经变得更加光滑,其间隙也更加大,如果想推动经济向顶端攀登,政府更需要的是灵活,而非蛮力。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艾伦·贝蒂(AlanBeattie)

  作者:艾伦·贝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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