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炮打茅于轼正渐成时尚。论者往往断言,穷人已无出路,他所谓应致力于让穷人致富的说辞,不过是祸害穷人的“鸦片”。温良如茅于轼先生,亦沦为诸如此类的革命话语的围攻对象,在我看来,后者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其贡献不仅在于言论,更在于扎扎实实做事,比如他一直在坚持的扶贫性小额贷款。很多人对这件事很不屑,言称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确实,这点上他永远没法跟富人和政府比。但他的实验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他搞的小额贷款,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证明了农民同样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只要向农民开放包括金融权利在内的诸多天赋权利,农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

  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但他们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还是受制于体制之困?答案如果是前者,农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而需要外部力量来“杀富济贫”,救世主就须臾不可缺;而答案如果是后者,显然就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传统体制,还权于农民,只要真正做到还权于农民,农民于市场经济就会如鱼得水。茅先生的实验,正是一个旨在找到撬动传统体制尤其是传统金融体制的支点的可贵尝试。

  作为一介平民,并无任何特殊的权力可以倚仗,完全凭借个人努力来突破体制的重重屏障,而自己并没有从中谋取任何利益,这样的品行可言高贵。茅先生的努力,不是空口白牙的穷人经济学,那是身体力行、货真价实的穷人经济学。他说他为穷人做事,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穷人生活得好一点,他有足够的底气这么说。

  而炮打茅于轼的“斗士”们,无分左、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争相给自己戴上穷人代表的桂冠,十足一副老电影里往往可见的“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派头。他们坚信自己独占了一种话语权——为穷人代言的话语权。

  “穷人话语”在当下中国确实生猛。丛林式的社会格局,注定了穷人在言论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缺位,在利益博弈中缺位,他们因此缺乏通过集体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体制通道。这对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在言论界,“穷人话语”空前繁荣。穷人就是天然正义,为穷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为正义的化身,很容易赚来喝彩。

  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穷人代言人的异化。某些斗士在这个话语场信马由缰,只依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须对穷人负责。穷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到底需要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用穷人做符号来包装自己而已。那一场场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自我加冕的代言人自己。而作为主角的穷人,其实从正义话语盛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收获,他们其实只是被当作题材,当作道具。轰轰烈烈的“正义盛宴”不过造就了有如过江之鲫的食客而已,穷人的遭际不过成了他们的食利空间。

  这种背景下,像茅先生那样试验小额贷款、办保姆学校、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穷人脱贫致富的行动,无论其尝试成功还是失败,就都显得特别可贵。中国需要改变,但只能以实践来改变。中国从来不缺纸上的仁人志士,缺的只是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用身体语言证实自己对信念的忠诚,这种人才是特别需要善待的。

  然而,身体语言必须考虑后果,需要低调,需要平衡,不像纯粹的言论那样可以汪洋恣肆。这就注定了在言论的竞技场上,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往往比不过纸上的仁人志士,他不可能耸人听闻,不可能为了迎合大众而主张极端。但这么一来,他的言说就不免显得寡淡无味。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因此反而可以对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抱以轻蔑。他们要的是赚取公众的眼球,让自己胜出,成为言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不过尔尔,与真理、与道德何干?

  抗议对穷人的不公正待遇当然重要,为穷人请命当然重要,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但是,不是看起来为穷人说了几句话,就足以够得上“言论宪兵”、“道德宪兵”的资格。批评当然是自由的,谁也不应享有对于批评的豁免权。但批评也应该有边界,超出边界的所谓批评不叫批评,而跟所谓“革命大批判”没有什么区别。有论者为无根据的道德审判辩护,认为公共评论可做诛心之论。但问题是,如果批评没有边界,可随意定罪而无须任何举证,这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的“革命大批判”该如何区分呢?

  必须明确一个常识:那种攻击性的道德宣判,只应指向特定体制、特定规则,而不应指向具体的人。面对具体的人,必须抱以基本尊重。自由主义就终极价值而言,其实不过是人文主义,不过是强调人的自由,人的尊严。难道在把批判锋芒指向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就无须考虑这些终极价值了吗?不需要任何依据就给别人定罪,宣布别人为既得利益代言,从而在道德上置别人于死地,深文周纳,无限上纲,这又哪是什么正常批评的风范?

  这种风气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沦为靶子的具体个人受伤,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受伤——社会风气会越来越趋于极端,越来越趋于乖张,越来越趋于狂躁。

  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导致剧烈的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忧。而茅先生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以坚韧的实践,帮助穷人探索一条自救的路。他为改善穷人处境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分裂,缓解对抗,他的所为正是这个社会的粘合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粘合剂,来慰藉人心,来遏制正在弥漫整个社会的乖张和狂躁,来支撑我们在曲折悠长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作者: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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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刘松萝 说:,

    2008年08月19日 星期二 @ 15:34:49

    1

    笑蜀先生,批评就是批评
    刘松萝

    看了笑蜀先生的文章《“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之后,与作者对别人的感觉相同,就是如哽在喉。一些人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在笑蜀先生那里变成了“炮打”。不知道口口声声反对文革思维的笑蜀,为什么热衷于“炮打某某某”的罪名。

    看过薛涌和陈永苗先生的文章,里面并没有对茅于轼先生的不敬。相反,他们不忘茅于轼过去的善举,行文中多少有些惶恐。他们所主张的,只是穷人的权益和反对歧视等等。而笑蜀却扯远了,一直讲到农民起义一类的事情。就算薛涌陈永苗对富人面露不屑之色,毕竟和杀人放火距离甚远吧。

    他们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茅于轼在很多场合没头没尾地谈论富人穷人一类的话题,社会效果是不好的。讲多了,会让人误解为偏袒和歧视。在社会气氛有些紧张的今天,我们似乎更应该自律。

    有些经济学家研究的是钱,自然会重视富人。据说经济学有不少凡人不好理解的地方,我们不要轻率地评论。但是,当经济学家越出应有的边界,用狭隘的专业思维指点江山的时候,大众好像应该有评论的权利。茅于轼先生说,他对历史一类的事情学习不够。这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坦荡,另一方面也不仅仅是自谦之词吧。

    笑蜀抽象地肯定了茅于轼可以批评的道理,然后具体地指认批评者态度欠佳,动机也有问题,批评自然就有过错了。笑蜀先生,其实批评谁,不批评谁,并不需要什么恩赐,当然也很难禁止。我们都应该清楚,时代变了。那种性质改变了,或者“事情正在起变化”之类的古老的1957式辩证法或者变戏法已经不灵验了。

    茅于轼先生明确地指出应该刊载薛涌的文章,是他老人家的宽宏大量。笑蜀在这里与批评者过不去,是陷茅老于不义。

    笑蜀还说,“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象。”这才是有些精英的真实想法。一些人是高贵的,一些人是低贱的,言论因此而分高下了。没有人否定茅老的善举,但如果他的拥护者总是强调这些事情,以此来拒绝批评,以此认为可以随意发表近乎歧视性的言论,那么这种高贵就要打折扣了。在我看来,信奉众生平等,不嫌贫爱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才是真正的高贵。

    笑蜀还提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确实,大众对于掌握话语权的人物就心存恐惧。当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甚至命运的问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精英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就常常给大众带来恐惧。

    最后我想指出,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现在十分必要。既然有人把中国的进步与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么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与他们无关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何况有些人算不上导师,有些理论更算不上真理。

    其实,学术界的风气如何,学术水平如何,虽低贱者也是清楚的。

    200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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