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思:三年统治,董建华三面楚歌

  中共收回香港到今年七月一日就整整三年了。在这三周年的纪念日,已丧失了庆祝的气氛,示威游行代替了花车游行,愤怒声讨湮没了歌功颂德。“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没有什麽人再唱,“五十年不变”则成绝响。

  北京在这方面有些自知之明,所以在第一年派江澤民出席庆典,第二年由胡錦濤参加庆典,今年则不派人来,免得成了请愿对象和众矢之的。

  没有了北京的参与,董建华也就挟着尾巴做人,以低调度过三周年。

  警察使用“最低限度武力”

  然而饱受煎熬的香港市民没有低调。七月一日那天,来自三十多个团体的近四千市民上街请愿,表达对董建华和特区政府的不满,要求董建华下台;而在这以前的六月二十五日,已有自由党、民主民生协进会等五个政党和团体组织游行,有五、六千人参加,警察藉口他们没有申请而用武力驱散静坐请愿的学生和新移民,并且声称是用“最低限度武力”。警察对群众喷射胡椒气体和挥拳殴打请愿者的镜头和董建华对事件的冷漠态度在电视台公开後引起舆论的强烈抨击,反董情绪更加激昂,所以七月一日那天没有再使用“最低限度武力”,但也没有发生任何不可收拾的事件,因为香港人的街头行动一向是比较理智的。可见是当局在激化矛盾,在向北京的公安看齐。

  香港以往较大规模的游行主要是民主派组织的政治行动,例如有关诉求民主的游行,但这些日子则是以民生问题为主,自然,这些问题同政治也有关系。而组织者则包括了工商政党,走上街头的除了普罗大众外,还有中产階級,对香港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可见香港回归後社会问题的严重恶化和“一国两制”的内在弊病。其中的楼价大跌使相当一批置业的中产階級沦为“负资产”者。当年中共闹革命时推行又烧又杀的极左政策,目的是使有产者沦为无产者,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香港的中产階級成了负资产者後,也要来革董建华的命了。

  香港舆论也猛批董建华三年来的施政成绩,有称他是“七宗罪”者,也有数他“十恶”者。民意调查对董建华更是不利,董建华的民望达到了历史新低;有逾半市民反对董建华连任特区行政长官,只有不到两成赞成;六成市民认为董建华的统治比港英政府还不如,只有不到一成表示满意;还有五成八市民更表示有机会就要移民外地。

  平庸无能却要大事“改革”

  虽然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香港的经济情况在好转之中,第一季度更创下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的纪录,但失业率仍然高企在百分之五、六之间,而楼价也继续下跌,以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时的楼价为一百的香港城市指数不久前跌破了五十,表明香港的楼价在回归後跌逾百分之五十,一些一生为求安居、一生为地产商打工的中产階級,转眼就沦为悲惨的负资产者。而董建华原先声称亚洲金融风暴过去以後,香港经济将第一个复苏,如今风暴早已过去,楼价低未见低,前程茫茫,怎不引起了市民的不安和怨恨。过去特区政府归咎於亚洲金融风暴,现在就挖空心思找别的替罪羊了,於是把责任推给英国人,认为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劣迹。

  然而市民也逐渐看清,最大问题是董建华的平庸和无能。该做的事不敢做,不该做的事却又拿出“雄心壮志”出来,“改革”英国人留下来的规章制度,要来体现“一国两制”的伟大和成功。

  结果反而是什麽也做不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却受到了损害,激起广泛的民怨,导致“老懵董”今日的处境。

  之所以找英国人当替罪羊,无非认为“民族主义”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而为他脱罪,又可以表现出董建华的“爱国”情怀而为北京赞赏。但就以楼价大跌,跌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低价而言,完全推给英国人是不公平的。

  第一,中资也参与推高楼价形成泡沫的投机活动,当时还冠以“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美丽挡箭牌,实际上为自己捞取好处。亚洲金融风暴中好些中资公司成了“楼蟹”,有的甚至赖帐,或者财政出现问题就是证明。

  第二,现在同董建华关系最亲密的大地产商是高楼价的最大得益者,他们当时怎麽不反对港英当局的高地价政策?而在末代港督彭定康压抑楼价时,还有人埋怨,甚至认为彭定康有意破坏回归的“莺歌燕舞”气氛。

  中产階級承受主要损失

  第三,北京和特区政府不肯废除或修正联系汇率迫使以楼价大跌来取代港元贬值。八三年以来美国和香港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低通胀,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前都是高通胀,一美元兑七点八美元的联系汇率怎麽可以近二十年还不变?在强力行政干预不许港元贬值的情况下,唯有同香港民生和商业环境关系最密切的楼价承受压力来自我贬值了,但这样以来就不是整个社会来承受损失而主要由中产階級来承受了。

  第四,董建华房屋政策的混乱也造成对楼价的打击。之所以混乱是一方面要巴结大商家,又要讨好低下阶层,因此抛出每年建造八万五住宅的计划来表示他关心市民的居住问题,但又不愿得罪大地产商而没有认真执行。加上当计划本身碰上亚洲金融风暴而加速楼价大跌而不去执行,但又没有公开调整计划或收回计划。这种“两头不到岸”的做法,使楼市陷於不可测的前景,自然影响复苏。何况同其他国家比较,香港楼价还偏高。

  第五,董建华推行的香港“中国化”政策,包括他的所谓多项“改革”,既引起民怨,也因为使香港失去原有的特色而向中国靠拢,自然影响了外资的投资信心。因为如此以来何不直接投资中国,而要香港做中介人?特别是香港也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而丧失国际大都会的色彩更令外商却步。

  第六,如果明知高地价政策有问题,为什麽董建华不采取措施使楼价软着陆,例如对“八万五”使用有弹性的提法,汇率问题也应该有适当的弹性。但是他没有这个本事,或者北京不赞成某些做法,虽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除了外交和国防,北京是不应该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而在特区政府和御用文人怪罪港英当局的祸害时,他们为什麽不提港英给特区政府留下一千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和储备,使董建华可以大撒金钱收买人心,乃至托起股市?否则香港的情况更加苦不堪言。这本身也是同有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有关。

  北京“保董”的主要原因

  不过董建华目前的处境不算很差,他还没有到“四面楚歌:的程度,而是三面楚歌。因为还有北京的一面在支持他。由江澤民和朱熔基出面,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见有影响力的香港三十名顶尖商人,统一他们的思想,表示了赞赏董建华驾驭复杂局势的智慧和能力。因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权力来源来自北京,因此只要北京表示支持,香港的民意就等於零,董建华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以江澤民同朱熔基的威慑力,再加上这三十个香港大商家的影响力,并没有改变香港市民对董建华的看法,因此其後仍有那样多人上街。

  北京之所以决心“保董”,有多种因素。最主要的是董建华才干平庸,而且听话,可以避免失控。其次,董建华是江澤民钦点的特首人选,如果说董建华不行,岂不是说明江澤民的眼光也有问题?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撑下去。所以董建华不但不会有问题,而且还大有希望在公元二OO二年连任。

  在这次“反董”声中,香港土共中的极左派也在反董,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把彭定康留下来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拉下马。不过目前看来他们也还难有作为。

  作者:艾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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