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当人性与法理遭遇残酷的现实

  “同命不同价”,其实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原因。只不过,太多人把它当成原因罢了。以为我们之所以会看到一幕幕难以想像的歧视性对待场景在我们眼前发生,仅仅只是因为有规定“同命不同价”的法律条文存在。

  好吧,假设现在法律条文已经规定了必须要“同命同价”,谁能告诉我,所谓“同价”,“同”的是什么“价”?以怎样的标准来制定这个“价”?

  如果是维持现有城市人口的赔付标准,如果我们故作天真地选择刻意遗忘的话,问题真的很好解决,只要表现出一点仁慈,修订法律条文,给予非城市人口更高的赔付标准就可以了。这是假设所有悲剧全部发生于城市,所有悲剧的当事人及其保险体系能够承受得起这一赔付标准。

  但现实不容你故作天真地选择刻意遗忘,如果悲剧并非发生于城市,如果当事人及其保险体系根本承受不起这一赔偿标准怎么办?用我故乡,湖北农村的一幢2层小楼交换北京五环边上一户居民家的半个卫生间,我肯定愿意,但北京市居民愿意吗?湖北农村的一幢2层小楼,还卖不到1万块钱!远不够建筑成本。不客气地说,在绝大多数农村实行城市人口的赔偿标准,当事人及其保险体系只好宣布破产,只能在理论上足额赔付,这样的“同价”,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换了统一维持现行对非城市人口的赔偿标准,那么,当来自城市的人成为悲剧主角,他将会发现,自己得到的赔付款可能还不够维持在原有居住地短短几个月的基本生活费,他是应该为“公平”笑,还是应该为这可怜的赔付款而哭?

  人性,往往是社会化的人性;而法理,更绝绝对对是社会化的法理。在现实中国谈“同命不同价”或是“同命同价”是沉重的,因为要面对几乎是最可怕的地区差异。忽略人种、政治、文化原因,将社会、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考量标准,甚至无法相信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与绝大多数中西部中小城市及乡村同属于一个国家,无法相信在不同地区生活的人同属于中国公民。“同命不同价”,便是特殊国情在法律条文上的一个反应,它不是原因,它仅仅是一个结果,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因为对人性善良的追求,因为对法理公正的追求,诚然可以对这一结果作部分改良,要求城市表现出更多的人性,能破突法律规定率先实现法理公平。如广东省法院统一规定对户口在农村但进城做工,暂住达到一年以上的农民,在交通事故中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要求,但凡悲剧发生于城市,则无论死亡还是伤残赔偿金统统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纵然如此,也只能算是有限度的改良,因为这样的改良不可能改变“同命不同价”的实质,而不过是让稍稍多一些的人得到更高、更公平一些的赔付标准罢了。

  我不相信广东省高院不知道“同命同价”是最基本的人性与法理原则,但在沉重的社会现实面前,最基本的人性与法理原则已经失去了现实可操作性,已经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除了尽可能地实施有限改良,他们能有什么其它的好办法吗?广东省高院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何尝不是如此。

  我并非要为违反人性与法理原则的“同命不同价”辩护,也并非认为,类似广东省法院现在实行的种种权宜之计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只是想强调,既然我们要执著追求人性的善良、法理的公正,就不应该局限在“同命不同价”这样一个无奈的法律结果上,更要追问、探寻、研究造成这一结果的社会原因: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别会越拉越大,甚至呈现出一种撕裂的状态?因为这一原因导致的可怕结果,何止在死亡及伤残赔付标准上的“同命不同价”啊,在基本社会保障上,在教育上,在生存质量等等方面的差距不知道比这一个“同命不同价”的范围宽广了多少倍、残酷了多少倍!

  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富裕,是要让所有人最终能走向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甚至会越拉越大,但我们必须保证,最穷的一部分人与最穷的地区也能保持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的生存或是存在状态。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否真正植根在了制度深处,是否成为了现实社会的基本运行原则呢?为了经济发展、GDP高涨,是否有意识牺牲了许多人、许多地区的利益,导致他们陷入了制度困境?我们偏离了这些目标越远,现实就会发展得越残酷,必然结出残酷的果实,令人不敢正视,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与法理原则。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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