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超过5%的通胀率绝不是小事,当然也不好说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是,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误事,这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话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6.5%,高于9月的6.2%,与8月创下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

  “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粗粗看去,这个提法似乎不过只是对市场现象的一种描述——林林总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还下跌。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升得急,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描述是含糊之词呢?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教科书上说的“货币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意思是一个经济一旦多发了一倍货币,所有商品服务的名义价格上涨一倍,但真实变量如总产品并不会上涨一倍。那样的通胀指数再高也没关系,无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购买和出售的价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货币中性”至少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交易费用或信息成本为零。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所以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杨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比如我这个年龄的都经历过的1988年那次严重通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后来中央的一个公报宣布价格闯关,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量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越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小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都是“结构性的”,只不过当时人没有今天聪明,尚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之说。

  当然,恶性通胀到了顶点,情况或许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000万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们无从考察当年细节,不过那时候德国流通中的纸币从1918年11月的292亿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亿(497后面加18个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曼昆说的“大致相同”,应该是结果——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既然都是天价,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说,“货币中性”从长期来看对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对*.

  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要说明一下,我不肯定这个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这个想法,但是从听的角度来体会,“结构性通胀”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丰富的意味。

  本来,“通货膨胀指数” 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的含义,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应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很明显,没有哪个CPI是没有结构的。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现在国家统计局报告我国CPI为6.5%,就是报告经过结构性加权平均以后,消费者物价的总水平上涨了6.5%.

  “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

  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为自从金本位结束以来,只有政府控制着货币;一旦货币供应量出现问题,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对此都无能为力,所有“微观行为者”都校正不了货币出错,而且在物价总水平不对头的约束下,无数人在预期混乱条件下行为的总结果,可能增加经济的振荡和混乱。

  在知识上,经验和理论比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里的因果关系很可靠:政府多发货币,一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修谟(David 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价格管制的存在,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来。举一个例子,个把月前和几位同学在校区餐厅吃饭,他们全部点了猪排。过去也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同学说,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还好,同学们说饭没涨价,菜、鸡、鱼、蛋还有供应。但是,这里肯定有一点信息没有进入 CPI.举一反三,排长龙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队摇不到买房的号码,肉包子的馅变小了之类,CPI里都没有完全反映。房价目前没有算入C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吉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帐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帐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此说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3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练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

  但是,只要货币量过多,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其间,偶发事件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故事、传闻和突发事件,无端端影响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转化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胀指数过了5%不能掉以轻心,对食品价格急升不能马虎大意,因为涉及的人口面太广,通胀的心理预期比较容易传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这里的关键词是“货币”,不是“物价”。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麻烦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给的价格管制,抓来抓去是火上浇油。打通供给障碍的“抓”法(如发改委最近处理成品油的供给),大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给总有极限。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涨价压力会转移的。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樊纲说得对,要是不抓,问题可能更严重。不过也让我补一句,这不代表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再没有改善的余地。

  关键还是货币。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没有宏观经济学,但有 money即货币;也没有微观经济学,有price 即价格。这是货币主义大本营的风范,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守得住。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是货币,也只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最近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的时候,得到他签字赠送的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我以为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近期代价也不小,因为一旦经济“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刹车装置,挥之不去。1997年中国经济突然转向通缩,“保八”任务之艰难,历历在目。我们当然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机会,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说从此经济就有起无落,只热不冷。比较起来,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否则景气一旦有变,“反应滞后症”就难免——对付“过热”时捆到经济身上的绳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

  不要误解,以为明明白白说通胀,就是给中国经济抹黑。讲过了,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中国过去发生过的严重通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是老蒋为打内战滥印钞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九十年代早期高达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几乎等于每一间商业银行都敞着口子发钞票。成因不同,只有结果同:只要货币量过多,一定有通胀的后果。

  这一波中国的通胀,直接原因当然还是货币。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3万亿美元GDP的经济,进出口占了60%以上,这样的事情经济史上少见。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具体讲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使“人民币盯住美元”这件原来穿着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进去了。

  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讲到底,是中国人生产率的提升惹来的“祸”。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有两个本事:要么让美国人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提上来,要么让中国人的进步速度降下去。实际上,谁也没有这两个本事,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国内通胀压力就无可避免。

  很奇怪,这样逻辑井然的分析,听得进去的人不多。主流的声音是当时的人民币不能升值。后来又说可以缓缓地、渐进地升——难道不知道,人民币缓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以及应邀来华分享人民币渐进增值好处的热钱,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里要插一句,汇率的影响是全面的。别的不提,近年那么多农民转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国的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反正从短期看,今年我国谷物的净出口,对猪肉和食品价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国经济观察”,请易纲作宏观经济报告。我仔细听完讲解,才明白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当然人民币还是中国人发的,可是发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国人决定。因为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结论是,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说明,上好的经济形势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图像更为复杂,但物价总水平上涨依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这条铁律不变,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

  作者系北京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授

  注释:

  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章。

  宋国青,“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总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

  来源: 凯迪周刊

  作者: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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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阿斗 说:,

    2007年12月10日 星期一 @ 10:11:09

    1

    —结论是,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
    央行为压制人民币汇率升值,那就让人民币国内购买力贬值,一样起作用!只是把中国的资源贱卖给外国人而已!周行长多年来就是干的这个!不过;为了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出口拉动),惊悸雪茄们有更好的法子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真的癌症了医哪里??担忧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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