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理想化的“中国之梦”

  众所周知,我从文化,国民性角度分析,对中国未来的前途,颇为悲观。

  但也许我错了?

  抱着对自己观点的质疑,近来特别注意代表社会主流的文章,看看今天的成功人士,对中国未来的估量。

  我这里所谓成功人士,约等于很多人提到的“中国新兴中产階級”,主要是指专家型的企业家,大企业的管理阶层,外企高级员工,高级医师,高级律师,信息,金融界,演艺界名人等等。

  很多论者,把这个阶层看成中国未来的希望,认为这个阶层,既是改革过程发展到现在的受惠者,因此支持改革,支持稳定;同时又有国际视野,有远大目标,对改革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历史潮流的走向,比较有认识,所以又不满足于现状,从情感上倾向多元化,自由化,主张法治和规范,支持政治改革。论者以为,这个阶层的出现和壮大,会成为政府官僚,下层百姓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给中国社会带来新希望。

  乐观论者的中国之梦,基本就是建筑在这种分析上的。而邓南寻带来的92—96经济热潮,JiangZM 的上海开发热,股市热,网络热,在很大程度上,又和这种乐观论互为因果。

  这些“热”,热了几年后,到底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实际结果,大家现在心里有数。

  不过乐观论者又有新的见解,往往摆出统计数字,指出经济终在渐进发展,10年,20年后,随着中产階級占了人口半数以上,自由,多元,民主,法治自然而然会水到渠成。

  1020年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也许老天这次照顾中国人也未可说。

  但问题是,依这几年的趋势,中国是在渐进发展,还是渐入膏肓?

  从另一角度来说,虽然热心的论者,为中国“中产階級”登上历史舞台中央勾画了一个个脚本,但主观,客观的形势,能让这些脚本上演吗?

  ` 我们尽可能按最理想的情况排演,一切按对“中国中产階級”最有利的发展来铺排,看看它走上宝座的路径和障碍。

  首先,中产階級人数上的壮大,只能靠快速城市化。但中国有13亿人,至少要有8 亿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居民还不可能都是中产階級),这要在社会结构,资源上付出多大代价,有实现的可能吗?

  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想想,眼睛都绿了。

  其次这样大的一支中产階級要从事什么产业,才能维持经济收入?

  只要睁眼看看中國的现实,就知道,“马无夜草不肥”,在我们周围的朋友中,有几个拒绝“灰色收入”?又有几个“白领新贵”是纯靠上税的工薪收入,就能维持住开销?不要说亦官亦商的,就是打着“专业人士”名义的,纯凭本事,不拉关系,就能挣钱?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支持现在人数相当少的幸运儿挣钱的模式,根本就不可能支持未来占人口近一半的,宏大的“中产階級”存在。欧美中产階級的壮大,是随着整体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整体进步达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欧美中产階級是由原来的下层工农递升上去的。而与此不同,现在中国的“中产階級”基本是由原来体制内階級分化出去的,中产階級就是体制内人的另一面孔。

  所以说中国“中产階級”政治上软弱,思想上贫乏,根本上还和中国“中产階級”经济上不能自立,贪图捷径,精神上又没有一种独立的,为中国中产階級“安身立命”的信仰有关。

  试想一下,经济上“吃人家的嘴短”,挣的钱中不少是勾结官府,靠官府撑腰,直接间接盗窃国库,坑害下层百姓所得,在这种情形下,怎么指望“中国中产階級”能挺起腰杆,公然抗衡官府的权力?

  再进一步说,现有的3 千多万党员,数以千万计的大小行政官员,数以百万的军警,公检法,盘根错节,掌握着中国的行政特权。虽然其中多数人表面看来不见得有“中产階級”有钱,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环境下,其不受限制的特权带来的地位,种种好处,又是令中产階級又恨又怕的。很难想象,中国的中产階級能有与之决裂,抗争的勇气,实力。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中产階級”天然是靠着与官方特权作交易,共同从工农大众身上获取额外利益的,那么,天生恐惧大众,没有西方中产階級带领大众向贵族特权挑战的勇气和良知,在大众眼里本来就是“为富不仁”的特权階級一部分,就毫不奇怪了。从欧美社会的进步,中产階級的壮大的过程来看,有两条必须的条件,一是有为中产階級共同信奉的新信仰,支持中产階級(“第三階級”)为之奋斗,并随着中产階級成为主导階級,使这种信仰成为全民的新信仰,凝聚成一种新的社会体制。二是有很大发展经济的空间,有很多使下层向中产階級递升的机会。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乐观论者回答:你们想让现在的“中国中产階級”信仰什么主义,抱什么人生观?

  继续信仰马克思?那中产階級本身就是消灭的对象,怎么信仰?

  信仰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如果真信,就要去和统治经济,压制民主,维护特权的体制决裂!

  这两条路,都是尴尬的中国中产階級无法选择的。

  在中国没有人能解决这个信仰难题之前,大家只能回避这个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更不用想了,中国有限的资源,使得中国中产階級毫不犹豫地用“公共汽车”方式对待有可能往车上挤的潜在的对手。

  记得小时,学习毛选,对毛泽东分析中国当年小资产階級,民族资产階級的论点,印象很深。尤其是用中国同土耳其对比,批驳“基马尔主义”,(“基马尔”现译凯末尔,土耳其民族领袖,现代土耳其国父)指出中国“中产階級”的两面性,软弱性,质问“中国的基马尔在那里?”几十年后,言犹在耳!

  中国的“基马尔”在那里?

  难道在台湾吗?

原载《深圳之窗》

  作者: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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