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鹤:贤德妞·革命妞·精品妞

  ——漫话文明社会的中国妇女变化史

  这本是一幅漫画的主题,却被我弄成一篇文章,所以只能算是一篇“漫话”。

  这一“漫”,便取了许多巧。一来,主题鲜明,容易获得振聋发聩或哗众取宠的效果。二来,允许夸张,可以论其一点不计其余而无须面面俱到。三来,不求精确,只要抓住神韵便可以酣畅淋漓地放笔直干……

  愿读者以看漫画的心态来读这篇“漫话”。见仁见智,不妨一笑了之。

  贤 德 妞

  贤德,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封建时代,简直成了中国妇女追求的最高境界。尽管贤德的具体标准,往往因时代、階級、阶层、民族、地域、甚至因人而异,但其基本内涵却始终如一,那就是:“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也。”(《孔子家语·本命解》)说得更明白点,便是:以男子为纲。

  于是,女子只要贤德,长得再丑也无妨。战国时期的无盐(齐国人钟离春),虽状貌丑陋,却因贤德感动齐宣王而被立为皇后。而上古时期的嫫母,“儿(貌)恶德充”,竟然成为黄帝的次妃,身居中华民族的“族母”之列。便是平民百姓在为子择妇之时,除门当户对外,首要的条件也是贤德,相貌如何倒在其次。至于其它的才能更是可有可无,甚至于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见中国人的婚姻注重的是“实用”而非“情感”。

  然而,人非草木,总得给“情感”以出路。男人们的出路始终是有的: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有钱有势的可以娶“三妻四妾”,次一等的便去“宿妓嫖娼”或“金屋藏娇”,再次一等的则只有壮起胆子去“偷情通奸”,最下等的黎民百姓,便只好通过听书看戏、唱酸曲儿、说荤笑话……“意淫”一番,聊以“望梅止渴”。总而言之,无非是纵情发泄一番之后,再去扮演形形色色符合自己社会身份的“正人君子”。可谓“一人两治”,或曰“分裂人格”。

  女人们的出路则随着她们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而每下愈况。

  众所周知,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其实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男人们的历史,充其量不过六七千年。在此之前,则有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大约存在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和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也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女人们说了算的时代还没有文字,有关的传说在男人们说了算之后,也被男人们篡改得一塌糊涂,因而有人连是否存在母系社会也产生了怀疑。

  从脍炙人口的《史记》有关黄帝的记载中,便可以看出那时已是男人们的天下。例如,出于打天下的需要,黄帝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强大部落联姻,结果他先后娶了12个氏族或部落的女子,生下了25个儿子。可见,那时的女人已然开始沦为政治交易的筹码。到了尧舜时代,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理制度已经确立,并且“布五教于四方”,达到“内平外成”的局面。这说明中国女子的天地与命运,已大体被框定在“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的贤德范畴之内。

  然而,只要不越出这一范畴,并且表现突出,她们仍然能够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相当大的自由。例如殷商时代殷王的妻妾妇好,可以担任一万三千士兵的统帅,率领他们去东征、西讨北伐。妇妌可以“率大将沚或出征”,还可以担任宰相。平日她们不但可以陪伴殷王去打猎,甚至还可以以巫的身,在宗庙的祭祀活动中担任主祭和保管卜辞。据专家统计,殷王身边这些文武全才的女子,如妇好、妇妌、妇女自、妇女川……等不下二十余人。

  到了周代,更加严密的宗法制度确立了,女人们的地位与自由更是每下愈况。《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意思是生了男孩儿,便让他睡在床上,穿上衣服,玩着象征权力与地位的玉,享受着君王般的待遇。女孩儿则只能睡在地上,裹着襁褓,玩象征家务劳动的陶制纺锤,注定“唯酒食是议”——即如孟子的母亲所说∶“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

  然而从《诗经·国风》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女子在男女关系上毕竟还享有一定的自由。特别是万象更新的春季,她们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野外踏春,随心所欲地与她们中意的男子野合。遇上负心的男人,甚至还可以公然口出秽词地骂道:“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据台湾的李敖先生考证,末尾的那个“且”字就是男人的生殖器,于是,那“诗意”便是:“你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别人?你小子神气个鸡巴!”对此,《周礼·媒氏》中也有明确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但不禁,而且是为传统节日,人人都要参加,“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甚至还要由类似现今婚姻登记所的官方机构“媒氏”,派人“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即督促鳏夫和寡妇进行幽会。届时就连周天子也要率后妃到国都南郊举行盛大祭礼,并与后妃们进行交合。尽管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神灵和繁衍人口,却也便宜了妇女。

  春秋之际,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男人们陷于“内斗”或出于“内斗”的需要,不得不放宽对于女人的控制。女人们的地位与自由度,在大动乱中反倒有所提高,自然便“不逊”起来,如贾生论秦俗曰:“……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居。妇姑哺相说,则反唇而相稽。”(贾谊《治安策》)儿子不孝,而儿媳妇竟然理直气壮地与公公并排坐着给孩子喂奶,并公然斜着眼与婆婆分庭抗礼,反唇相稽。恋爱或性的自由度,似乎也比后来要大,就连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圣人孔子,竟也是“野合”的产物,而且其弟子与后人居然也未“为尊者讳”。可见那时大家皆视野合为平常事。而他本人除了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说她们不可理喻外,似乎也并未对女人有更多的苛责或苛求。

  中国女人的真正被贤德化,大抵是从汉代中后期开始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大体萌发于春秋,孕育于战国,确立于秦汉。而秦代与西汉初又主要致力于封建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所以直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才真正开始封建精神文明和封建伦理制度的建设。于是,死了数百年的孔子又被文士们抬了出来,并且假借他的名义,将先秦的种种礼制选编或汇编成集,制造出一大批儒家经典。其中不少是专对女人的,如《仪礼》规定妇人必须恪守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大戴礼解诂》则曰∶“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 并且还为妇女制定了“七出”之规——“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男子可以根据其中任何一条将妻子休弃。面对巨大历史潮流,总是不乏弄潮儿,巾帼之中自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先是汉代的大才女班昭站出来,“胳膊肘向外拐”地替男人著了一篇为女人立规矩的《女戒》,宣称“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芸芸。继而,陈邈之妻郑氏、唐代才女宗若华和明代仁孝皇后,又先后写了《女孝经》、《女论语》和《内训》,对贤德作了种种具体规定,就连日常的一举一动皆必须中规中矩,诸如:“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等等。宋代集儒学之大成的朱熹,又将传统的“三从”、“四德”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在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为女子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戒律,便有如用一条精神的裹脚布,将女子的灵魂也裹了起来。被视为中国女人最高传统美德的贤德,便终于发展成为中国女人的精神桎梏。

  于是,贤德妞便不仅成为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而且化为遗传基因渗入中国女子的灵魂,成为中国女子的“本色”或“底色”,无论文化水平高低,也无论世道怎样变化,只要一结婚,便情不自禁地“贤德”起来,尤其是嫁了个心目中的“好”男人之时,更是心甘情愿地“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或满足于“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将“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视为最高褒奖,至今亦然。

  革 命 妞

  革命,大抵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外来词,在此之前,曰“造反”。称谓不同,内涵却大体是一样的,无非是用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发动不堪忍受的民众,起来推翻业已腐朽的统治者,然后取而代之。当然也有所不同:过去打的大多是“替天行道”的旗号,而今则是“为民造福”。似乎是以民为天了。究竟如何?见仁见智,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在男人的一统天下中,无论是起义还是革命,本该是男人们的事,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德妞们无干。然而,男人偏又离不开女人,却又不便像“官兵”那样去嫖、去奸,就不得不放宽或打破对于女人们的某些禁制,用种种许诺将她们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便是种种许诺中其中最为基本的许诺,这对于长期被禁锢的女人们来说,无疑等于为她们打开了一扇让她们重见天日的门,其革命积极性和革命激情便显然更胜于男人。然而,她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所承受的苦难,也必定倍于男人。

  例如,既然男女平等,那么作为一名战士,她们必须承担与男人同等的义务。然而,作为一名女人,却又不得不承受许多女人所特有的烦难,特别是,她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受了婚姻自由的感召而投身革命的,自然少不了要与革命战友结成革命伴侣。然而,在革命女子以稀为贵的革命队伍中,为了革命的需要,常常又不得不服从以革命为名义的包办。因此,她们实际上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革命战士,又是随军家属,不但要贤德于革命,还要贤德于她们的男人,等于是双倍地贤德。这就意味着她们一边要学习工作,行军打仗,一边要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承担双倍的义务,付出双倍的艰辛。

  如遭遇失败,男人们至多是遭受酷刑之后,一死了之。只要不是叛徒,便成为烈士,虽未必个个都能流芳百世,总也算求仁得仁,死而无憾。而女人们则在“酷刑”和“一死”之间,常常还要多出一层被强奸或轮奸的凌辱,倘没有机会自杀,便会陷于顾了贤德与革命,便顾不得贤德于男人,忠贞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不但无缘“流芳”,而且难以“得仁”,死不瞑目。

  倘革命成功,男人自然大多成为新贵,虽不至于再设“三宫六院”,或置“三妻四妾”,但出于革命的需要,换换“土得掉渣”的黄脸婆,总还在情理之中。于是,已然习惯于双倍贤德的女人们,又要多了一分沦为“秦香莲”的威胁。据社会学家们统计,建国以来曾出现过三次离婚大潮,那头一次大潮,便是这一威胁的产物。本质上仍是贤德妞的那些“秦香莲”们,似乎也并没有怎么反抗,大约不敢,或知道反抗也没用。

  当然,“坐怀不乱”的汉子还是有的(究竟占了多大比重?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材料,不得而知),可是,这般的汉子大多皆是忠贞刚烈之士,在我们这个“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的阴柔社会里,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一次接着一次的“运动”便常常是或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而且还要连累他们的家属,一同被“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乎,便又使许多革命妞陷于忠贞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就命运而言,则不是“秦香莲”,便成“黑五类”。又是一种两难。

  “以民为天”时代的革命妞们的命运尚且如此,“替天行道”时代的造反妞们的命运便更是可想而知。所以,中国的妇女,本质上还都是贤德妞。无论是造反妞还是革命妞,皆是贤德妞在特定时期的变种,她们应运而生,迟早也要应运而灭,复归于贤德妞。历史上的造反妞便无不都回归了,革命妞似乎也迟早会回归。

  坚持不归的革命妞也是有的,她们大多是一些天性好强的“女强人”,加之大约又过于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类的号召,甚至将号召当成了许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坚守革命妞的角色,拒绝回归。为了与那些‘没出息“的贤德妞”划清界限“,她们有的刻意效仿”有出息“的男人的所作所为,不但亦步亦趋,而且还常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江青、叶群、曹轶欧之辈,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

  当然,真正有头脑和有作为的革命妞也不乏其人,她们有理想,善思考,能吃苦,不但在革命妞中出类拔萃,便是在男同志之间,亦是帼国不让须眉。但她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也远过于男人们,其中最常见、也是最惨苦的代价,便是放弃爱与被爱的权利,保持独身或男性化,终身过着被男人敬而远之的有事业而无爱情的生活。等而下之者,有的唯“革命”之马首是瞻,将各样的“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当成了“圣经”或“圣旨”,一味地紧跟,而且还要以身作则地要求别人和家人对照检查,“吾日三省吾身”。结果不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为政治的工具,还影响或教育出一代只懂得服从而不懂得识别的工具人,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才滋生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闹剧与悲剧。有的则阴阳颠倒,牡牝错位,无论在单位或家庭,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争当主角,并且处处按男人的“游戏规则”行事——对权势者巴结逢迎,对周围人虚与委蛇,对家人或下人颐指气使,无所不用其极,常常闹得“家无宁日”,“四邻不安”,成为家庭中说一不二的“母老虎”和单位中无事生非的“事儿妈”;有的则在双重贤德的高压下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虽苦不堪言,却又舍不得这份“革命”工作,总觉得走回头路太没出息,或者是懵懵懂懂地找不见出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孰不知男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女人的崇拜而非教导,所以,中国的男人真正需要的则毕竟还是贤德妞,对于革命妞的需求不过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一旦时过境迁,需求自当相应变化。而她们这些坚持不回归的革命妞,无形中便成为该退场而又赖在台上不走的演员。可叹也夫!可悲也夫!却也可笑也夫!

  所以,她们必定是坚持不长的,迟早不是向贤德妞回归,便是向精品妞转化。

  精 品 妞

  精品,倘只是泛泛而论,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的。例如,在我们前不久刚刚逝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有诸如红旗车、茅台酒、中华烟一类的“精品”。但它们是专为一定级别以上的首长或外宾生产的,属于市面上并不流通的“特供”。由于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不存在竞争,也就没有了比较和鉴别,它们的精或不精自然也就没有了标准。因而,严格地说,它们只能算是“贡品”或“上品”,而非“精品”。在那个只有“贡品”和“上品”而没有“精品”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产所注重的是产量而非质量,更遑论精品?尤其是在各种票证盛行的年代,连温饱都难以保证,又哪会有对于精品的需求以及相应的精品意识?那么,在一个缺乏精品需求和精品意识的社会,又怎么会产生精品妞?如有,也是“贡品妞”或“上品妞”。或者,便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但数量极少,而且不论其命运如何,也极少会被社会视之为精品。所以江青一类的三流明星,才会鱼目混珠,飞黄腾达。而那些真正的精品妞,反倒鲜有识主,流落民间,大多只能是人参卖了个萝卜价。

  所以,我所谓的精品妞,只能是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一切一切皆成了商品,或可以、可能成为商品。既是商品,便有了价格,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便有了选择,需要加以包装;便产生竞争,必须重视质量;便可能增殖,大可进行投资;便能够外销,不妨出口或转内销;甚至,还有多种渠道,诸如典当、租赁、批发和零售……正是在这样的商品化基础之上,才会出现和必然出现各种高档的需求和各色市销对路的商品妞。从一定意义上说,精品妞无非也就是商品妞中的精品耳。

  从历史的角度看,精品妞不仅是革命妞的一条出路,无疑也是贤德妞的一条出路。或者说,是中国妇女历史上的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转变。众所周知,贤德妞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的产物,相夫教子成了她们的唯一天职与使命。而造反妞和革命妞则意味着将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推向社会,不但打开了她们的眼界,扩展了她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使她们产生了某种似乎取得了与男人平等地位的错觉。其实,归根结底却是在特定时期对于她们的一种利用,而且还要求她们必须双重地贤德,从而迫使她们不得不承受双倍的苦难和付出双倍的艰辛。最终,无论成功或失败,一旦事过境迁,她们迟早还是要向贤德妞回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革命妞大抵总是要重蹈造反妞的覆辙的。

  而精品妞却意味着,为中国的妇女开辟出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这新,首先就在于社会角色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不仅相夫教子不再是唯一社会角色,革命工具亦不再是她们的唯一命运。从理论的意义上说,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她们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选择从三陪女到国家主席的任何社会角色,还可以赋予所选定的角色以个性化的色彩。从现实的角度看,固然要比理论所允许的打很大的折扣,然而,一来,这一切还刚刚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间的差距会有所缩小。二来,比之革命时代,她们的选择范围与个性化自由度,毕竟大得多多。

  其次,就在于她们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如果说贤德妞是唯男人和夫家之马首是瞻,无非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而革命妞则是唯革命之马首是瞻,只能是革命的驯服工具。那么,精品妞便意味着她们不但有了选择社会角色的自由,而且开始具有了自我塑造的自我意识。尽管她们的自我塑造目前主要还在于外表,但比起贤德妞的“为悦己者容”和革命妞的不允许“容”来说,她们毕竟已经开始为悦己而“容”,或为实现自己的选择而“容”,或甚至为了展示自己而“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质的飞跃。随着精品妞和精品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她们肯定还会进一步关注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塑造,而有望成为“内外兼修”、名副其实的精品妞。

  再次,选择自由与自我意识又必然使她们开始具有生命意识和享乐意识。众所周知,贤德妞大抵以“贤妻良母”为荣,革命妞则满足于军功章的一半,都是只懂得奉献与牺牲,而不懂得娱乐和享受。甚至还以娱乐和享受为耻。因而她们的人生虽然具有了男人们所赋予或赐予的“意义”,却缺乏或甚至丧失了女人应有的欢乐与享受。而精品妞却意味着不但要享受人生,而且还要尽可能精益求精地享受人生。于是乎便逆反出了一代所谓的“零储蓄族” 、“新新人类”或“小资”,她们虽然逆反得过了头,甚至异化成为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机器,然而在懂得享受人生这一点上,毕竟比她们的先辈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将来或许还会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出现一代既知晓人生意义,又懂得人生享受的 “新新新人类”也未可知。

  再其次,便是有了经济权。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中的子君,虽发表了“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却由于缺乏实现宣言的实力与出路而终成悲剧。于是鲁迅先生便又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进一步指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贤德妞是没有经济权的,所以除了相夫教子便别无选择。革命妞总算有了些经济权,却少得可怜,而且倘不甘作驯服工具,则连这一点点经济权也可能被剥夺。而在商品经济时代,金钱取代了传统的道德与革命的纪律,成为多元化的支柱与保证。也就是说,只要有了钱,便有了选择的自由。反过来,有了选择的自由,也便更容易挣钱。尤其是精品妞,更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例如,那位从母系社会遗风尚存的摩梭族走出来的精品妞娜姆,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13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7年后去美国,仅过了一年便又去意大利作模特,第二年游遍欧洲,然后在23岁时先后赴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地讲学和演出,26岁开始从事时装生意和作模特,参加好莱坞电影演出并为其配唱歌曲……这般令人昏眩的变化与速度,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在从前简直都不敢想象。不过半个多世纪之前,鲁迅先生还认为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哪里想象得出娜姆这般的风光?

  也许,精品妞之于贤德妞和革命妞的进步意义还不止于此。

  当然,正如商品经济社会并非人间天堂一样,商品妞或精品妞也绝非中国妇女的金光大道。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的确,商品经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多多,精品妞的“负面效应”也绝非傀儡二字所能涵盖。但,无论如何,精品妞总比贤德妞和革命妞要进了一步。如果说革命妞只是贤德妞的变种,迟早会向贤德妞回归,那么,精品妞还回得去吗?

  1999年11月初稿,2000年10月修改,2002年9月定稿

  作者: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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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何健(Shanghai,China) 说:,

    2009年08月15日 星期六 @ 15:39:48

    1

      “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新解:“‘雌的’(prostitute)无淫赚百两。”也就是说,“雌的”有淫的话:能穿最新名牌、能吃最贵料理、能住高尚别墅、能开高级跑车。
      难怪连邓笑贫(鄧小平)同志也笑贫不笑娼!

    ——摘自《何健语录》,欢迎转载,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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