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野蛮的“和谐”

  那天晚上,老婆躺在床上,捧着余华的书,给我讲了书里的几则类似故事——

  1943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森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1927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虽然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但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我当时哈哈大笑。想必很多人听了,也会莞尔。这是因为,在历史的发展面前,这些人似乎都显示出了一种彻底的“无知”。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更不能说他们无知,他们只是少了点预见而已——而我们无非活在了他们后面,看到了他们死也看不到的事情。你永远无法确切地预未来,而作为他们的“未来”的我们,就是他们的标准答案。

  大笑之余,我想起了最近正在读的《罗马史》。

  这本书厚厚两大册,我读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囫囵吞枣读完了。这样的书,第一遍也只能通读,否则太多的细节问题会将你纠缠死。书的内容不必多作介绍,有一点却要提一下,想了解罗马史的人,在目前的中文译本中,最好从这套书先读起。因为,阿庇安的《罗马史》讲的是罗马建城(公元前8世纪)到共和制终结(公元前一世纪后三头同盟时期)的历史——更准确地讲,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因为罗马王政时期的记载已大多散佚——而《罗马帝国兴衰史》,讲的是共和制结束后的帝国史。如果不对罗马古代史有所了解就匆忙翻读《罗马帝国兴衰史》,基本上会感觉云里雾里的。

  匆匆读完的体会,不由感叹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这点本无庸多说,因为很多人都谈过了,我无非是“亲自”再体验了一次而已。从个人角度,我发现,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人类文明的许多“先进经验”已然成型。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模式,无非是罗马共和体制的复制与更新而已。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执政官(行政长官,军队统帅)、保民官、元老院、监察官、城市法官都已产生,而且确实地产生互相制约的架构。元老院大部分为贵族,执政官由元老院选出;保民官由平民会议选出,可以行使否决权,推翻执政官的决定。

  当时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法律精神与契约精神也已根深蒂固。在自由精神方面,可以从前、后三头同盟与共和派连绵几十年的战争中看出。独裁的隐忧,始于苏拉军事独裁时期,于前三头同盟时期(恺撒、庞培、克拉苏)公开化,而决定于后三头同盟时期(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苏拉时期的军事独裁,因苏拉本人的引退而暂时消除。而恺撒与庞培的内战,实质是独裁之争,虽然庞培名义上代表了共和制。庞培死后,恺撒被刺杀,就在于其独裁不被人民接受。谋害他的人,大多是他赦免的甚至重用的人,其中还有他的指定继承人。而这些人之所以联合起来刺杀他,最大原因就在于企图恢复共和,从制度上捍卫公民的自由。后三头同盟与共和派(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喀西约等人以及庞培之子,也叫庞培,罗马人的名字很容易混乱的)的战争,也是独裁与共和之争。这一场战争,直到庞培之子被杀,三巨头内轧,最后以屋大维胜出而决定。但罗马人热爱共和,热爱自由的精神依然在帝国时期有所表现(这一点《罗马史》没有涉及)。比如罗马皇帝名义上仍是元老院与国家法律的代表与化身,更确切的叫法应是国家元首。

  而在法律精神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罗马人规定,任何人(公民)不应未经判决而处死(大意),即便是被宣布为国家公敌的,也需要经过元老院的决议。这在《罗马史》中多有论及。还有,从罗马人规定执政官的任期与年龄限制、连任限制,都能够体现其法律的精神。而法律精神的背后,就是罗马人根深蒂固的契约精神。这种契约精神有时候显得很可爱,比如罗马人要与他国开战,一定要找出一大堆理由,证明对方首先违背协议,然后大军兵临城下。而一旦战毕,必又与对方达成新协议,比如上缴贡税,攻战同盟之内的。一旦达成协议,对方如有战事,罗马人是很愿意出面“维和”的。美国人现在的作派,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很类似。按照现在某些人的说法,罗马还真的是当时的世界宪兵。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制,已臻成熟。从王制到共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从共和到帝制,却可以说是一种退步。但这种“退步”却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这是因为,执政官虽不仅一人(否则就叫独裁官),但由于任期太短,又往往兼任军团统帅,一方面势必有挑起战端,以立战功谋求连任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使手握重兵的执政官不甘心放手。在元老院权力足以抗衡时,执政官就是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而且,历史的传统也使得很少人敢有这样的野心。在这些因素制约下,即便成为终身独裁官的苏拉,也主动地放弃了他的权位。但这已是共和国时期仅无绝有的奇迹了。据说,当苏拉辞职后,有一次上街回家路上,一童子一路跟着他,辱骂他,直到他家。当时他很镇静地忍受童子的辱骂,但作出了一个预言:“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果不其然,共和国在他之后,就陷入了长年的内战。也就是说,当“条件”成熟,执政官很容易谋出位。而当时的条件就是,恺撒的权势足够大,又受到权势同样大的庞培的挑衅,当一方战胜另一方之后,就再也无人可以牵制,独裁之门也就洞开了。屋大维战胜安东尼之后,也就是这种情况。

  话说回来,历史之所以有其“必然性”,又何尝不是一种偶然。试想,当时共和派假使打败安东尼以及其后崛起的屋大维,西方世界又将会是何等面目?这些可能性,在当时都是存在的,而且直到安东尼、屋大维等人打败布鲁图与喀西约之后,依然存在——当时庞培之子还掌握着西西里等地区以及海上霸权,使罗马陷入连年饥荒,百姓厌战情绪高涨。至于屋大维,如果不是安东尼的缘故,很难说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恺撒被刺之时,安东尼一方面对元老院妥协,另一方面迫使元老院执行恺撒的遗嘱(作为赦免布鲁图、喀西约等人的交换条件),而屋大维就是作为恺撒遗嘱中的继承人(过继给恺撒作儿子)上场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正如前述,失去共和之前的古罗马,依然对世界文明贡献甚伟。

  但这些还不是我最想谈的。

  我想谈的是在书中看到的一句话。在内战史(这部书的上卷是对外扩张的历史,下卷是内战史)中,阿庇安在绪论中总结道:“这样,罗马国家从各种各样的内乱中过渡到和谐状况与君主国家。”(下卷P5)

  见到这句话,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哈哈大笑起来,而且连笑好几声。这一方面是一种善意的嘲讽,和对前面列举过的IBM董事长等“预言家”的态度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公元二世纪撰写的史书上,居然见到了“和谐”二字,而且竟然还是和君主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这句话在拉丁文或英文(中译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是如何表述的,特别是不清楚与“和谐”二字对应的是哪一个单词。仅从字面上看,阿庇安的意思可能是:经过内乱,罗马进入和谐状况,同时也进入君主制。但也可能是:罗马经过内乱后,进入了和谐的君主制。第一种意思,和谐状况指的是内乱后的社会状态,但这种状态与当时的政制可能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第二种意思则意味着,罗马的和谐来源于君主制的确立,和谐的状况与当时政制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无论作何种解,都可以看出,阿庇安并不反对君主制。

  再从绪论的叙述来看,阿庇安应是倾向于后一种意思。按照他的叙述,在王政时期,几乎没有内部战争,而只有内部意见的纠纷,这种纠纷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斗争。真正的内乱开始于提比略·革拉古为保民官时期(公元前133年),根源在于土地纷争。此后,内乱在各自的代表人中间进行。而当出现某种形式的独裁,内乱就暂时终止。比如苏拉独裁时期、恺撒独裁时期,直至屋大维更为强大的独裁统治,均造就了短暂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阿庇安生活于帝制时代(约公元95年~165年),而且身在相对和平的安东尼王朝时期,又做了罗马高官(埃及总督)。所以,即便阿庇安认为君主制比较“和谐”,也没什么值得稀奇的。

  但话说回来,阿庇安认为君主制不错,不过“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如果今天有人还认为君主制是“和谐社会”的话,那就不仅无知,而且野蛮了。这就好比将1943年IBM董事长托马斯·沃森告诉人们的那句话,放到2006年来说一样,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又或者,将那位哈里·华纳换作当今电影公司大导演,而这位导演不仅坚持电影应该是无声的,而且不许演员发出声音,这又是何等滑稽?还别说,这世界上难保没有此等怪事。也因如此,当时笑完之后,觉得嘴巴有点累,笑不动了。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部撰写于公元二世纪的历史作品,《罗马史》整体而言仍旧不失客观,对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极为公允。比如对汉尼拔、庞培、恺撒等人是非功过,均有所描述,乃至于对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喀西约等人,亦有同情之理解。不难看出,作为希腊人的后裔,阿庇安血液里依然流淌着崇尚自由的精神。

  作者: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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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杨叶 说:,

    2007年12月22日 星期六 @ 2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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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由得想起《银英传》里对于开明君主制的肯定,但也保留下民主的一颗种子。
    可能这种肯定是在战争时或是国家建设初期或更有效。民主政治在官僚、阴谋家的手中陷入泥潭,也在领袖的更换中难以保持政策的持一性。
    自然,以上评论权当小说般的“煮酒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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