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克文:从意识形态乌托邦到意识形态黑手党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就不认为资本主义被取而代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相反,甚至还多次断然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虽然没有确定比较具体的年月日,但让人觉着他们那一代人可以活着看到这一天,接下来的无产階級革命专政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然后人类就会迅速进入历史的终极状态:一个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大同境界。不消说,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原版意识形态乌托邦,绝对纯正。

  后来,老年恩格斯肯定意识到了这个前景并非妙不可言,因而在马克思身后发出了也许会使马克思大为不快的反悔:“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再往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一国社會主義论、毛氏的中国道路论以及其他什么人的各种论,相继对这个原版乌托邦进行了改造,并相机投入了政治实践,直到把它弄得彻底走了形,结果是什么,就不必多说了。

  然而,不管它被彻底弄走了形究竟是由于它本身的不着边际还是由于实践者的别出心裁,有一个事情是不应忽略的——它之所以曾经那么鼓舞人心,就是因为有一份堪称是不朽的理想主义情怀,这在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中有着毫不含糊的卓越说明:“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这话已经毫不含糊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怎么牵强附会,都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见过的无产階級革命后的社会说成这个样子,而且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样说,现在看来仍然遥遥无期。

  我想,对于这种状况似乎不应过于沮丧,因为我们毕竟至今还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徘徊,还在到处找石头摸,还要留神别摸着地雷,别一头拱到万丈深渊里去,于是就翻来覆去要求无数个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以保证集体活动的安全和稳定。无疑,这就需要以压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欲望为代价,不消说,这里的关键是压制政治自由的欲望。

  这样一看,正常人恐怕都会明白,我们这里的“新左”诸公为什么会那么厌恶自由主义。为了避免偷换概念之嫌,应当接着说明的是,深受古典自由主义人文环境之惠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追求的是一种通过消灭异化而得到恢复的全面自由,或者说无限自由、绝对自由,但是他所谈论的自由概念绝对没有敌视自由主义自由观的意味,毋宁说是包容了它,或曰超越了它。

  不管怎么说,博学睿智如“新左”诸公者,不会不知道以上所示的乌托邦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自由的确切含义,不会不了解它们的价值所在,也不会不清楚当下现实的性质。然而,他们却一直痛心疾首地认为如今自由已经泛滥,这就不能不令人对他们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资源的逻辑目标产生警惕了,因为很明显,一切極權主义的政治恶势力都会从他们那里得到理论支持。不过令人同情的是,这种呕心沥血攒出来的理论,就其逻辑目标而言并无什么新意,仿佛一条饿狗叼着一块石头啃个没完。更糟糕的是,如果说原版意识形态乌托邦尽管是意外地收获了跳蚤,但毕竟当初播下了一些龙种,那么可以确切地说,这跳蚤如今只是播出了一批“新左”之类的意识形态黑手党,他们冷酷无情,践踏规则,飞扬跋扈,尤其是近来一些人端出的架势,甚至露出了咄咄杀机,已经不大像是进行学术争论,倒是更像煽动文革暴政,这让人再次感到不寒而栗。

  假如“新左”诸公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许就会意识到自己对自由的这种敌意最终也能够把他们自己抛进不自由的深渊。关于这个常识,就我所见,最精当的表述大概莫过于乔·萨托利的文字,这里不妨原文照录:

  “据说,自由始于早餐,饥肠辘辘的人很可能把面包称为‘自由’。然而,这只是并且只在短期内是一种觅食方式。所以短期,是因为不自由的制度并没有因为给了更多的面包而使自由问题获得解决,而是干脆剥夺了要求自由的权利。毫无疑问,我们填饱了肚子并不等于我们就自由了。政治自由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面包也不能解决自由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之初,马拉写信给德斯莫林说,‘对于没有面包的人来说,政治自由有什么用处?它只对空谈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他的疑问是合乎情理的,但革命的进程表明,他的回答则是完全不当的。不能不令人惊讶的是,德斯莫林本人直到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也未能发现,政治自由的确有用处,而且它是为那些要求平等却又把平等和自由混为一谈的人而产生的非常‘不现实’的自由。应当断然重申: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这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

  有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的说法:实行自由有利于少数人,比较而言,平等则作为多数人的力量而行动(常见的是以数量取胜)。但是这种比较不会始终有效。以自由为工具,少数或多数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地彼此压制,而以平等的名义或以平等为手段,多数和少数都将发现自己给套上了锁链。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关键差别,那就是: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被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

  来源:《民主新论》,东方1998年版,408—409

  作者:阎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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