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色戒》——解读的艰难

  李安拍了一部令人“不安”的电影,那就是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色戒》,它引发大陆民族主义者的口水示威狂潮。数千万个恶骂帖子堆积在互联网上,形成庞大的暴力话语泡沫。它们来自愤怒的平民大众。但这丝毫不妨碍另一阶层前往香港观摩其未删节版。一个流行的说法宣称,在2007年末,中国人只剩下两种重要的事务,那就是炒股和去香港看《色戒》。该时尚居然变成了某种身份标记——它是反叛的,表达了对文化专制的蔑视,同时也是炫耀财富的,因为这种境外旅行需要高收入的支撑。在情色大片的两边,分别伫立着怒气冲天的平民大众和欢天喜地的时尚新贵。这种破裂的文化图景,正是中国各阶层价值对抗的标志。

  在大批判和大狂欢的双重语境里,《色戒》的解读变得异常困难起来。任何评估都将成为一种道德罪恶——不是跟汉奸为伍,就是与体制同谋。政治伦理的狂热情绪,已经变成了炽热的视觉火焰,它要焚毁掉基本的评判理性。《色戒》评判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我们只能观看被广电总局阉割达12分钟的版本。面对这种专制的删节,任何电影分析都是无效的。所幸的是,一个月后大陆出现了台湾版的盗版光碟,其删节长度为四分钟,主要针对其间的暴力镜头,虽然比港版更糟,却比大陆版更好。这个偷渡海峡的半衰版,暂时成了我们从事电影解读的唯一依据。

  我们被告知,色戒的轴心就是情色。王佳芝是西施式的情色间谍,以色相引诱易先生,为政治谋杀提供情报,却被对手在床帏上征服,在关键时刻提示其逃亡,导致整个刺杀计划破产。故事的逻辑关键在于床帏。究竟是怎样非凡的性爱或情欲,导致了一个女人的背叛?李安宣称,所有的答案都在床戏之中。

  在三段床戏里,干瘦的易先生跟王佳芝发育不全的身体形成奇怪的对称。他们是一对动物式伴侣,无法引发我们对于美妙身体的憧憬。第一次的强暴和兽奸,第二次的教科书式的图谱造型,第三次的激烈射精,三者在动物性上极其相似,没有获得升华和递进的契机。第一次和第三次之间的唯一差异,在于易先生放弃了粗野的举止,转而变得温存起来,如此而已。

  《色戒》床戏只出现了两个隐喻镜头,首先是王用枕头堵住易的眼睛,这可能暗示王害怕易看穿她的本相,而另一个隐喻,则是室外警卫和狼狗站岗的插入画面。毫无疑问,狼狗是易先生的象征,却只能暗示男人的性本能,不能完成情感的诗意升华。这隐喻是错误的引导,完全偏离导演的主旨。除此之外,长达8分钟的床戏,没有出现更多的精神性修辞:它既没有杂耍蒙太奇的“阐释”,也没有诗意的特写,更没有互相缱绻的温情。尽管面对日常生活场景,李安显示了把握历史细节的卓越能力,但在性爱的造型话语方面,他甚至比印度和越南等亚洲导演更为贫乏。

  女间谍和他的对手就此展开了一场纵欲的狂欢,他们的身体被摄影机赤裸裸剥开,肆意炫示着乳房、臀部到阴毛和睾丸之类的身体杂碎。除了表演者是著名戏子以外,这些床戏跟港台劣质A片没有什么区别。《色戒》的性本能是低俗的,王和易,俨然是嫖客和妓女之间的粗鄙关系。

  这种纯粹的性欲能够支撑王佳芝的背弃吗?毫无疑问,它在逻辑上是可疑的,除非李安蓄意要把她塑造成某种性欲狂。但我们却在床戏以外的场合无法得到验证。购买五克拉钻石的场面,充满情欲和政治信念之间的暧昧冲突。在王的复杂眼神里,我们可以读出微妙的情意。但这情意并未出现在做爱的现场,以致那些嚣张的床戏镜头,沦为一堆冗余的废物。除了能够吸引有观淫癖的观众之外,它根本无法推进叙事的逻辑。

  这种失控导致了《色戒》身体叙事的断裂。那些造型猥琐的性交场面,不足以把色情游戏推向它的反面,也就是推向李安期待的背叛。浪费了十几分钟的床戏篇幅,却没有建立情欲和背叛的因果链索。在那些历史讲述的精细布景中,李安陷身于他难以驾驭的困局。这是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挫败,更是导演李安的挫败。

  在李安的身体叙事背后,隐藏着一种无处可逃的黑暗,在枪毙王佳芝时,它涌现在爱国者所面对的无限深渊里。屠殺场面是用于点题的,揭示着人性的极度阴郁。这种黑暗性不仅存在于易下令枪毙王的细节之中,而且渗透于野兽般的做爱、关于捕杀爱国者的血腥谈论、残酷的拷打、以及逃出咖啡馆的歇斯底里举止等等,甚至扩散到了张爱玲式的麻将桌上。在太太政治的权力空间,女人的纤手、暴露在旗袍外的玉臂和大腿、卷曲的烫发、头饰和钻石指环和无聊的家常絮语,都散发出冷漠无情的气息。正是这巨大的黑暗锁住了李安,令其无法完成对情欲及其暧昧性的题写。

  《色戒》第四个失败者是张爱玲女士。作为电影脚本的原始蓝本,时尚女作家暴露了小说叙事方面的严重弱点。她甚至连完整转述历史的能力都不具备。整部小说混乱、破碎、和苍白无力。它的唯一好处就是设定了一张恒久的牌桌,那是太太多边政治的轴心。一篇三流小说,为一部二流电影提供了叙事起点。

  本片的最大失败者无疑是广电总局。它以父亲般的粗暴方式,腰斩了《色戒》的床戏镜头。一方面拒绝对电影实施暴力和情色分级,一方面却要捍卫国家主义叙事的纯洁性,这种可笑的管理模式加剧了电影市场的混乱。中国民众不是幼儿园孩童,广电总局用红布蒙上他们的眼睛,只能引出适得其反的后果:它不仅激怒了观众,而且激发普遍的猎奇心理,由此煽起香港旅游的狂潮。而李安则应当向广电总局高声致谢,因为正是它提供的意识形态剪刀,掩饰了影片的情色马脚。

  作者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客家),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作者: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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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迷墨 说:,

    2008年01月07日 星期一 @ 06: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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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我说写评论的也专业一点
    先去天涯 豆瓣 看看别人的评论之后再说吧
    没看懂 色戒 就别再强奸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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