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卫国:腐败现象的源头在哪

  怎样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发展的趋势,是“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之一。不少代表和委 员指出,买官能买到,跑官能跑着,严峻的现实暴露了干部提拔任用机制存在严重漏洞。同时,大家意识到,把腐败完全归咎 于用人制度的弊端上去,显然也是不客观的。因此要建立全方位的反腐倡廉机制。正如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 :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

  腐败的源头在哪里?有人说,源头在私欲膨胀 (一些贪官下狱后往往这样“忏悔” ),这种话固然“一针见脓”,却 是十足的“正确的废话”。事实证明,林彪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不过是政治骗局。有人说,源头在法纪松弛,主张“盛世 也要用重典”。应当承认,对腐败分子惩治不严乃至放纵,法纪缺乏严肃性和威慑力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然, 原深圳市宝安区委书记虞德海怎敢在他的两位老搭裆已被拘捕,他已被列入审查对象时,还满不在乎地让老婆一次收下 500 万元港币的贿赂?但是,惩治贪官再严酷莫过于朱元璋的剥皮填草示众,其效果也很有限。当贪污贿赂成风时,不谈官官相卫 ,仅调查审判腐败分子的“成本”就必然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法不责众必然会导致受惩的概率极低,乃至可以忽略不计 。我特别佩服《刺世疾邪赋》作者东汉人赵壹的眼光。他有感于一代比一代严重的政治腐败,“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 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 (贪官们 )宁 (岂 )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结论是:“德政不能救世溷乱 ,赏罚岂足惩时清浊?”他看不到社会政治的出路,只有无奈地哀叹“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然而 ,他非常明哲地提出不同时代应当有适宜于当代的“制度创新”:“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 (天道、制度 )极 (达到极限、极端 )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我们今天从事前无古人的现代化建设大业,怎么可能拘守祖宗成宪而没有发 展创造?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无非:一、正本清源,遵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理顺各种关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防止乱用公权;二、拔本塞源,尽快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中跳出来,不去管政府机关根本不用管、不该管的事情,“还政于民 ”,使想搞腐败的官员无处下蛆。

  从制度创新角度讲,又可以分为三项内容。一是重视技术性的制度建设。比如实行政府采购制、会计委派制、财政收 支两条线,如广东省直机关即将实行的公务员工资由银行直接按花名册发放、政府拨款项目由国库集中支付、省政府后勤机关 逐步实行用车用电都交钱的企业化管理等等。这样的制度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既是防止贪赃舞弊的具体办法,也是民主法制建 设成果的累积。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差口号与思想,非常需要的是这种务实的渐进的改良。

  二是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没有这一条,上面讲的技术性制 度建设就可能变成花架子。比如,最近披露的湖北武穴市,一桥梁工程坍塌,分明是因视工程招标制度与监理制度如废纸,偏 要用无资质的单位和人员设计、施工,出了桥垮人亡的责任事故,“当地检察机关竟未能被允许立案侦查”。如果仍然听任某 些人实际上享受超越制度和法律的权力,一掌遮天而群众莫可奈何,所谓防腐倡廉就只能是道士的符咒,吓鬼而已。

  三是尽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制度。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要想把我们经济中的“以公权 谋私利”的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 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 (《腐败的经济学原理》 )1月 27 日广州市长林树森 在广东省人大会议上答记者问时“保证,市政府今后将不再投资经营性项目”。这可以算是一种大彻大悟。更进一步,即使必 须由政府投资的公共工程项目,也应有一套制度保证,从立项论证,招商考察到工程验收,尽量由社会组织来操作,防止由少 数官员拍板定论。真正实行“小政府、大社会”,腐败分子作奸犯科的机会自然会大大减少。

原载[南方周末]

  作者:余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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