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雄:中国的道德处方当如何开出?

  面对不堪的中国社会现实,人们开出很多道德处方。从方向上说,这是不错的。道德总是先对人性有所界定,进而对人际之间的关系有所规范,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根子不都在这两个方面么?许多人认为道德和法律应该二分,可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等等不也是基于道德的初衷?至于政治,记得陈少明教授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过:在中国,道德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反之亦然。这是相当精辟的:我们不是总在叫“以德治国”吗?

  一提到道德,人们总会想到节制私欲、消除私念之类,并且主要地视之为个体的精神实践。最新的例子,是《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的《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作者在描述最近二三十年“国家控制动员体系松动,但其他社会组织形态并未恢复、发育”情况下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时说:“不在国家动员体系中的人是一种纯粹私人的存在,加上蕴涵于传统中的道德规范的解体,他以自己的欲望为最高目的,把其他人都视为与己无干的人,甚至视为自己的敌人。”与之对照,作者在分析“作为一种制度的自由市场之所以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南方国家”的原因时说:“相对于天主教徒,清教徒以严格的道德戒律约束自己,他们是一群节俭、勤奋、节欲、诚实的人,而不是纵欲者和物质崇拜者。”总之,自私、私欲、私念等等是不好的,对它们的消解、节制才是道德的。

  这样的观点当然并不新鲜,也十分符合中国民众对于道德的普遍看法,号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不是一直在讲“克己复礼”么?就在三四十年前,“狠斗私心一闪念”还作为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畅行于中国,其与王阳明的“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何其相似乃尔!这位儒学的重要人物对于自私私念之类当然也痛心疾首,其言其说与我们当今的思想家们也如出一辙:“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

  有这样不绝如缕的道德家,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定是很高的了?其实不然,其情状恰如朱熹所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关于这点,只要看看历史书中的腥风血雨和无穷机心就知道了——也许远离庙堂的民间会好点,但我们也知道,在中国,民间永远也成不了价值主流。在这方面,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似乎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不错,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学有非常美好的道德理想和坚定的道德信念,可以说,这两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值得珍视的部分,其力量成为形塑我们的文化人格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人格也因之而挺立。但是,这样的道德理想和信念,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现实——现实与理想和信念甚至极端相反,几乎可以说,有什么程度的道德理想和信念,就有同等程度的不道德的现实——恰如古今贪官污吏高妙的道德言辞与龌龊的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中间的吊诡留给后人许多迷团,到现在也没见一个有力的解答。而置身其中、“不知时变”的人们则要么以身殉道,要么饱受精神断裂、价值困顿的折磨,更多的人与时变化,养成高超的“中国智慧”,在道德的自我放逐中寻求物欲和人欲的满足——而他们往往还能获得更多的甚至是道德上的社会认同!这样的情形充斥中国历史,也充斥在中国的现实中。

  当年梁漱溟曾经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现在我们终于开始明白,原来这种不道德的现实与道德的理想之间是有着复杂曲折的勾连的,两者不仅不是分开的,反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德理想与不道德的现实是脱不开干系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某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極權专制,它有两个基本特征:大一统、君权独尊。这种“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極權专制由秦始皇首创,其合法性依据在于他统一天下的盖世武功和“积德累善十余世”的世袭政治传统。同样的武功在刘邦身上也存在——也许还更大,但世袭的政治传统他却没有,因此,西汉初年才宗奉黄老道家,其原因按照朱维铮先生的分析,“是因为它的某些说教符合自己由卑弱地位爬到权力顶峰的经验。”但黄老道家与君权独尊并不相洽,在许多方面甚至相冲突,必须找寻新的思想资源来作为君权独尊的正当性依据。这个任务由汉武帝来完成,他发现了儒学的用处,在他“举贤良对策”的号召下,一班“孔家店”的徒子徒孙们闻风而动,各施所长,开动脑筋,为君权独尊找寻依据——在此之前,包括他们的祖师爷孔孟在内,可是受尽打压和排挤的。

  他们找到的依据就是“道德”,按照他们的说法,汉家皇帝是“以德感天”,然后“受命于天”成为“天子”,即“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命于天”。这里的“非继人”非常重要,经过几千年的“灌输”和“培养”,我们都施施然知晓天子是受命于天的——即便科学的发达使我们终于知道并不存在一个具有超常人格意志的“天”以后,我们也还要借助于唯物主义这类在必然性、超越性方面跟“天”具有本质类似的东西来作为政治合法性论证,但在当时,君权却是“继人”——从上辈那里世袭而来,否则就是匪、盗,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儒学的“受命于天”在解决汉家皇帝君权独尊的政治合法性方面真是“功劳大大的”。

  在这个思想过程中,皇帝具有最高的道德是最重要的因素:“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那么,这种作为君权独尊的政治合法性依据的道德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为民”: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王者,天之所予也。”说得再清楚不过:只有“德足以安乐民”的人,“天”才让他当皇帝。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

  这样的思想有效地解决了缺乏世袭政治传统的汉代统治者的君权独尊问题,根据“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命于天”的新思维,君权独尊的合法性不必再依据于“积德累善十余世”的世袭政治传统,而是通过“以德感天”、“受命于天”获得合法性依据,“为民”的道德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

  这种以“为民”的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在汉代建立以后,一直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剑桥中国秦汉史》)这个帝国理想和概念就是以“为民”的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其实践则是“以德治国”的独特的中国極權政治传统:最高统治者德位合一,因为至德而至尊,具有绝对崇高的地位,对他的任何怀疑、批判、否定等等都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也不存在一个与之平等的“他者”,因此也不会有对权力的任何制约。秦始皇确立的“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極權专制在新型意识形态的支撑下一直延续下来。历代的皇帝一面享受着君权独尊,同时也不断有“世路英雄”以“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的名义将他推翻,继续下一轮的君权独尊。

  “为民”难道不好吗?当然没什么不好,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不就一直在盼望着那个“宵旰忧勤、不遑寝食”、一心为民的好皇帝么?近年来充斥银屏的帝王戏,表明我们的盼望还在继续着。可惜,套用朱熹的话,这样的皇帝同样“未尝一日”出现在天地之间,原来“为民”只不过是君权独尊的口实,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否“为民”并不重要,获得“为民”的资格才是最重要的。在实践中,皇帝不仅不“为民”,反而以扰民、欺民、榨民为能事,原因何在?还在于君权独尊,为了维护君权独尊,必须做到两个“无外”:“人心无外”、“天下无外”。“人心无外”通过道德教化来达至,这样的道德教化可不是所谓和风细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的腥风血雨,是“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的暴力恐怖,这样的经验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而中国古人关于“天下”的地理想象则使“天下无外”的欲求获得事实性的支撑,雄才大略的君主南征北讨,其实是为了满足“天下无外”下的至尊唯一。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历史遗绪还依然存在,只不过披上了“世界革命”的新外衣。而注定要不断加剧的统治成本和大小官僚的上下其手则使民众天然地、永远地处于受压榨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统治者而言,克制“自私”、“私欲”、“私念”之类的道德教化正合所用,关于这点,黄宗羲其实早有深刻揭示:“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人君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意予取予夺,就在于其以“为民”的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下的君权独尊。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诡谲之处:以“为民”的口实来获得“为民”的资格,进而获得高居于民众之上、之外的政治权力,再以这样的权力来扰民、欺民、榨民,以维护、保持这种资格。而所有这一切,居然都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

  今天,当我们倡言道德,且并不脱“自私”“自利”之类的传统故智时,我们能不正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但是,我们决不是要抛弃道德,而是要真正如毛泽东当年评价五四运动所说的那样,“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这种新道德以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作为最高和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和原则来建构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秩序。中国正在转型,这一持续了近两百年的社会转型的实质正是从旧道德到新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的组织原则、行为动力、价值标准完全依据于由统治者颁布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其解释权也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并且它往往是一种相对于个人生命来说完全异质性、对立性的力量,个人的生命在它的映照下成为一种否定性的存在,而对个人生命的消解也成为这种道德规范的存在样态。对于这种来自统治者的道德规范,民众除了服从,完全无由置喙,否则即为大逆不道而要蒙受刀剑及颈之灾。而在现代社会,社会的组织原则、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完全依据于民众的生命权利,人们为了实现和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建构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和保障自己的权利,评价人们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唯一标准不是看其是否符合某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准则,而是看它有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

  作为社会生活最大的主导力量,政治也要转型,政治转型的根本就是其合法性基础的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建基于统治者的自诩有德,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建基于民众的权利。也就是说,由着眼于诠释统治者君权独尊的旧道德向着眼于诠释民众普遍权利正当性的新道德转变,由“一切为了权力,因为权力决定一切”的传统政治向“一切为了权利,因为权利决定一切”的现代政治转变。除了上帝或其他类似寄托着人们内心趋善的神祉,民众不需要任何超越于、外在于“民”的力量存在,哪怕再怎么标榜“为民”也不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终于使我们认识到,所有以“为民”相标榜而高居于民众之上的政治力量在实践中必然走向其反面:既完全违背民众的意愿,也彻底背叛其自身的宗旨。民众不要任何人来为自己服务,民众只要自己为自己服务——不论是从动机还是结果,也只有自己才能真正为自己服务。

  权利的特征在于其个体性和差异性,所有不能落实到个体的权利都不是真正的权利而还要继续化约,直到个体为止,而个体必然显现为差异性。权利的这一特征与传统政治“人心无外”、“天下无外”的道德普遍性诉求根本冲突,权利也成为刺穿传统政治道德肥皂泡的尖针。社会需要组织,权利也会让渡,而这一切还是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个体性的权利是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逻辑起点,现代政治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就在于此。

  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史就是一部追求权利的历史。权利既是文明的脚步,也是文明的标尺,这一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图景同样展现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凡是权利得到认同、保障的阶段,就一片光明;反之,凡是权利遭到践踏,那段历史就一片黑暗。

  中国最新一轮对权利的认同和追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进程不会停滞、不可逆转。刘军宁先生发表在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上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是最新的对权利的思想表达和价值诉求,他明确无误地宣称:“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权利一定是个人的,也一定表现为个体性,任何形式的集体、组织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既是这些组织的起点,也是其终点。任何以集体或大局的名义对个人的否定、消解都不具有正当性,这样的集体或大局只属于少数权谋者,而决不是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属于全体民众。

  但是,中国目前“礼崩乐坏”、价值空虚、物欲人欲横流,人们为了功利的目的不择手段,整个社会毫无规范秩序可言,为了利益,个个争先,人人恐后,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个体性还不发达吗?这正是《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一文的立场,作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个体性不是太弱,而是太强,并且将之归咎于“近百年来现代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打碎传统,让个体摆脱这些传统道德与社会机制的束缚”。

  这里的似是而非很多。首先,中国的传统并没有被打碎,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政治在其本质性的合法性建构方面与中国传统并无二致,都以“为民”的道德作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依据,因而在政治架构上也与传统政治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这样的政治主导下的个体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体也并无不同,都是一种原子似的个体,集合在一起就成为“一盘散沙”,他们以血缘及其衍生物为纽带,联合成封闭的团体,个体与个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犹如两只紧握的拳头,利益的竞争遵循的是丛林法则。至于“传统道德与社会机制的束缚”,其实是我们对历史的误判,我们只要看一下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就知道这样的束缚的确存在,但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现代的个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个体,他们之间因为权利而平等,个体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须,因此不论个体还是团体,都是开放的,个体与个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犹如两只十指紧扣的手,丰富多样的社会组织也因此而自发形成,我们期望中的现代社会建设运动也才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同样,道德重建也必须以权利为基础、从权利出发。权利意味着平等,平等意味着尊严,尊严意味着道德人格的自我追求。而在“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侮也;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的社会习俗中,道德的自我放逐必然成为社会常态,道德的维持必须靠统治者的“杀生之势”和“威武”、“兵革”下的暴力恐吓,而由于道德的维持者同时又是其最大的破坏者,更从根本上消解了任何道德持守的精神动机和力量。这样的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我们真是再熟悉不过。因此,真正的、为当今中国所亟需的道德就是人的权利,“现代社会需要有适用于所有人类的、超越文化传统的道德,这种道德不能随社会或政治环境说变就变,这种道德就是人权,它是神圣的,超越性的,普遍的,并在这些意义上来说是绝对的。”(徐贲:《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开放时代》2007年第二期。)

  刘军宁先生用了“文艺复兴”这个词,在这篇文章中,这个词更多地毋宁是一种价值符号和思想立场。但是,将其置于中国语境中,很自然地引出一个长久以来人们聚讼不已的思想学术公案: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否具有现代新道德的思想资源?答案其实非常明确: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以权利为本位的新道德的思想资源,梁启超早就有言:“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刘军宁也说:“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

  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就一无是处,而要将它彻底抛弃?绝非如此!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非常宝贵、现在依然弥足珍贵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强烈、坚韧、持久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使我们对于人心的善具有一种永远的信念,对人世间的合理生活秩序具有永远不懈的向往和追求。正是这种道德感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人格,使我们作为中国人以坚实的文化尊严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是这种道德感,使中国人中从不间断地产生不畏邪恶强暴、舍身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正是他们维持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品质。当中国开始转型,这样的民族脊梁依然绵延不绝地出现着,并且因应新的时代具有了更新的精神风貌,他们更理性,心胸更宽广,视野更开阔。因为心中传自久远的道德善念,他们甚至不惜亲历精神炼狱,决绝地“走出自己的皮肤”,将目光对准全人类的先进文明和普世价值,继续他们的前辈建构合理生活秩序的未竟使命。权利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正是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结果。

  现在,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必须继续这一历史使命,既为了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也为了慰藉传承自我们的祖先而现在依然留存在我们心中的永恒的道德感。

  作者:曾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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